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意识不强的体现
一、消除认，树立好抓机关党建工责任意识对于业务部门，机关党建毕竟不是直接以经济、行政等业务工作为对象，其作用的发挥更多体现在通过抓好党员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促进部门各项具体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因此，在部分党员和干部职工中比较普遍地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笔者认为，要实现机关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有机结合，首先需要消除认识上的四个误区，牢固树立四种意识。
一是消除认为机关党员干部素质相对较高，机关党建工作抓与不抓无关紧要的误区，深刻认识党政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树立机关党建工作必须'走前头'的思想意识。
二是消除认为机关党建工作任务较软、内容较虚、不直接从事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没有很多干头，难有大的作为的误区，深刻认识机关党建工作服务大局、服务中心的重要作用，树立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想意识。
三是消除认为机关党建工作就是组织一下学习、发展几个党员，工作一般、要求不高的误区，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机关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树立坚持高标准、创造性开展机关党建工作的思想意识。
四是消除认为机关党建工作做多了会越权越位、被人误解，工作少干为妙的误区，深刻认识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党务干部的重要职责，树立理直气壮抓党建、尽心尽职抓党建的思想意识。
二、注重职能定位，把握好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根据党章的规定，机关党组织的核心任务是服务中心、建设队伍。
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是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笔者认为，在处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上，关键是要摆正二者的位置、找准切入点，通过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促进业务工作高质量完成，同时也使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改善和加强，形成良性循环。
首先，要摆正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
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党建工作可以带动业务工作，促进业务工作更有效果；通过业务工作能使党建工作有所依托、落到实处。
如果脱离了业务工作谈党建工作，就等于没看见本质；只谈业务工作而不抓党建工作，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不结合业务工作抓党建工作，肯定是走形式；抓好党建工作，对业务工作是一种促进。
因此，一方面应当明确机关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机关党的工作必须为党的中心工作和部门业务工作服务，如果离开了中心工作和部门业务工作，机关党的工作就会脱离实际，形成两张皮，失去针对性和目的性，也不会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机关业务工作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依靠机关党的工作的有力保证。
通过机关党组织开展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协调理顺各方面关系，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保证部门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
其次，要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切入点。
把党建工作的立足点放在服务业务工作上，根据业务工作的目标任务，明确党建工作的内容；围绕业务工作，落实保障措施；把业务工作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
为此，机关党组织必须集中主要精力组织党员和职工围绕中心工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一是要协助主要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政府的指示、决策；二是要紧密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和人员状况，了解和掌握思想动态，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三是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创先争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
四是要善于协调行政领导，强化两手抓，两手硬的合力，促进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一起布置，一起落实，一起督促，一起检查，一起总结，一起奖惩，共同提高，使党建工作在机关有声音、有活力、有作用。
第三，要把党建工作融入党员干部的心灵。
以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周生贤提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中国环保精神为主题，教育党员干部和职工敢于奔赴污染最严重、最危险的地方，关键时刻高度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劳累的连续作战精神；敢于直面急难险重任务，招之能战，战之能胜；敢于把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始终放在首位，无论是到一线直接从事管理，还是在后方值守保障，都要坚持大局为重，无私奉献一切。
党组织要善于在业务工作展开的各阶段运用有效载体，通过开展党员示范岗、巾帼示范岗、工人先锋号、青年文明号双岗双号联创活动，开展党员干部体验执法、体验信访、体验减排、体验环评、体验监测、体验应急等系列体验活动，开展双争双创、五亮五比五创、双联双促等主题实践活动，激发党员、职工、青年、妇女在推动环保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建功立业，保证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好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融合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党员干部队伍新的变化，笔者认为，机关党建工作必须以着力提高执行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为重点，紧紧抓住建设五型党组织，引领五型机关建设来进行。
一是以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引领学习型机关建设，着眼于提升干部职工的学习意识和业务能力，着力于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良的环保队伍。
大力强化政治理论学习，采取聘请专家讲座、专题辅导、观看视频、实践调研等有效形式，保证每月一次集中学习；大力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充分发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所学知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本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以科学发展主题培训行动计划大规模培训干部为契机，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结合起来、脱产培训与个人自学结合起来、工作调研与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参加培训的内生动力。
二是以创建服务型党组织引领服务型机关建设，着眼于提升干部职工的宗旨意识和服务能力，着力于打造勤政为民、务实高效的环保队伍。
把围绕中心、服务发展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准，面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开设环保审批绿色通道，实行限时办理、保姆式服务；以12369环保热线和政府门户网部门信箱为服务窗口，及时受理调处环境信访投诉，切实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认真开展双联双促活动，做好六访六问和三送一增工作，深化和拓展城乡互联、结对共建工作成果 。
三是以创建效能型党组织引领效能型机关建设，着眼于提升干部职工的发展意识和执行能力，着力于打造进位争先、争创一流的环保队伍。
强力推进治庸问责工作，通过治庸，推进环保工作创新；通过治懒，提高机关工作质量；通过治散，提高办事效率；通过治软，强化环境管理，为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和推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全面提升创先争优活动，认真抓好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紧扣环保中心工作任务，激励党员立足本职争优秀、做表率，在服务跨越发展中建功立业；持续推进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文明单位、人民满意机关、红旗窗口、工作标兵等主题创建活动，把机关文明创建融入日常工作，形成整体合力，促使创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四是以创建廉洁型党组织引领廉洁型机关建设，着眼于提高干部职工的廉政意识和防控能力，着力于打造风清气正、纪律严明的环保队伍。
坚持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常态化，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建设活动；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明晰化，将党风廉政建设列入目标考核和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做到年初有计划，每月有安排，年中有检查，年底有考核；坚持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动态化，积极争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示范点，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初始阶段，确保环保部门权力行使安全、资金运用安全、项目建设安全和干部成长安全。
五是以创建创新型党组织引领创新型机关建设，着眼于提升干部职工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着力于打造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环保队伍。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第一，要清醒认识意态工作的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 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有着充分的根据。
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对此有过较为恰当的分析，他指出：“能够根据许多特征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全部著作相区别。
在这里，很多东西是第一次确立或论述的。
”[1]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概念，产生了社会结构学说；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后来曾在给魏德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简明地陈述过这些特点，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
当然，上述理论贡献还不是最根本的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弄清并简要陈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它们辩证的相互作用。
在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这个新的发现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给了人们了解社会全部结构和历史全过程一把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观点，是它的结果，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论证。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他的基本特征都是从这个重要的发现中派生出来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己经形成，就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成就：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系统阐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是以论战的方式，但还是清晰而完整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贯串全书的中心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由此而奠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
虽然为论战需要所限，但该书还是清晰地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从历史观前提开始，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内在机制的深刻揭示为指向的完整思路。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立历史的坐标，也就是说，如何确立历史观赖以成立的真正历史基石。
观察历史总离不开历史观察者本身，而历史观察者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因而确立历史标尺的实质是确立人的真实存在。
近代以来哲学家们都把人的真实存在同“知”相联系，笛卡尔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代表了此前人类对这一难题探索的基本思路，历史也就因此而成了精神史、认识史。
当然，19世纪末以来，相反的思路占了上风，即变“我思故我在”为“我在故我思”。
这固然深化了对“在”的认识，然而“在”是什么，或者说，“在怎么样”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
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立足点都是“我”，且都把真实的存在归结为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即其虚构的“原人”。
毫无疑问，任何历史观的前提必须是人，因为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
但是，现实的人总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因而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的存在”。
唯物史观正是建立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谈及此时写道：“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2] 我们今天来谈这一问题，有极大的针对性。
因为从海德格尔到哈贝玛斯都反对从生产方式入手解决人的问题。
在哈贝玛斯看来，“以生产方式作前提来讨论人的问题，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误读。
其实人类个体存在的意义孕育于生活世界，由交往行为内在地构成。
在生产范式中思考人的存在意义问题是形式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
”而海德格尔则干脆认定，“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介入到人的存在而展开理论时，马克思遮蔽的就是人本身。
”[3]但是，说人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不是主观的杜撰，而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推翻的基本事实。
这种制约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基础，包括人的生理条件和各种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等)；另一个是历史基础，包括每一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起点等。
这些限制总起来说就是生存条件，主要是物质生活条件。
生命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制约中“冲动”，历史只有在这些具体的条件下“创造”，否则，就不是现实的人，而只是想象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在谈及此时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4]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断首先针对着“思辨的个人”。
虽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的问题上有许多重大突破，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把实践引进哲学，尤其是人性论，从而把人看作是自我创造、自我成就的主体，也因而从根本上破除了宗教神学的教条前提。
以此为基础，他们也就确立了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或者说，确立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准则。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人被归结为“绝对精神”，人的创造活动和自主活动变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人格化的逻辑成了主体，而人反倒成为其对象化的客体。
这种主客体的根本颠倒，引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运动。
但是，他们却始终未能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
表现在他们的哲学特征上，则是他们都从一种“无前提”的人出发。
很显然，这种“无前提”性的实质是非历史性，也就是说这种个人不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通过一定的历史活动形成的，而是可以无条件地存在；从方法论上说，这类哲学都以某种“纯粹的人”(即原人)作为自己的分析起点，这种和历史相脱离的纯抽象的结果必然是“抽象过头”，以致其抽象的对象变成了“抽象的人”。
这样，马克思对思 辨的个人的批判就显然针对着两种对象：一是舍弃了一切关系 而作为终极存在的“原子式个人”，另一种是只存在于想象关系中诸如费尔巴哈的“类”、黑格尔的“异化”等的“抽象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绝对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马克思给“生活”所加的边注是：“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
人体。
需要，劳动。
”[7]就是说，地理环境、有生命的人以及他们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从事的劳动构成了“生活”的基础。
正是这个基础决定了“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 “分工”和“交换”，更不是“批判”，而是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衣、食、住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
“第一个历史活动”虽然强调其历史性的起点意义，然而它本身又是一个多侧面的结构。
按马克思的分析，它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系统，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人类历史的基础。
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
在其身上，浓缩着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关系，而任何力图撇开或越过这种关系的“人”，只能导致把历史创造活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无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观念人”，或是具有利己主义动机的“经济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历史活动的前提。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没有前提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把历史中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作无需加以说明和考察的当然前提，因而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了“自然”。
三、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马克思把其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问题题就再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历史的真实。
但是，对实践、劳动等本身也有个如何把握的问题。
我们知道，对“实践”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将其视为“意志的活动”，而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对“实践”也可以作经验论的把握，将其视为直观的个体实践，而国民经济学工业唯物主义、实用主义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等则都持类似立场。
因此，固然不能用幻想代替现实，以道德尺度衡量历史，然而要立足现实、面对现实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却已决不是经验直观的结果。
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实践 (以生产、劳动、交往等 形式表现)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基础，然而实践的社会形式却又是历史的、具体的、非永恒的，它集历史动力和变革对象于一身。
从直观的观点出发，要么无法将实践的两重性区分开来，尤其无法将蕴藏其中的革命性剥离出来，要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
比如说对工业，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赞扬，结果把对工业的赞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赞扬，这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观点；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否定，结果把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感伤的、怀旧的浪漫主义”立场。
由此可见，对实践两重性 (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相类似的许多两重性)的科学区分，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所在。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使得当时最为令人困惑的两个历史之谜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一是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
从第一个问题看，当时由于缺乏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资料，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状况几乎还一无所知，因而把私有制和国家视为人类历史一开始就存在的观点非常流行。
而赞成或反对私有制的思潮的交锋点则只能集中在人性问题上，双方都力图从人性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根据，这就使得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被搁置在抽象的人性争论上。
显然，这不仅是毫无结果的争论，而且是对反资本主义私有制很不利的争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要么人性是空洞的抽象，要么现实是人性的偶然迷失，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是死结一个。
因此，只能借助于历史唯物论。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第一次给了我们观测历史运动的正确视角，马克思用这个方法去考察私有制和国家时，着眼点有二：一是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其内在的矛盾性。
前者说明私有制和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者说，它们适应了生产力一定发展的需要；后者说明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在生产力更高的发展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之路。
从第二个问题看，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而是把这一问题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他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12]这样，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抽象人性论问题，便被转化为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变化问题。
要认识和克服人的异化问题，必须诉诸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不是用人性及其异化去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去说明人性及其历史变化。
四、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 对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特别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使马克思能够从历史的动态过程阐发社会结构的状况，这就是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3]。
这样，整个社会在结构上被剖析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或者简要地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这三个基本因素，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运动的内部机制。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做当然就能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
”[14]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清晰地表明，唯物史观决不是片面地强调经济作用的经济史观，而是努力完整地把握历史全过程的学说，为此，一是必须关注其“物质性”，即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作为历史的基础，二是必须关注其“过程性”，即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展开（相互作用）。
五、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界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虽然照顾当时的习惯，主要在“虚假的观念体系”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也有自己的独特用法。
马克思在书中反复地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到地上”，而我们则要从地上 (即从现实的基础)出发。
因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指其“颠倒性”，就是说，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和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
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地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思想观念的内容本身之正误、真假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等同于“错误的观念”。
相反，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源于社会存在，而且成为我们探索真实的社会存在的一个通道，故而对于其颠倒性的批判必然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最终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批判。
除了“虚假的观念体系”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至少还有两种：其一，指统治阶级的思想，亦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它必定构成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马克思认为，“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16]从这方面看，意识形态就谈不上“虚假”，因为它不仅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存统治关系的组成部分。
简单地说，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其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于现存社会制度。
把意识形态视为每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
其二，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亦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它又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
马克思就此而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必须看到，这种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描绘成全社会的要求的做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宣传伎俩。
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社会宣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17]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不需要意识形态，不需要以全社会的唯一代表的面目出现，而在于它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革命以后都能保持同其他群众共同利益的密切联系。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DestuttdeTracy）在18世纪末的时候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
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较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
当代定义（1）指观念、理想、信念、热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证明。
（2）社会群体用来使世界更利于他们所理解的解释框架。
（3）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辩唯和历唯原理》p130）。
（4）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
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现代社会学》p292）。
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G.马尔库塞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有三种定义（1）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和揭示．（2）它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3）它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曼海姆对两种范围意识形态的区分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于是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
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
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於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及怎样逐步觉醒的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一吧四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
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
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
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
一吧9四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
“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一吧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一9三一年9月一吧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
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
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一9三二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一9三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一9三漆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
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中国剧的变化。
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
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想问几个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意识，它是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有关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
究竟 什么是意识，不仅它本身是一个一时难于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而且从古至今人们对 它的理解也很不一致，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称的“意识”一词有两种用法：一个当动词用，即指 “意识到”的活动，亦即认识活动；一是当名词用，即指与物质相对立的活动的结 果，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
心理学研究意识问题与哲学研究意识问题有一致之处，但又有所区别。
从一致 处来说：二者研究的都是意识问题，而且科学心理学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接受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从区别来说： 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意识”，即与 “物质”相对立的意识，是总体研究人的意识，其基本问题是意识对存在的关系问 题，即指个人意识，也指社会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意识”，即 指“意识到”的活动、认识活动，是较为具体地研究人的个体意识，研究它的实质、 发生和发展、结构和功能等，虽然在心理学的一些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中也不 免会较多地涉及社会意识问题，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毕竟是 个体意识。
因此，在心理学中，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 。
笔者曾撰文（《意识问题杂谈》，载《心理学探新》，1982年第4期）谈到：作 为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的意识，是包括感觉、知觉、思维在内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 的最高级的认识活动，思维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人类以共同劳动等实践 活动为基础结成的社会中同语言一起产生、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 借助于第二信号系统而实现的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创造 性等特点；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它发挥着调节、控制、指导的作用；它不仅是 社会的产物，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还会带有阶级性色彩。
这后一句话反映了个体意识 与社会意识的必然联系性。
1992年，笔者在《论消费者的意识》（该长篇论文提交 湖北省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交流，后经删节为《消费者的意识与消费类型》一文，载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3年第3期）一文中再次写到意识：“从广义方面来理 解，‘意识’是指与物质相对的活动的结果，用作名词，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 哲学中常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意识’是精神的东西，所以，‘意识’与‘心 理’是相通的，但二者内涵不完全相同”；从狭义方面来理解，‘意识’是指人的 认识活动，用作动词，如‘意识到’，所谓‘意识到’也就是‘认识到’，心理学 中所说的意识，就是指的‘意识到’，即人的心理活动，它是一种认识形式，是一 种反映形式。
……在医学上，意识是指‘神志清晰状态’或‘醒觉状态’；在精神 医学上，意识是指病人整个精神活动的清晰程度和清晰范围”。
因此，“‘意识’ 作为人的一种高级认识活动，包括对环境和人自身的识别能力以及其清晰的程度。
正常人在清醒的时候，意识是明晰的，神志清楚，能正确地识别和理解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以及自己的经济收入和消费状况，能对周围环境的作用（包括周围他人 消费情况对自己的影响作用）作出相应的、合适的、有目的的、能动的反映和反应。
”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有意识。
意识形态 讲简单点就是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角度,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下面是诸多哲学家描述的 。
意识形态（ideology）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像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主题一：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态的想像性关系。
……当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不与现实对应时，亦即承认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幻觉时，我们就是认可了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现实的幻觉，它们只需被解释为发现了隐含在那个世界想像的表象后面的世界之现实（意识形态＝幻象\\\/暗示）。
主题二：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在说到那些看来塑造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象但却没有一个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有的则是一个物质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一主题。
我甚至提出，观念的观念性或精神性存在只出现在观念的意识形态中，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意识形态中，这里我要补充说，它只出现在自科学涌现以来似乎就奠定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亦即出现在科学实践者在其自发的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示（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之中。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意识形态特别指涉在表意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表意活动卷入了各种霸权过程，但并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维持统治的支配水平上。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
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
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一个话语问题，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往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所叙说的命题问题）。
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个偏向性的、偏见性的和党派性的话语问题，尽管没什么人类话语不是这样。
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就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两种主要的路径：利益论和张力论。
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
以利益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张要在争取优越的广泛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据张力论，则是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考察。
在前一种背景中，人们是追逐权力，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则是逃离焦虑。
尽管有其他差异，但所谓认知的和表现的符号或符号系统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信息的外在资源，人类生活正是依赖这种资源加以塑型的，所以它们是感知、理解、判断和运作世界的超个人的机制。
文化的种种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一些程序；它们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人这种制造工具、会笑和会撒谎的动物，也是未完成的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完成的动物。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
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种政治动物。
作为文化系统，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应在其分别表征的总体情境的不同符号策略类型中找寻。
科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命名情境结构，亦即包含其中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是无功利性的，其形式是节制的、简洁的和绝对分析性的，通过回避最有效的陈述道德情操的语义学手段，科学寻求最大限度的思想明晰性。
而意识形态命名情境结构的方式则是，包蕴其内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乃是一种承诺。
其风格乃是华彩的、生动的和有意暗示性的：通过科学所回避的语义学手段来表达道德情操，它追求唤起人们的行动……科学是文化的诊断性和批判性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的辩护性和论辩性层面，它指的是文化的那一个部分，即主动关心信仰和价值模式的确立与捍卫。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从这一较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并不能给予我们多大帮助，因为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某一种思想体系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毋宁说是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作用及有效性问题。
现在人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合法化和领导权（这两个词分别来自哈贝马斯和葛兰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的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
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动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相信变革是枉费心机，社会关系从来就是这样，等等。
而同时，可想而知，一种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关于社会状态的科学--向占领导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作为更广阔范围内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还必须发展自己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
拉克洛（Ernesto Laclau） 意识形态不是由对肯定的本质的误认所构成的，确切地说是相反，意识形态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以下事物所构成的，即没有认识到任何可能性不确定的特征，以及没有认识到任何最终弥合的不可能性。
.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后来被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概念所拥有的许多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自尼采和弗洛伊德。
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理性现象可能比起非理性现象晦暗，更难以把握。
它的神秘化力量可以如此隐蔽，以至于逻辑的艺术不足以打碎这种神秘。
神秘化源于一种无意识的意图，将神秘之物给神秘化了。
就像康德超验辩证法中的理性一样，意识形态可能是幻象的必要来源。
这也许是最近的一种看法。
假如人们相信阿尔图塞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了某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方式中，意识会经验到它对决定它的那些客观的和物质的条件的依赖，亦即对科学理性在其客观性中要加以把握的条件的依赖。
然而，一个必然产生的疑惑是，这是否同时在告诉我们以下意识的某种怪异性，这种意识是有关科学所控制的秩序的，确切地说，与科学所属的东西相关，亦即主体的断裂，科学与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和游戏。
比尔格（Peter Bürger） 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模式中，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社会现实的拷贝，亦即社会现实的复制，而应看做是社会现实的产物。
意识形态是一种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对作为一种不充分事物的所经验的现实的反应（真正的现实，亦即人在现实中展开的可能性被压制了，因此人被迫进入在宗教领域中幻想地实现他自己）。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某种社会状况的反映；它们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各个部分：意识形态的要素并不只是掩盖了经济利益，它们不只是标语和口号：它们是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和要素。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但这个术语的困难首先在于：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或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
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
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 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
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
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像性地被赋予的。
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
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
齐泽克（Slavoj Zizek） 作为一种信念，一组观念、信仰、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在概念被用来使我们确信其真理，但实际上服务于某种隐含的特定权力利益。
与这一概念对应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就是征候式阅读模式：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裂隙、空白和笔误来揭示官方文本隐含的偏见--以平等和自由来揭橥市场交换中合作者的平等和自由，当然，这种市场赋予生产方式所有者以特权。
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一个保证社会再生产同质的机制，不再作为社会的凝聚力；它变成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含混关联的和异质的过程的家族，其范围是严格地局部性的。
依照这些思路，所谓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主题批判努力要表明，一种意识形态要么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限于某一社会阶层，要么揭露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是边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