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口号的学者是谁
第一次正式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口号的学者是斯腾豪斯
行动研究有什么意义?教师如何进行行动研究?
教师行动研究的含义和意义 [摘要]教师行动研究是教师对自己的思想、信念、知识及其实践进行有目的、有系统、批判性研究的方式，是提升自身教育实践理性，获得专业成长的过程。
教师了解行动研究的意义及发展历程有助于增强其研究信心。
理论与实践联系、研究与行动结合、在研究中改进行动是教师行动研究的特征。
教师进行行动研究也需要一定的工具和科学的程序，教师在自省的计划、实施、反思的行动研究的进程中，不断审视自己的实践知识和教学行为，不仅能够提高教师教学生话质量，而且能够使教师个人的、缄默的、隐性实践知识转变成供他人分享的、明确的公共知识，促进自己教学理论的创生与建构，逐步摆脱外来的”权威理论”束缚和禁锢。
[关键词] 教师，行动研究，教师研究 一、行动研究的诞生和发展 传统上”行动”与”研究”两词常被视为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性活动，后者指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的学术性探索活动。
最早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约翰·柯利尔（J.Collier），他在1933~1945年任职期间，在如何改善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由印第安人事务局实际工作者与其他研究人员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并将这种实践者在实际工作中为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战争而导致物质匮乏，提出了对膳食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以缓解物质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对家庭主妇进行了研究。
研究分为两组，一组让家庭主妇听如何改善膳食的报告，另一组则进行民主讨论和集体研究。
结果表明，在膳食改革中，后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据此，勒温便提出了“没有无行动的研究，也没有无研究的行动”这一思想，强调行动与研究间的密切联系，行动研究从此正式诞生。
在教育领域，行动研究概念的使用大约出现于50年代。
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柯端(S M. Corey)大力倡导将社会科学领域诞生的行动研究应用于教育，并于1953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以行动研究改进学校实践》专著。
这一时期，教育行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一个相对高潮。
50年代末，由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而触发的美国的教育改革，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信奉、推行的”研究—开发—推广”模式，强化了理论构建工作由专家、学者承担，将理论付诸实践由教育工作者（教师）完成，对实践效果的评估由专业人士作出的理念，这一理念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前提假设与行动研究格格不入，直接遏制了行动研究运动的发展，因此，50年代末到60年代，美国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发展缓慢。
行动研究在美国发展缓慢的时候，英国则兴起了行动研究的高潮，其表现是：从60年代中期始，英国中小学掀起了由教师所发动的旨在解决课堂和学校实际问题的教育改革运动，即“教师即研究者”运动，斯腾豪斯（L. Stenhouse）是这一教育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组织实施的长达五年(1967~1972)的人文课程计划为行动研究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斯腾豪斯人文课程计划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翰·埃利奥特（J.Elliott）也于1972~1975年设计并指导实施了福特教学计划，这两个计划被公认为对国际行动研究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3年起英国出版了国际性的《教育行动研究》刊物，目前，除了英、美、澳等国家进行行动研究外，还有德国、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瑞典、挪威等国家都广泛开展了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受到了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研究人员特别是广大教师的热型欢迎，被他们大量运用。
近几年来，我国在教育改革的热潮中，教育工作者也注意到并开始运用这种方法。
二、行动研究的定义 什么是行动研究呢
学者们作出了不同的界定，有的说：“行动研究是社会（包括教育）情境的参与者所从事的一种反思研究，它旨在改进参与者自己的社会（或教育）实践，改进实践得以进行的情境，促进对实践的确当理解。
”这一定义指出了行动研究的反思性质和行动研究的目的。
有的说：“行动研究是对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它旨在提高该具体社会情境的行动质量。
”这一定义指明了行动研究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还有的说：行动研究是“为了弄清现场面临问题的实质，引出改善事态的行动，由现场人员和研究者协作进行调查和研究，它最直接的目的在于改善实践”。
这是一个行动研究的描述性定义，规定了行动研究的具体过程或程序。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将行动研究定义为：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目的的研究。
是通过实践来使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想法与理论得以检验和理论化的过程。
三、教师开展行动研究的意义 1、行动研究可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 “革新必革心”，教育观念的更新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前提。
按照行动研究的理念，教师是研究者，不再是单纯的执行任务者，具有了主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对自己教育行为的反思意识。
这种理念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了教师作为生命个体的生命活动，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他们生命存在的质量，有利于教师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同时，行动研究使研究成为教师最有效的学习，使课堂实践变为教师最实在的工作空间。
在研究实践中教师树立了终身学习和创新学习的新理念。
2、行动研究转变了教师的角色 行动研究要求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与灌输者角色变为研究者和学习者。
在研究和学习中，教师与专家、学生在平等民主的气氛中共同合作。
教师是从事具体教育、教学工作的，他们最了解需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对实际工作中面临的困境或疑惑有最深切的感受，进行合理、科学和有效的教育、教学以提高教育质量的愿望最为强烈，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最适合他们在从事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将行动（教育、教学工作）与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探讨、解决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使实践工作接近合理、科学、有效的目标。
日渐深入的教育改革使得新的教育思想、新的课程计划、新的教学方法和设施等不断出现，要求教师在知识结构上更新、在情感与技能上适应，并需要教师对之做出评价，这种压力成为许多教师从事研究的动因。
可以认为，行动研究是培养和促成“研究型”教师的重要途径。
3、行动研究有利于教师解决教育实践的实际问题，促进教学改革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教育研究不是以客观的自然界为对象，而是以具有丰富潜能和无限生命力的人为对象。
教育活动不是存在于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真空的实验环境中，而是千变万化的。
教师们感到实际教育、教学中有大量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因而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如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使教学效果最优
如何有效处理和解决学生纪律和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
怎样在让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的前提下又照顾到学生的个别差异
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实际工作的合理、科学和有效，广大教师都注重教育理论的学习，希望从教育理论中和书本上找到答案，然而理论的抽象性以及理论应用价值待强化和挖掘的现实，又使教师感到理论学习，从书本上寻求答案并不能导向解决问题、改进实际工作的终点。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教师开展行动研究。
教师具有最佳的研究位置和机会，对这些问题最有发言权。
教师在充满不确定的教学环境中，通过实践不断开展行动研究，把所学的知识、原理和教学实际结合起来，采取适合特定情景的教学行为，形成优化的教学实践模式。
广大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和总结这些教改经验，丰富和充实学科理论体系，解决教育实践的问题，必将进一步促进教学改革。
4、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教师素质包括专业学科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学经验以及专业工作能力等方面。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实践证明，教师的专业学科知识与学生的成就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丰富的学科知识并不是成为好教师的唯一条件；教师掌握教育科学是一回事，应用这些知识将教育、教学实践导向合理、科学和有效是另一回事；教师的教学经历或经验并不是教学质量的唯一衡量指标，事实上教学优秀的教师并不都是教龄长或者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师在不断变化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积累和发展的专业工作能力对教育、教学的成败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可见，教师专业能力对教师来说十分重要。
教师的这种专业能力不是仅靠学习专业学科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就可以转化生成的，也不是仅靠教学经验积累、阅历的增多而自然积累的，而是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
也就是说，发展教师专业能力内在地要求教师在实践中进行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研究工作——行动研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辨识，分清理论的优缺点；更完善地了解和更准确地把握教育、教学情境，更敏锐地洞察、更深入地分析、更恰当地解决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具体问题；形成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的方案或措施，促进实际教育、教学工作的合理、科学与有效以及专业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
5、中小学科研兴校的重要途径 作为被很多学校倡导和开展的科研兴校，一是指学校通过专业学科或教育科学的学术性研究，促进学校的发展和形象的提升；更主要的是指学校教育中通过教育、教学研究，改进实践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形象，促进学校发展。
中小学教师受学科专业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工作经历、时间和精力的制约，从事专业学科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教师习惯进行的经验总结，个案分析，只能就事论事，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处于较肤浅的水平，对教育、教学改进的参考价值不大，也不能作为科研兴校的最佳选择。
根据中小学的实际，科研兴校最重要的途径是教师把自己看成是教育者和研究者统一的人，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开展研究工作，从问题的发现、假设的提出、问题研究方案的拟定和具体实施、研究过程的调整乃至结论的作出和解释方面都严格按照科学研究的统一规范和程序进行，从而使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受益。
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校本教研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对每一个教师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真正对行动研究的了解却不多，也没有很好的定位。
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行动研究
”“什么叫行动研究
”“怎样开展行动研究
” 第一点：为什么要开展行动研究
主要说了两大点：1、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需要我们开展行动研究。
如今课程改革搞得是沸沸扬扬，可是真正去好好操作实施的又有多少。
关键在于，“课程改革的理念，没有转化为老师的行动。
” 因此，研究存在三个问题：（1）理念怎样付诸行动；（2）内容和形式的问题；（3）课程改革的实效性促进学生发展的问题。
讲得非常实际。
2、教育科研的现状需要我们开展行动研究。
关于现状即教育科研存在问题的原因作了如下阐述：（1）理论和实际脱节；（2）课题立项满天飞；（3）教师素质的提高必须依赖于行动研究。
第二点是：什么叫行动研究
是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一种操作范式。
有以下几种特点：1、从研究目的看，为行动而研究；2、从研究对象看，对行动进行研究；3、从研究人员看，是教师进行研究；4、从研究范围看，是小学教育的各个领域；5、从研究的方法看，学习、研究、反思、行动，四为一体。
6、从研究过程看，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7、从研究结果看，是高质量、高效率，看学生的发展。
第三点：怎样开展行动研究
一、行动研究的程序。
1、做好划，定好方向；2、加强实施，进行反思；3、总结提高，改善行动。
其中重点是反思，反思是行动研究的关键环节，反思是教师对自己教学合理性、有效性的追求，反思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
怎样反思呢
（1）反思自身教学的有效性、成功率；（2）反思自己的真个教育事业以及生活环境。
二、行动研究的类别。
有三点：移植、教历和案例。
三、行动研究的重点。
应放在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上，科研兴课。
要解决课堂教学的十大形式，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里不在一一罗列。
四、新动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一共有6个方面的关系：1、行动和研究的关系；2、理论导向和行动实践的关系；3、课题研究与行动研究的关系；4、个体研究和合作研究的关系；5、体会性成果和概括性成果的关系；6、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
“以能为本，以勤为先，以研为导，以创为先。
”十六字是行动研究纲领。
老师让我们写研究报告，说每个小组都要起一个名字，，并有相应的口号，，起什么好听
如某家军··最好别
研究的主题往往有三个来源：一是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遇到了某些问题，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二是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或听课时发现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三是研究者本人的学术兴趣，这种兴趣不仅影响研究者的研究主题，而且影响研究者选择具体的研究途径。
第一节 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研究的课题可能来源于自己的教育实践，这是比较理想的研究课题，但是，从选择课题的“捷径”来看，可以先从他人的研究成果那里获得启示。
当研究者不知道研究什么主题时，可以参阅相关的教育著作，看别人在做什么研究，这种研究有什么进展，是否留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阅读期刊与专著他人的专著包括教育经典名著和现当代教育著作。
对中小学老师来说，阅读大量的经典名著几乎不太可能，但至少应该选择两到三本教育经典名著比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罗素的《论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会生存》等作为重点阅读的文本。
当然，也可以阅读时下流行的比较有影响的某个当代研究者的著作。
除了阅读教育著作之外，教师需要重点阅读几本专业学术期刊。
与专著相比，专业学术期刊对选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有质量的专业学术期刊总是大量地发表相关的课题研究报告。
这些课题研究报告不见得都能够引起某个具体的研究者的共鸣，但是，一般而言，研究者总能在这些课题研究报告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二、向他人请教除了考虑他人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可以“打听”他人的建议，包括直接向相关的研究者请教和间接地查看他人的建议。
他人的研究成果既可能显示为相关的专著和专业杂志中，也可能隐含在研究者的专业讲座中。
这需要研究者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形成“倾听”与“提问”的习惯。
倾听意味着听讲者欣赏、领会讲座者的主题和意义；提问意味着听讲者从讲座中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形成自己的选题或成为自己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
对那些尚未形成阅读习惯的人来说，听“讲座”比“读书”可能更有利于发现问题和选择课题。
他人的建议也可能显示为“课题指南”。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部门的“课题指南”中获得启示：哪些问题是当下值得研究的
哪些问题是“过期”的、“过气”的课题
各个地方都有教育科学研究管理机构或教育科研规划领导小组，这些研究管理机构或部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一些教育科研“课题指南”，比如《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课题指南》。
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实际条件从这些“课题指南”中选择某个“课题意向”，然后逐步将这个“课题意向”化为具体的研究课题。
三、留意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常常有惊人的重复现象。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很可能在历史中已经出现。
当代学者研究的课题很可能在历史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真实的教育道理总是隐含在教育冲突之中，教育实践不过是教育冲突的某种妥协或变形。
教育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有教育争议的地方。
整个教育史，不过就是一个意见纷争、众说纷纭的展览馆。
凡是有教育争议的地方，就隐含了相关的教育道理和值得研究的主题。
这需要阅读教育史的人能够从大量的教育事件中发现、领会其中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纷争和诉讼。
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某个意见很可能成为研究的主题。
教育学已经分化为多种学科，有一个学科永远是重要的，这就是教育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
教育史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研究领域，这导致教育史的著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版本。
对中小学教师来说，完整地阅读中外教育史也不太可能，但中小学教师至少可以就某个主题试探性地考察中外教育史中的相关意见。
严格地说，一个研究者在研究某个主题时，如果没有到中外教育史中寻找相关的研究和相关的意见，这个研究就是不完整的、残缺的研究。
一般而言，所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尽量避免研究“宏大”的课题。
研究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所选择的主题是否过于庞大，显示“蟒蛇吞象”的气魄。
并不是说，宏大课题就不值得研究。
长期的、“规划”的课题研究尚可以选择一些宏大的课题，比如《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世纪走向》、《知识与教化:课程知识观的重建》，而实践研究应该研究具体的现实的教育问题，比如《应用电子档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行动研究》。
某些长期的、“规划”的课题研究者发表《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世纪走向》、《知识与教化：课程知识观的重建》尚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某个教育硕士研究如此宏大的主题，会成为笑柄。
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时，研究者除了可能有某种追逐“宏大课题”的冲动之外，还可能有“追寻热点”或“追逐时髦”、“追赶时尚”的激情。
殊不知，真正有学术精神的研究恰恰不是追逐新奇或时尚，而是在日常教育生活中选择一个陌生化的主题。
即便追逐宏大理论和热点问题，也需要考虑所追逐的宏大理论和热点问题对改进自己的实践工作是否有真实的帮助。
否则，选题的意义就会贬值。
一旦确定了某个研究主题，在主题的表述上尽量避免一些“细节错误”：一是使用宣传口号式的祈使句。
比如《关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等等。
学位论文的主题在表述上一般为陈述句或疑问句，应避免使用宣传口号式的祈使句。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育论文都不能使用祈使句作为标题。
教育口号以及相关的教育宣传当然是重要的，但学位论文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研究某个问题，这个研究是否规范或有价值尚待答辩委员会作出评审，所以不宜以教育口号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研究主题。
一般而言，比较严肃的学位论文的主题不宜采用“祈使句”的形态，应该尽可能采用陈述句。
常用的形式是“论……”或“……研究”。
二是在主题中看不到论文的关键词。
一般而言，论文的主题由论文的主要观点中的关键词加上研究方法构成，比如《小学三年级学生诚信教育的行动研究》，《广州市海珠区初中任务型外语教学的调查研究》、《高中二年级学生阅读治疗的实验研究》，等等。
三是文不对题或题不对文，即主题的范围与正文的实际内容和方法不对称。
比如论文的正文主要讨论“小学三年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但标题却表述为《小学德育的行动研究》。
或者，论文主要采用的是调查研究，应该表述为《广州市海珠区初中任务型外语教学的调查研究》，但由于研究者误以为自己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行动研究，实际地呈现为《广州市海珠区初中任务型外语教学的行动研究》。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