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耻
1874年 5月，日兵3600余人入侵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
10月，迫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1894年 7月，日本军舰突然袭击在丰岛海面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重创“济远”号和“广乙”号；击沉“高升”号运输舰，造成700多中国官兵死亡，由此爆发中日“甲午战争”。
9月，日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中国北洋舰队，击沉4艘军舰。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船250人、“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及全船270人壮烈牺牲。
10月，日军分两路侵犯我辽宁省。
11月，日军占领大连、旅顺。
日军进入旅顺后，见人就杀，在4天3夜的大屠杀中，全市2万多中国人全遭杀戮，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1895年 2月，日军从水陆两路夹攻驻威海卫中国海军。
3月，日军占领整个辽东半岛，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仅在田庄台一地，就杀死我军民2000多人。
4月，日本迫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
6月，日军再度登陆台湾。
11月，日占领台湾全岛。
同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向日本交纳3000万两白银，日本才交还辽东半岛。
1898年 日本强行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
1900年 5月，日、俄、英、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镇压义和团等反帝爱国运动。
7月，日军攻陷天津，在津抢劫白银200多万两。
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京烧杀淫掠。
1901年 9月，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交出税务、使馆区管理权，并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
1905年 1月，日军再度占领旅顺。
3月，日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并与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我东北进行大规模厮杀。
年底，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之特权。
1906年 6月，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07年 7月，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4年 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
10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
11月，日、英联军攻占青岛。
1915年 5月，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8年 日军开抵哈尔滨，攫取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管理权。
1925年 5月，日本人开枪打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其他工人十余名。
后又伙同英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场打死工人和学生71人，打伤数十人。
1926年 3月，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国驻军死伤10余人，后日本调军舰于大沽对中国进行威胁。
3月18日，北京群众举行集会抗议，遭到镇压，47人被打死，200余人被打伤，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8年 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1000多人，并占领济南。
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使我3000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 1月，日制造事端，进犯上海。
日军与奋起抵抗的驻上海十九路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
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 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同年，日本成立“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731细菌部队)，后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
该部队用中国人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细菌以及毒气、枪弹等的活体试验，并大量制造鼠疲、霍乱等各种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中国各地，残害中国人民。
1934年 5月，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和吉林伊兰县强占民地修建机场，并动用飞机轰炸伊兰县，炸死我民众2万余人。
1935年 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 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嗣后日以重兵三路进攻华北。
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南市放火连烧9日，军民死伤无数，上海5255家中国工厂被占，损失超过8亿元。
12月13日，日军攻下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
1938年 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
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9月，日军汇集5万余兵力，分25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
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
1939年 2—6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7月，日军用14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9路围攻，打死打伤我民众15万余人，粮食被焚劫一空。
日军还乘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之机，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
10月，日寇2万多人分12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1月，日军攻陷南宁。
12月，日本与汪精卫在沪签订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支新兴关系调整要纲》，其主要内容为：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绥远、察哈尔、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中央至地方政府由日本监督；伪军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伪政府经济由日控制；一切资源由日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940年 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日军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1年 1月，日军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烧该村全部房子，集中屠杀和烧杀1340多名村民，类似的屠杀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比比皆是。
6月，日机夜袭重庆，在校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3万多居民窒息而死。
8月，日军集10万以上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大“扫荡”，烧毁我房屋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残杀虏掠我国同胞2万余人。
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1942年 春，日军在冀热辽区，自古北口到山海关约200多里的长城两侧，承德、密云、迁安等9个县内制造无人区，使大片土地荒无人烟，近50万中国人过着非人的生活。
5月，日军5万兵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1943年 秋，日军以4万多兵力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一带疯狂扫荡87天，屠杀中国村民700多人，烧毁房屋5000多间。
1944年 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
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
12月，日军攫取了大陆交通线。
从1937—1945年8月15日，8年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我国其它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达5620多亿美元。
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南开历任校长名字
南开大学历任校长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汉族，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
南开大学创办人，亲任校长30年。
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服务海军期间，亲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创办新式教育，遂弃戎从教，在天津严修家馆教授西学。
以后，积极仿学日本、美国教育，倡办新式学校，联合严修等地方著名人士捐输财力，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
1936年在四川重庆成立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
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
张伯苓以倡导爱国教育和重视学校体育，为教育界所钦敬，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
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因教育成就卓著，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
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
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1919年赴美留学，耶鲁大学博士。
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
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
同时，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何廉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30年代后期，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继续主持和关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积极参与南开大学复校工作。
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75年病逝于纽约。
杨石先（1897-1985），男，1949年至1950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蒙古族，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
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祖籍安徽怀宁）。
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18年和1929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化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校长、名誉校长；曾当选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部主任，国家科委化学组组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等职。
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天津市主委。
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培育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其中1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1-8），以及有关植物刺激剂、杀菌剂研究的学术论文40余篇，研制了杀虫剂久效磷、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等十几种新农药；并著有，译有等专著，为我国农药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杨石先教授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
建国后，为南开大学的改造、调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基础理论教育，较早提出高等学校应担负教学、科研双重任务。
1962年在南开大学亲自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
重视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办学条件的建设。
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
臧伯平（1913－），男，汉族，又名臧树棠，河北省唐县人，197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早年就学于保定第二师范、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
历任唐县县委书记、灵寿县县长、第四专员公署专员、石家庄市市长。
建国后先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党委第二书记，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并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臧伯平长期担任高等学校党政领导工作，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熟悉高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管理经验。
工作作风扎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师生职工生活，强调教师教书育人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为推进全国职工教育、民族教育，以及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作出了贡献。
臧伯平工作之余，先后发表长篇小说、诗集、回忆录和等作品。
滕维藻（1917－2008），男，汉族，著名世界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教授，世界经济博士导师。
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1917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阜宁县。
1942年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6年受聘南开大学任教至今，历任金融贸易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务长、副校长、代理党委书记、校长。
现任南开大学顾问、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组召集人等职务，并曾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聘请为跨国公司委员会高级顾问，是我国被选担任该职的第一位专家。
滕维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跨国公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40年代，发表了多篇评介西方金融演说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文章。
60年代开创学校大洋洲经济研究，为我国研究外国经济填补了一项空白。
此后，编撰、、、《跨国公司剖析》等著作。
滕维藻教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为把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学校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国家急需和薄弱、短缺专业，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培养高级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滕维藻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母国光（1931-），男，汉族，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著名光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光学仪器博士生导师。
1931年生于辽宁锦西，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
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光学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大学国际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校长期间，在保持和发扬南开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同时，强调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学校整体水平和办学效益，提出“社会主义为方向，学科建设为龙头，深化改革为途径，提高质量为目的”的工作思路，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各项事业有较大发展，为使南开大学接近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母国光教授长期从事光学和应用光学的科研和教学，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取得重大成果10余项，主要代表著作《光学》。
他的白光光学处理、光学模式识别、彩色胶片的档案存贮、黑白片作彩色摄影、假彩色编码及光学神经网络等研究得到国家级奖多项和国际光学界的普遍承认。
1988年获日本国立命馆大学名誉理学博士，1990年和1991年先后当选为美国光学工程学会的Fellow，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母国光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侯自新（1941-），男，出生于中国天津市。
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数学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
1995年至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侯自新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高等院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侯自新教授多年从事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研究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如：明确给出了实半单李代数的Weyl群的结构，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课题；对半单齐性流形上凯勒结构及仿凯勒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贡献。
已在《中国科学》、《Journal of Algebra》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被美国、德国的“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李群及其表示理论”的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第十届数理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
已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二十余人。
侯自新教授于1990年、1998年先后获得国家教委（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获天津市中青年授衔专家—李群专家称号，2000年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南开大学现任校长 饶子和，男，汉族，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合会（IUPAB）理事会执行理事。
主要从事与重要病毒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申请专利8项。
因在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Ⅱ的三维精细结构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陈嘉庚科学奖”；又因在SARS基础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最高奖——“的里雅斯特科学奖（Trieste Science Prize）”。
1950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2年任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实验室主任，1999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任清华大学“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4年兼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5月26日起接替侯自新任南开大学校长，2006年12月19日被聘为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首任院长。
主要学术成就：在《Nature》上发表了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 Factor Ⅸ EGF-like Domain与Ca＋＋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理；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
其研究组已经系统地表达出200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
中国那所高中篮球队的实力最强啊
汗……LS复制也不看一眼…的确是这样，31中篮球队获得过全国第一，篮球队相当牛了，并且31中每年也招收篮球体优生，年年都举办篮球节，还有篮球宝贝哦～不过近几年二中篮球队也在崛起，实力也非常强悍，想考他们的篮球体优，必须受过专业长时间训练，选拔严格，要求非常高。
请教：围棋特长生怎么招
转载全国招收特长生高校一览表：1，北京大学据小编，大学年会举办一次“北京大学棋牌特长生训练营”活动，活动中将确定棋牌特长生候选人。
候选人在高考录取中，享受北大当地一批录取分数线下降65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往年，北大计划招收棋牌特长生5人左右。
据介绍，棋牌特长生的招生对象为品学兼优，具有较高棋牌特长和专业水平的在校高三学生，招生棋牌类型为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
2，清华大学小编对清华大学的围棋特长生招生方式不是特别明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以及综合素质能力要求不是一般的高，除了围棋水平的高超，学术和其他能力也必须达到他们的要求。
符合要求的围棋特长生可以享受下降20分左右的录取优惠政策。
3，上海各高校（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等）上海高校的围棋发展在全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他们汇聚了在围棋界水平十分拔尖的大批优秀的学生。
以复旦大学，财经大学和上外为例，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围棋高水平运动员”比赛，根据名次录取2-3人左右（每一年根据政策略有不同），然后在高考中享受二本线分数和二本线的六五折分数的优惠政策。
正因为对高考分数要求的**降低，因此每一年都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棋手混战于此地。
（特别提醒：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优惠政策通常是达到一本线分数）4，武汉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自2013年九月起，在全国高校范围内率先开设围棋本科专业。
围棋招生条件为25岁以下，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均可参加，围棋单招考试分为体能、理论和实战三部分。
体能测试为男子1000米和女子800米；理论考试为闭卷考试，主要考察围棋基本功，如布局、死活题、中盘、官子；最后所有考生将分组进行循环比赛，以名次决定分数，考察考生实战能力。
根据小编的了解，武汉体育学院自开设围棋专业以来，成为全国招收围棋特长生最多的大学。
5，南开大学同复旦大学等上海高校一样，南开大学每一年也会举办一个“围棋高水平运动员”测试的比赛，根据名次录取男女各2人左右，在高考中享受二本线分数和二本线的六五折分数的优惠政策。
因为分数的超低优惠，以及南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的地位，因此南开大学也是每一年围棋特招生的热门之地。
6，南京邮电大学据小编了解，南京邮电大学在2012年以前，每一年也会举办围棋特招生的比赛，并且录取人数不少，优惠政策在一本线至二本线六五折都有。
不过貌似学校方面的原因，目前已经停止招围棋特长生。
7，西华师范大学据小编打听，西华师范大学于2014年，围棋首次立项，面向全国招生，专业除运动训练外，可自由再选修一门；实行双修并行；因此要向围棋考生重点推荐。
要报考的围棋考生具备业5，要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男女每年约招12名左右。
文化属国家每年在5月中旬统一单独考试，只考4门，语文，数学、外语，政治；2014年文化最低录取分为4门199分（总分600分）。
【后记】国内已经开办围棋选修课的部分大学名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山西大学、武汉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维坊学院、烟台大学、聊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辅仁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三峡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长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建桥学院、重庆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中华女子院、湖南大学、上海大学、中南大学、台湾大学；
校长名字
南开大学历任 张伯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伯苓，名寿春，行，汉族，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
南开大学创办人，亲任校长30年。
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服务海军期间，亲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创办新式教育，遂弃戎从教，在天津严修家馆教授西学。
以后，积极仿学日本、美国教育，倡办新式学校，联合严修等地方著名人士捐输财力，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
1936年在四川重庆成立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
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
张伯苓以倡导爱国教育和重视学校体育，为教育界所钦敬，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
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因教育成就卓著，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
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
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1919年赴美留学，耶鲁大学博士。
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
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
同时，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何廉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30年代后期，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继续主持和关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积极参与南开大学复校工作。
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75年病逝于纽约。
杨石先（1897-1985），男，1949年至1950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蒙古族，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
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祖籍安徽怀宁）。
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18年和1929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化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校长、名誉校长；曾当选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部主任，国家科委化学组组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等职。
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天津市主委。
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培育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其中1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1-8），以及有关植物刺激剂、杀菌剂研究的学术论文40余篇，研制了杀虫剂久效磷、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等十几种新农药；并著有《有机磷化学进展》，译有《国外农药进展》等专著，为我国农药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杨石先教授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
建国后，为南开大学的改造、调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基础理论教育，较早提出高等学校应担负教学、科研双重任务。
1962年在南开大学亲自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
重视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办学条件的建设。
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
臧伯平（1913－），男，汉族，又名臧树棠，河北省唐县人，197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早年就学于保定第二师范、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
历任唐县县委书记、灵寿县县长、第四专员公署专员、石家庄市市长。
建国后先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党委第二书记，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并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臧伯平长期担任高等学校党政领导工作，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熟悉高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管理经验。
工作作风扎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师生职工生活，强调教师教书育人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为推进全国职工教育、民族教育，以及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作出了贡献。
臧伯平工作之余，先后发表长篇小说《破晓风云》、诗集《步尘小集》、回忆录《七月风暴》和《足痕》等作品。
滕维藻（1917－2008），男，汉族，著名世界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教授，世界经济博士导师。
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1917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阜宁县。
1942年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6年受聘南开大学任教至今，历任金融贸易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务长、副校长、代理党委书记、校长。
现任南开大学顾问、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组召集人等职务，并曾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聘请为跨国公司委员会高级顾问，是我国被选担任该职的第一位专家。
滕维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跨国公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40年代，发表了多篇评介西方金融演说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文章。
60年代开创学校大洋洲经济研究，为我国研究外国经济填补了一项空白。
此后，编撰《美元霸权地位的垮台》、《日本经济畸形发展》、《澳大利亚经济》、《跨国公司剖析》等著作。
滕维藻教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为把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学校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国家急需和薄弱、短缺专业，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培养高级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滕维藻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母国光（1931-），男，汉族，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著名光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光学仪器博士生导师。
1931年生于辽宁锦西，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
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光学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大学国际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校长期间，在保持和发扬南开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同时，强调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学校整体水平和办学效益，提出“社会主义为方向，学科建设为龙头，深化改革为途径，提高质量为目的”的工作思路，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各项事业有较大发展，为使南开大学接近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母国光教授长期从事光学和应用光学的科研和教学，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取得重大成果10余项，主要代表著作《光学》。
他的白光光学处理、光学模式识别、彩色胶片的档案存贮、黑白片作彩色摄影、假彩色编码及光学神经网络等研究得到国家级奖多项和国际光学界的普遍承认。
1988年获日本国立命馆大学名誉理学博士，1990年和1991年先后当选为美国光学工程学会的Fellow，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母国光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侯自新（1941-），男，出生于中国天津市。
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数学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
1995年至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侯自新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高等院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侯自新教授多年从事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研究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如：明确给出了实半单李代数的Weyl群的结构，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课题；对半单齐性流形上凯勒结构及仿凯勒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贡献。
已在《中国科学》、《Journal of Algebra》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被美国、德国的“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李群及其表示理论”的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第十届数理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
已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二十余人。
侯自新教授于1990年、1998年先后获得国家教委（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获天津市中青年授衔专家—李群专家称号，2000年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南开大学现任校长 饶子和，男，汉族，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合会（IUPAB）理事会执行理事。
主要从事与重要病毒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申请专利8项。
因在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Ⅱ的三维精细结构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陈嘉庚科学奖”；又因在SARS基础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最高奖——“的里雅斯特科学奖（Trieste Science Prize）”。
1950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2年任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实验室主任，1999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任清华大学“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4年兼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5月26日起接替侯自新任南开大学校长，2006年12月19日被聘为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首任院长。
主要学术成就：在《Nature》上发表了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 Factor Ⅸ EGF-like Domain与Ca＋＋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理；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
其研究组已经系统地表达出200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