刘国均是什么人
刘国钧 （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刘国钧，又名金巽，出生在江苏靖江，自幼家境贫寒，备尝艰辛，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官僚资本倾轧下，惨淡经营，艰苦创业。
早年在常州提倡“机器革命”，“土纱救国”，1930年果断集资创办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
8年间使大成企业由1个厂发展到4个厂，纱锭由1万枚发展到8万枚，资金由50万元发展到400万元，被当时经济学界誉为罕见的奇迹。
他三渡日本，考察欧美，引进技术、管理，结合工厂实践，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华厂革新化、出口优质化的口号，全面提高工厂管理素质。
并率先在我国纺织界中试制成功灯芯绒、丝绒。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撰写了《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一书，认为抗战胜利后，可用15年时间将全国纱锭扩展到1500万枚，与世界纺织业争王座， 1950年毅然自港返常，在江苏省私营棉纺业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
1958年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出谋献策，提倡养兔，提出办厂要“生产增良，清洁卫生，废物利用，价廉物美”四要点。
十年动乱时，亲笔书写“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跑”对联，以示坚定信念。
还创办刘国钧职教中心，进行各种职业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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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の「和」
从“和”看日本 日本是岛国，四周都是海，这意味着，住在岛内的人，即使不喜欢这个地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换句话说，岛就是这个国家的全部。
对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说，这些想法毫无疑义，但是，在千百年前就不同了。
自公元3世纪（公元239年）日本成立，进入新的历史朝代以来，它融合了日本人，成就了日本文化的“单一民族”，日本形成了拥有单一文化的岛国。
而且，在1945年美国派兵进驻日本之前，从还没有外来军队进驻过日本，因此，日本有较多的自主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日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文化。
在全世界诸多岛国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岛国里，没有一个像日本那样，没被其他民族占领过，也没有被怕接受外来文化，并最终没有和其他民族混杂，而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因此，日本成为史无前例的独特岛国。
日本作为岛国，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把“和”看得最重要。
日本人成为处处称“和”的国家，原因就在于此。
“和”就是了解日本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首先，分析一下“和”这个汉字。
它是从“人们和睦地分饭吃”这个意思引申过来的。
追根究底，“和”就是人们“和睦相处”的意思。
在岛国，“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岛国的四周都是海，即使出了什么事，人们也无处可逃。
如果无法离开的人们有了分歧，开始争斗，这样不断斗来斗去，最终只会导致一起灭亡的结局，所以和平共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
而在大陆上通常是强者发动以推翻力量较弱的在位统治者，那么，弱者就可以向国外求援以对抗强敌，胜者为王，获得统治权。
这样，大陆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改朝换代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义”的大旗下可以轻易地发生引起朝代更替的战争。
日本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而儒家思想要求对君主绝对效忠。
为了阻止以“以”为名的改朝换代，日本统治者在人们心中确立了一个神圣而的形象，被形象化的这个神圣的存在就是“天皇”，这个词对于日本人意味着“神的子孙，人间之神”。
人们通过侍奉“神圣”的天皇，绝对地服从于天皇。
即使发生战争，只要天皇的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战争。
这些就是日本能够维持“和”的原因。
住在岛国的人们，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所以，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
同时，也很容易陷入“我们是世界上最棒、最优秀的民族”这种错觉当中。
日本也不例外。
在岛国，敬重最高统治者是一种民族习惯，而且，为了避免自取灭亡，把“和”放在了第一位。
为了不让各种势力互相厮杀，人们一直遵从最高首领。
这些就是天皇出现在日本的原因。
虽然，日本也出现过很多次政变，但天皇的血统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保持着所谓的“万世一系”，即一个血统的永久持续。
日本现任天皇——是第125代天皇。
在英国也同样如此，英国人的说法是“神佑女王”。
直到现在，国王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的象征及元首，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岛国重视传统，还因为对于四周都是海的岛国来说，正是“和”才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和日本发生过的流血事件远没有法国那样激烈，这足以体现出“和”对于这两个岛国的重要性。
“和”既是日本的建国理念，又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在上，第一个强大国家的出现是在公元4世纪末。
打下这个基础的便是最为日本人所崇敬的。
他在公元604年制定并颁布了，即上最早的宪法。
它的第一条就强调了“和”。
（大意为：，忤逆为宗）所以，“和”即使统治日本的思想基础，也是日本人的基本思维方式。
在约1400年的时间里，“和”成了统治日本的思想。
决定日本人民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态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和”。
“和”成了充分了解日本人的钥匙。
这个“和”表示社会要和平、和谐、和睦。
“和”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塑造日本和日本人的呢
人与人之间通过和谐共处形成的社会。
应该得让每个人找好自己的位置，确定身份。
只有每个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个社会才可以维持“和”。
因此，每个人都得认清自己的位置。
不妄想找到更好的，这被日本人叫做“有分寸”。
“有分寸”指的是心知肚明、能找到自己位置的表现。
从制度上就规定了不可改变的身份，这样，日本成了彻底的。
在这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没有弱者立足的地方，因为弱者终究会破坏“和”。
于是，弱者会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甚至被驱逐出去。
在这个极其看重“和”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掌握分寸是非常重要的。
掌握好分寸，是日本人的基本心态。
“有分寸”意味着不脱离自己所属的领域，如果脱离这个领域，在过去有可能招致死亡。
在日本民主化的今天，这种做法会招致社会上的负面声音。
当然，现在的日本人也得掌握好分寸，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
一旦越过这个领域，就成了“害人的行为”。
在日语中，把“麻烦人、打扰人”的表现称作使别人“困扰”。
所以，日本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千万不要去打扰别人”。
如果不想麻烦别人，就得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否力所能及，都得无条件地去做。
在被容许的范围内，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完成自己的那一份工作，社会也就能正常运转。
只有每个人都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才能维持均衡的社会。
在日本，如果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转给别人做或者没有完成，就会被视为没有能力的人。
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一人前”。
这是一个个人领域明确的社会，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人做人的道理。
在日本，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做普通工作，只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才能享有自己的那一份待遇。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恪尽职守。
日本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恪尽职守，社会不会容纳不尽责的人。
按照“一人前”的原则，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最重要的就是不做超越自己所属领域的事。
如果某个人的行为越轨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
日本人从小就受到“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许越过自己的领域”之类的教育，从小就养成“自己的任务一定要有自己来完成”的习惯。
结果，从外部看上去，逐渐变成了规范化的人格。
要避免打扰别人，彼此间要和睦相处，有话也用不着一一向对方讲出来，你必须尊重对方，同时也要想到对方的需要，所以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非常重要，日本人把这叫做“体谅”。
体谅——在对方讲出来之前就为对方考虑到了，这种周到是日本社会的基本礼仪。
因此，不仅是不会为人着想，还包括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人，在日本都不能算是正常人。
彼此间设身处地地为方着想，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自己讲出自己的意愿，会使对方感到很难堪，是很失礼的行为，最终还是会给对方带来麻烦。
为了维持“和”的“体谅”，是对对方的尊重。
在日本社会，“和”是最重要的。
日本是个彻底排斥“和”的破坏者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为了维持“和”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体谅”社会。
在无处可逃的岛国，一旦出现纷争只会两败俱伤，因此，为了和睦相处，“和”尤为重要。
同时也不能忘记主动地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体谅）。
与别人共处时，要时时刻刻留意让对方开心。
这表现为对别人的亲切态度。
并且，和他人接触时，行为必须是彬彬有礼的、和蔼的。
因此，日本人的一大特征就是“和气”，彬彬有礼地打招呼，对人亲切，始终面带微笑，以及亲切的话语，正是这种亲切感，使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亲切之国”而闻名。
“和气”正是从“体谅”延伸出来的。
这是这种国民的使得今天的日本成为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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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
19世纪欧洲人们信仰； 一八O六年普莱西（PLESSIS）担任魁北克的主教后，便开始致力於加拿大天主教会的组织工作。
因着他的努力奔走，许多教区相继设立，天主教大学也一所一所地诞生，最有名的要算成立於一八二一年的拉瓦尔（LAVAL）大学。
除了大学外，加拿大天主教徒也争取到设立自己的中小学，并由本堂区来管理经营的权利。
有了教区，大学和中小学之后，加拿大欧洲移民天主教徒无后顾之忧，便从东海岸朝内陆地区出发，向印地安原住民和北极地方的爱斯基摩人传扬福音。
正当法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大量移民加拿大东海岸地区之际，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信徒也趁着美国宪法所给予的自由，纷纷移民美国东部，其中以誓反教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信徒居多，他们又大多来自英国。
慢慢地。
誓反教这两个团体成了美国最大的两个基督教派，他们的牧师和传教员不辞辛劳，陪随着拓荒者深入美国内陆，向西部移动。
传教士们经常把拓荒者聚在一起，向他们讲道，领导他们祈祷，唱圣歌。
一时归依的人很多，有时候归依的速度之快，心情之热烈令人惊奇，几乎有点反常。
美国在一七七六年独立的时候，全国天主教徒不过叁万人左右。
十叁年后，第一个教区巴尔的摩（BALTIMORE）教区成立。
此后，有不少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对美国天主教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例如苏比斯修会（SULPICIEN）会士在巴尔的摩教区传教，另有几位法籍传教士在中南部的路易斯安娜州担任主教。
不过，使美国天主教会真正强壮起来的，是大量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移民，其中以爱尔兰天主教徒影响力最大，他们直到今天仍然执着美国天主教会的牛耳。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自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天主教移民也逐渐增加，他们和爱尔兰及法国移民一样，大都是贫苦的人和劳动人士，一般都在城市里谋生。
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天主教移民中，有些人企图在美国建立自己本国的教会团体，但遭到爱尔兰教友的反对，他们以为大家既然同是来自欧洲，在美国奋斗谋生的教友，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建立一个唯一的美国天主教会团体。
一八五二年，美国天主教会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
随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举行过会议，使美国天主教变得更有组织，更有活力，他们设立了许多教会机构，成立了天主教学校网，以免受到誓反教的影响。
於是欧洲男女修会团体纷纷来到美国设立分院，而且美国本地的新修会也一一地诞生，例如圣若瑟爱德修女会，圣保禄男修会等等的。
在十九世纪初年，美国天主教也像加拿大天主教一样，尝试着向印地安原住民传播福音，但没有多大成果。
这些原住民被来自欧洲的白人逐渐驱逐到中西部，而且慢慢地被铲除。
除了印地安原住民外，美国南方还有不少黑人，但是那个时代的天主教面对着黑奴在美国政治上所形成的棘手问题，并没有太关心向黑人传播福音的问题。
因此，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依然很有限。
二十世纪初年，美国天主教才开始把向本国黑人传教当作一回事。
一九一一年美国外方传教会终於成立，有男修会和女修会，他们便是通称的马利诺会（MARYKNOLL）。
移民北美地区的欧洲人对他们在新大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非常珍惜，对国家的自尊心也非常敏感，即使在教会事务上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中，美国天主教会内部曾有些离心的现象出现，当时有个名叫劳动骑士的工人组织，性质像秘密的社团，於是引起罗马教宗良十叁世谴责的意向。
那时巴尔的摩教区总主教吉本斯（GIBBONS）枢机立刻劝阻教宗这样作，以免引起美国天主教徒的反感，因为美国天主教徒大都为劳工界人士。
不过吉本斯枢机主教却出面维护美国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一体性，而且也不忘指出美国天主教与欧洲天主教的历史渊源关系。
与吉本斯枢机主教同时的圣保罗教区的艾尔兰（IRELAND）主教，也曾努力把天主教学校纳入公立学校系统中，却遭到各方普遍的反对。
於是他在一八九叁年让天主教友领导人士加入芝加哥各宗教议会，为向美国社会显示美国天主教并不和自由主义作对。
不过当时的教宗良十叁世对自由主义的唯利是图，不顾人性尊严，缺乏社会间的友爱关怀，曾予以严厉的谴责，这个主义思想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被良十叁世斥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O）。
这在这位天主教社会训导先驱的教宗的'新事通谕（RENUM NOVARUM）中有所论及。
对良十叁世教宗的谴责，美国的吉本斯枢机主教和艾尔兰主教曾努力缩小在美国社会中造成的冲击，但这两位主教也抱怨罗马教宗把美国主义视为异端来看待。
正当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特别是英国、爱尔兰、法国，甚至意大利、德国和波兰人大举移民北美之际，中南拉丁美洲整个地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法国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这两个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纷纷趁机起义，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叁年的六年间，一个个宣布独立。
当地忠於西班牙的主教们在独立运动中一个个离开拉丁美洲，造成那里教会的真空，使那边的教会陷入混乱。
一八叁一年额我略十六世教宗继任后，决定承认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於是那里的教会才恢复一点秩序。
不过，事情说回来，拉丁美洲各独立国家的政府领导阶层人士所代表的还是过去殖民时代的地主，当地印地安原住民的生活和社会处境丝毫没有因为国家独立而获得改善。
国家政权总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交替，为了掌握政权，两派时常发生暴力的冲突。
处在这种局势中，天主教会一般而论都支持保守派，因为自由派所走的是反对教会神职的路线。
在整个十九世纪，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加以法国当时大思想家孔德（COMTE）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O）在社会领导阶层人士中盛行，自然对教会传播福音的工作不利。
只有等到一八九九年拉丁美洲主教在罗马召开大会后，这片广大地区的天主教会才出现一点生机。
十九世纪欧洲移民以美洲为主要目的地，但也有一部分前往南太平洋英国放逐罪犯的澳洲。
天主教徒中以爱尔兰移民居多，他们很快地有了自己的教会组织结构，也产生了叁位主教。
悉尼的总主教莫兰（MORAN）枢机在一八八四年接任后，更不遗馀力，大刀阔斧地拓展澳洲天主教会，他创立全国大修院，召开全国教务会议，鼓励教友参加公会组织，加入劳工党。
莫兰枢机担任悉尼的总主教达二十七年之久，在他的领导下澳洲天主教发展得很快。
在中南太平洋各群岛地区，英国誓反教传教士一般比天主教的到得早。
一八二七年天主教圣心会和圣母会会士抵达大洋洲，他们在传教上经常与誓反教人士发生争端。
虽然如此，这片广大海洋各群岛的居民在十九世纪中都很快地接受了基督的福音。
社会的发展状况 19世纪前期欧美文学的主潮是浪漫主义，19世纪后期欧美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强烈震撼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理想王国”降临人间的希望。
但理想王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王国的理想化，革命后的现实是战争和贫困，是更加尖锐的阶级对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开来，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将人的主观精神的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浪漫主义文学也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极为不满，常常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他们的作品想象丰富，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反感和厌恶使浪漫主义作家寄情山水，热情讴歌大自然，作品的主人公也常常活动于奇异的自然环境或富有异国情调的遥远的部落。
浪漫主义是作为古典主义的反面出现的，他们批判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获取语言通俗、感情丰富、格式自由奔放的营养。
但他们为此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度，甚至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却是错误的。
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其次是戏剧和小说。
这些作品辞藻华丽，比喻生动，艺术手法丰富多样，但他们的叙事作品也有结构散漫、情节枝蔓过多等缺点。
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兴起于德国，然后迅速传遍欧洲各国，并远涉美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
19世纪30年代，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等国，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丑恶面目也日益暴露，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都对19世纪中叶及以后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日益暴露，浪漫主义者的空洞呼唤和抽象的抗议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于是作家们从理想的天空回到“坚实”的陆地，深入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种种矛盾，批判现存秩序。
这股文学思潮被文学史家称为批判现实主义。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哲学的传播，开阔了作家们视野，有利于作家们加深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批判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批判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但难以找到变革社会的正确途径。
这种思想背景使得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带有悲观色彩。
批判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常常以社会的书记员自居，力图把作品写成时代的记录，将文学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映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对现实予以相当深刻的揭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赞扬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认为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供的总和还要丰富。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仅以严谨的态度观察社会生活，分析社会事件，力图达到社会细节的真实，同时还注意选择典型的事例加以集中、概括、加工，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广阔的时代画面。
批判现实主义最主要的文学体裁是长篇小说，它将长篇小说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使这种文学体裁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资本主义时代的“史诗”。
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极不平衡。
它于1830年兴起于法国，稍后在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发展起来。
1861—187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美国的南北战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都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1870年以后，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等国，批判现实主义趋于衰落，形形色色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在西欧文坛上此起彼伏，但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俄罗斯和北欧诸国，却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将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到高峰。
19世纪欧洲文学成就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英、德、俄和北欧地区，美国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获得了独立的民族品格，南欧和东欧各国也有发展，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1816年，意大利诗人白尔谢（1783—1851）发表了《格利索斯托莫致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宣言。
此后，涌现出曼佐尼（1785—1873）、莱奥帕尔迪（1798—1837）、卡尔杜齐（1835—1907）和乔万尼奥里（1838—1915）等浪漫主义作家。
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在英、法现实主义文学、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出现了名为“真实主义”的文学流派。
这一流派的作家主张以科学方法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避免在作品中揉进作者的主观意识，并以下层人民作为主人公，写出他们的苦难生活。
它的代表作家维尔加（1840—1922）。
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1821—1823）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为主人公的浪漫主义长篇历史小说。
它描写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农村青年伦佐和鲁齐娅的悲欢离合的婚姻风波，以借古喻今手法表现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意大利人民的悲惨遭遇，抨击外来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地主的专横跋扈，渴望取得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
乔万尼奥里（1838—1915）代表作长篇历史小说（1874）以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思领导的古罗马奴隶起义为题材，揭露了独裁者苏拉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和糜烂生活，热情歌颂奴隶们为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精心塑造斯巴达克思这一奴隶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同时又表达了19世纪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呼声。
维尔加（1840—1922）在宣扬真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陆续创作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1881）。
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意大利统一后在资本主义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不加掩饰地暴露社会的阴暗面。
维尔加的小说对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经历了“毫无光彩的十八世纪”之后，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西班牙文学于19世纪重新繁荣起来。
前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埃斯普龙赛达（1808—1842），他的和诗剧都是传世名篇。
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古•阿•贝克尔（1836—1870）著有《抒情诗集》，他的诗句优美纯净，感情热烈。
贝尼托•加尔多斯（1843—1920）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长达46卷的《民族轶事》堪称十九世纪西班牙民族的史诗。
19世纪30—60年代，东欧各国的文学创作以浪漫主义为主，代表作家有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聂姆曹娃（1820—1862）等。
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1798—1855）生于立陶宛（当时属波兰），他的第一部诗集《歌谣和传奇》第1卷（1822）标志着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
代表作是诗剧《先人祭》（1822—1832）和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4）。
前者热情歌颂波兰爱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愤怒声讨异族入侵者的凶残行为。
后者通过有世仇的两大家族的争执，而年轻一代又终成眷属的故事，宣扬爱国主义思想。
长诗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对波兰的民间生活、风俗人情有十分精到生动的描绘，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祖国深沉的爱。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匈牙利革命诗人，早期诗歌受民歌影响，创作了《农村的大锤》和《雅诺什勇士》（又译为《勇敢的约翰》）两部叙事长诗（1844）。
后来写了很多充满战斗激情的政治诗，如《民族之歌》和《使徒》等，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裴多菲还有较多的爱情诗，如《我愿意》，《自由与爱情》等，既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更表现了他对自由的热爱。
裴多菲使匈牙利诗歌摆脱了拉丁语诗的束缚，创造了自由诗体，为匈牙利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兴起并得到发展，波兰的显克微奇（1846—1916）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以及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1896）、《十字军骑士》（1900）等。
捷克作家扬•聂鲁达（1834—1891）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描绘布拉格市民的生活习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1850—1921）的代表作《轭下》表现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欧洲工业革命 欧洲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
又称产业革命。
它既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始于18世纪60～80年代，结束于19世纪末。
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最早具备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
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在棉织、采矿、冶金、制盐、玻璃等行业中迅速兴起。
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也同时发展起来，生产技术不断改进。
劳动工具日趋专门化，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18世纪30年代，C.唐森德子爵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 。
农业家R.贝克韦尔培养出新莱斯特羊，开改良牲畜之风。
1760年以后的4000多个圈地法案实施后圈占土地364万公顷，使农业完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
18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市场、殖民地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扩大，使棉纺织业获得巨大发展。
水陆交通大大改善，便利工农业产品和原料的运输，促进商业繁荣，为工业积累了资金。
18 世纪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
1733年J.凯发明飞梭，提高织布效率一倍。
1767 年J.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770年取得专利。
1769 年，R.阿克赖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71年在克隆福特创办第一个棉纺 厂。
S.克朗普顿于1779年发明骡机。
1769 年，J.瓦特发明蒸汽机，取得划时代的技术成就，引起一场工业革命。
1776年制成单动式蒸汽机。
1782年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
1785年棉纺厂开始使用蒸汽机作动力。
1789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织业。
工业革命后，蒸汽机逐步扩展到化工 、冶金 、采矿、机器制造、运输等部门。
化工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硫酸、漂白剂、盐酸、苏打的发明适用于纺织、玻璃、肥皂等行业的需要。
18世纪20年代J.马斯普拉特等在利物浦建立生产苏打的工厂。
M.法拉第发明制造氯化碳的新法，奠定了兰开夏和柴郡化工工业的基础。
对法战争以后的年代是英国化工工业的黄金时代。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采煤业迅速发展。
在矿井中，普遍使用蒸汽抽水机。
1820年卷扬机代替人工背运，煤产量更加迅速增长，英国成为欧洲最大产煤国。
1786年以后，蒸汽机的制造带来了冶铁业的繁荣；对法战争的军火需要扩大了冶铁业。
战后工业革命开始进入以冶铁和机器制造为主的阶段 。
1824年议会取消部分机器禁止出口后，更刺激了机器生产。
1828 年J.B.尼尔森发明用鼓风炉把热空气吹进熔铁炉的新法，完成冶铁技术的改革。
在机器制造上，20年代发明卡尺和车床；1838 年J.内史密斯发明汽锤。
到40年代，已能用机器制造工作母机，主要部件已标准化。
此时 ，机器大工业已代替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
1835年英国棉纺织业已有23.7万工人 ；毛纺织厂已达1300个，工人7.1万人。
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交通运输部门提出新的要求。
火车的发明从根本上解决了陆路交通问题。
1825年斯托克顿棿锪槎偬?吠ǔ担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用铁路连结起来。
到50年代，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均已完成。
19世纪上半叶，虽然帆船在远洋航行上还处于极盛时代，但使用蒸汽机于船舶上已获成就。
1818 年在多佛和加来间已有轮渡。
1838年蒸汽轮船阿斯号和大西洋号横渡大西洋成功。
比利时工业革命 拿破仑一世占领时期开始冶铁业工业革命。
棉纺织业中心在根特。
英国制造商W.科克里尔在塞兰建立的铁工厂则是30年代欧洲大陆最大的工厂。
1825年安装第一台动力织机，1845～1846年达3500台。
到40年代工业革命已完成，其机器能与英国竞争。
1833～1834 年开始兴建铁路。
法国工业革命 法国在18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后，通过统一度量衡和关税来统一国内市场。
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本已在巴黎周围开始的近代集约化家庭农场得到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提高。
拿破仑统治时期，毛织业因军事需要得到发展，一批化工工业用N.吕布兰法制造苏打。
复辟时期工业革命业已开始。
七月王朝时工业革命进入极盛时代。
除原有诺曼底棉纺织业得到发展外，还出现诺尔省和阿尔萨斯两个新中心。
19世纪30年代工厂制在棉纺业已占优势。
毛纺织业中心在鲁贝和里姆，而里昂则已是丝织工业中心。
20年代建立几个焦炭冶铁厂，改进冶铁技术。
在发展焦炭冶铁的同时，木炭冶铁也在发展。
19世纪中期拥有的蒸汽机台数和马力超过大陆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开采洛林铁矿前，煤铁产地相距甚远，1828年建造将圣艾蒂安的煤运到罗亚尔河畔的铁路。
但是工业只集中几个地区，人口流动没有英国明显，而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一直相当大。
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德国工业革命 对法战争后，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容克地主采用科学的轮耕制，使用化学肥料，产量大增；西部富农集中区域是资本主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农业机器得到较广泛使用；南部以小农为主，历来精耕细作，1871年后酿酒业有大发展。
德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大为发展。
棉纺织业中心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诸邦，1847年始用蒸汽机作动力，50年代出现股份公司办的大工厂。
麻纺织业因农村家庭转向棉纺织业而衰落。
毛纺织业在20年代曾发展为小型工业，但在19世纪中叶衰落，德意志统一后恢复成为大工业。
重视重工业是德国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
冶铁业中心原在西里西亚和莱茵兰，19世纪50年代已转移到鲁尔。
后者也是炼钢中心，A.克虏伯即发迹于此。
1851～1871 年间威斯特伐利亚成为欧洲大陆最大工业中心 。
德国统一前的煤、铁、钢产量都已超过法国，只有蒸汽机的使用还落在后面。
19世纪50～60年代德国工业发展速度超过英、法。
铁路处于重要地位。
第一条铁路是1835年纽伦堡至富尔特的仅 6千米长的铁路。
1839年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成。
1869年共有17700千米，其中普鲁士占1万千米。
铁路一开始即与军事关系密切，1873年便成立帝国铁路管理局控制全境铁路。
德意志统一后很重视利用最新科学成就，突出的是电器工业和化工工业，40年代电气工程师与实业家E.W.von 西门子打下电气工业基础，1882年化学染料产量占世界2／3以上。
化肥工业也处于领先地位 ，精密仪器也受到重视。
19 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
俄国工业革命 19世纪30年代，俄国工场手工业达到相当规模。
大商人、包买商、富农和一部分经营商品化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地主贵族积累大量的资本，具备从事机器生产的条件。
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俄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基本形成 。
俄国工业革命中 ，铁路在各个阶段都起到带动作用。
1851 年连结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铁路通车，到1861年有铁路2388千米。
1861年以前形成3个工业中心：①乌拉尔。
1860年生铁产量占全国76％，生铁运到中部工业区制成最后产品。
②中部工业区。
包括莫斯科周围9省，棉、麻、丝纺织业都集中在这里，生铁产量也占全国16％，其南缘有新兴的甜菜制糖工业。
③波罗的海沿岸工业区。
以圣彼得堡和纳尔瓦为中心，用英国运来的煤和瑞典的铁矿石冶铁，用英国棉纱织布，外国资本和技术经由本区进入俄国。
1861年以前，工业对全国影响甚小，7400万人口中只有76万工人，但颇为集中。
19世纪60年代铁路从莫斯科辐射出去，连结中部9省主要城市，还有铁路沟通乌拉尔和乌克兰，后者变成新的工业中心，英、法资本投资于采煤业、冶铁业，生产供全国使用的铁轨。
最南边则发展巴库石油中心。
1887年有铁路30132千米。
全国1.13亿人中有132万工人。
1887年以后，工业发展速度加快。
农村在19 世纪90 年代已成为工业品稳定的销售市场。
这时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道不仅增加对煤铁的需求 ，还把工业引向东方 。
1900 年有铁路53350千米。
到19世纪末 ，俄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此外 ，中欧如波兰 、波希米亚（捷克），南欧如米兰、加泰罗尼亚，到19世纪末都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工业革命。
欧洲大革命
历史论述题
1、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反，北宋王朝的积贫的局面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进一步加深。
个人认为造成积弱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
由于在唐中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到了北宋建立后，由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少了。
所以北宋政府采取得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纵容地主兼并土地。
官僚、地主、豪绅、僧侣等在北宋期间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属于地主阶级当权派。
他们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同时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想方设法隐田、漏税。
到了北宋英宗时期，纳税土地仅占全国总耕地的十分之三。
土地兼并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以致于这些破产者不得不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客。
佃客经常收到地主的鞭打，甚至是连女儿的婚姻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
使当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二、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
冗官：北宋之初，宋太祖、太宗为了分散地方官的权力，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
并把各路官员的权力四分为司法（宪臣）、财政（漕臣）、军事（帅臣）和农事（仓臣）四项。
在中央，为了分散相权，以同中枢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同时设立副宰相；设立枢密院时相权与军权分离；设立三司将财权分离。
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使三权分离。
这样将地方官权力和宰相权力消弱，但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就是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庞大。
加之北宋政府又通过科举制、恩荫制和其他途径使地主阶级广泛的参政机会，而官多职少，以致于许多官员长期待职。
这样又使原本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
冗兵：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北宋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招兵。
太祖期间，禁军、厢军共38.7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91.2万人。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
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将负担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这就造成了冗费。
北宋除了要收最基本的两税（按田亩和资产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之外，还有丁口之税、杂变之税、和买绢帛、和籴粮食。
赋税之外又有十分沉重的差役和杂徭。
三冗问题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断发生。
北宋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派兵所需的军饷和粮饷又摊派到了下层劳动人民身上。
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北宋国力愈来愈弱。
三、岁币。
国力下降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加之北宋实行虚外守内的国防政策，北宋边境屡遭辽、西夏的入侵。
北宋统治者一直认为内忧重于外患，所以对辽、西夏的战争中经常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
并分别于景德元年、庆历四年与辽、西夏达成和议。
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年需要“赠予”辽、夏大量的岁币。
这又大大加重了北宋下层人民的负担。
最近看陕西台《开坛》中有人说两宋时期人民是封建时代中最富裕的，但是国家实力确实最弱的。
其实两宋时最富裕的仍然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这些官僚和地主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并想方设法逃脱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徭役。
北宋可以说也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即国家财政紧张和下层人民经济负担过重，而中间的官僚和地主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
个人认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赋税制度不力。
从宋代开始，土地兼并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政府所能做的不在于如何抑制兼并，而在于如何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减轻繁重的赋税。
如唐朝时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及后来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是以这个目的进行改革的。
但是由于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之北宋政府对土地兼的默许。
导致保守势力强大，最终影响了王安石变法的实施。
可以说自北宋建立实行繁重的赋税制度就已经注定了它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局面。
2‘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化的工厂大工业的飞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工业时代。
（2）在工业时代，适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工厂制度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工业组织形式进入大企业时代（原因、特点）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和资本出现集中趋势。
同时，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工业，如电力、石油工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巨额资金。
（2）著名代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财团； 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德国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 （3）大企业的影响：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企业日趋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联合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
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
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
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
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
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
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
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农业发展，流动人口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1个，1851年达到13个；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
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
1851年，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总和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2％。
初步实现城市化。
工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首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发展尤其迅速。
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
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
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
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
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
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
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
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法、德等国也开始工业革命。
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
其中，最主要是推动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学说，也是一种社会运动。
它是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
在17、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由的口号，这时自由的含义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
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其他各种特权，它强调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等。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18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它要求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相适应。
因为工业革命发展以后，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对政府的种种陈旧的框框束缚感到非常不满，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凭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一争高低，过去，政府给某些大公司以特权，并进行保护的政策，大大约束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希望可以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
19世纪以后，由于欧洲各国的工业已经有很大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资产阶级对维也纳体系下的专制与反动非常不满，这促使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并成为19世纪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
自由主义学说包括社会和经济两方面。
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等。
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后，许多人对斯密的学说加以解释和发展，其中，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成绩最为突出。
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即他们发现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又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因此，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否定重商主义理论。
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三者成反比例运动，地租增长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工人也要忍受暂时的困难。
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
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经过不懈努力，19世纪中期，各国通过改革或革命，工业资产阶级陆续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
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和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印度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典型国家，棉纺织业首当其冲。
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 200倍。
1850年，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
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
在英国棉织品冲击下，驰名世界的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三四万人。
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挣扎在死亡线上。
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殖民者还强迫印度农民种植棉花、黄麻、茶叶等作物，使印度沦为英国的农业附庸。
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 首先，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如电力，煤炭等，这些新能源的直接促进了重工业的大踏步前进，使大型的工厂能够方便廉价的获得持续有效的动力供应，进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并为之后的经济垄断奠定了基础。
其次，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的问题。
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发动机的出现，发动机的发明又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推动了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足迹遍布了全世界，也让各个地区的文化，贸易交流更加便利。
第三，通讯工具的发明。
自从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不在局限与面对面的谈话。
最后，化工业的迅猛发展。
炸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军工业的进步，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煤炭中提取各种化合物，塑料，人造纤维先后被投入实际生活。
上述的四种发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开始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纯粹的知识，然后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应用3、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
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
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
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
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
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
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
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
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
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
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
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
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
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
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
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
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
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
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
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
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
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
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
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
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
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
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
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
“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
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
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
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
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
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
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
“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
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
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
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
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