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时间
抗日战争战略相段时1938年11月——1943年12月。
抗日战争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7月7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将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中国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顽强抵抗，与日寇浴血奋战。
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四次大规模会战，这些大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作战实力和精锐部队，中国军队以空间换时间，粉碎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使抗战进入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相持阶段。
自武汉会战后，日军再无力发起大规模地战略进攻。
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第二阶段：1938年到1943年底，是抗日战争中时间最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又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
1938年11月至1941年11月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武汉后，开始改变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中央政权。
国民党顽固派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
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和分裂的方针，敌后战场开始发展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1941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
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使其不能北上进攻苏联，亦不能西进进攻印度。
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大发国难财，使其统治日趋腐朽。
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度过了抗战中最困难的阶段。
第三阶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是局部反攻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
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
国民党军在滇西缅北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赢得了美英盟国的巨大赞誉，但在豫湘桂战役中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溃败。
豫湘桂战役的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引发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人民的热烈响应。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我国东北。
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举行反攻。
日本帝国主义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之列，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并积极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奋战，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这场为人类文明、进步而战、为中华民族生存、自强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脊梁和核心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的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率先吹响了抗日的号角，主动履行抗日救国承诺，迅即担负起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历史责任 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当时主导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则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率先吹响了抗日的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抵抗日本侵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然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顽固推行“绝对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
与国民党的态度和立场截然不同的是，此时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即分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
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接连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正式文件，深刻揭露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
为履行武装抗日政治承诺，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杨靖宇、周保中等一批重要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此后，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二八”淞沪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局部抗日战争给予坚决支持，并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红军为进入抗日前线东征。
在上述英勇抗日斗争中，方志敏等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号召和履行武装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斗争的进程，为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全力倡导并积极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
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和从属地位的重大变化，最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会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求党和红军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充当发起人和坚强的台柱子，并且强调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不断调整对蒋介石集团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枢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
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根本保证了全民族抗战能够进行到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仅仅建立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维护和巩固是关系着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的这个至关重大问题。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自1938年9月至1944年3月间，国民党先后共动用190万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约2，500余次，其中还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严重削弱了持久抗战的力量，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针对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针对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降日逆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摩擦和军事进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既粉碎了敌、伪、顽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了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局面，从而保证了全民族抗战能够进行到底。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为提出符合国情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科学地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进行全民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当局不愿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而实行一条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情况，及时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实行的正确路线和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原则。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的通电中就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又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就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作战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强调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役上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在敌之侧后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主力歼敌。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一幅完整的蓝图，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虑，使全国人民明确了进行抗战的道路，极大地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8年5～6月，在总结抗战10个月之经验时，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指出通过这3个阶段，中国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则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
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唯一能使弱国打败强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了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果敢地提出了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迅速挺进敌后，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
抗战伊始，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较早地提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他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基本要素，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和运用。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和军事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是一个伟大创举。
中国抗日战争同时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进行，既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又各自独立对敌作战，相互依存和配合，这是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敌后战场的开辟，钳制故人大量有生力量，捆住敌人手脚，遏制敌人战略进攻势头。
这不但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促进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
正面战场的坚持，敌后战场的强大，它们组合在一起使日军陷人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抗战八年，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共歼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伪军146万人。
不难想象，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敌人就可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增强战争力量，实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果真如此，那么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可能是另一种情形。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战场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作用朝相反方向演变，抗战初期正面战争是主战场，从抗战中期到抗战后期，主战场发生了转化，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
这种转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主客观的基本条件和深刻原因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确保其占领区，采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集中力量对付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其主力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
战争进到后期，两个战场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动。
就在这时，正面战场豫湘杜战役大溃败，后方区域更加缩小。
敌后战场则正在开展攻势作战。
敌后游击战争坦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据统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
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
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根据地，具有对整个抗日战争局势起决定意义的战略地位和其他任何事物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五、中国共产党的清明政治实践和英勇抗日行动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全新的政治选择，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唤醒了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战斗精神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族抗战的完全胜利，是由于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造成的民族觉醒，而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的政治力量和中坚、先驱者和凝聚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在八年抗战中，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从党的高级干部、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到普通共产党员，同人民群众和广大战士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命运，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凯歌。
日军所面对的主要对手，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清政府，也不是签署21条时的袁世凯和“九•一八”事变时坐视东三省沦陷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而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是典型的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人民战争和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敌后抗日军民发扬高度的英勇牺牲精神，以袭击战、伏击战、交通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和“敌进我进”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反“囚笼政策”、反“治安强化”等斗争，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战，敌后战场逐步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反观正面战场，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错误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因而愈战愈弱，由主要战场变为次要战场，在八年抗战中丧失国土达279万平方公里，使国家民族遭受惨重损失。
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难辞其咎的。
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
中国人民从抗战中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身上。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由其挑起的内战中遭到惨败的种子，早在抗战中就由他自己埋下了。
敌后战场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因而，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战越强，不仅在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在历时八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19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
同时，敌后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60余万人，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历史公正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这个决定性贡献，奠定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基础。
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核心、中坚，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愧为华夏的脊梁、民族的中坚，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功绩和伟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部队连魂连训口号
彭德怀指挥。
百战背景：1940年8月20日8时，日寇在华北所有的重通线同时遭到猛烈袭击。
在数千里的敌后战线上，到处是枪炮的轰鸣声。
这次巨大的攻势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动的。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华南等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慌，他们将侵华的86万侵略军中的54万军队压向解放区战场。
日寇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
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100多个团约30万兵力，经过充分准备，打响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
纵横交错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线，是日寇“囚笼”的柱子和链子，敌人利用这些交通线把抗日根据地割裂成一个个小块，并凭借这些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
因此，百团大战的重点是对敌人交通线的总进攻，并在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同时，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8月20日到9月10日，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八路军拔除了敌人在华北各主要铁路、公路上的无数大小据点，提出“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他们把路基一段一段挖掉，把枕木烧毁，使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网完全陷于瘫痪。
在战役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八路军继续扫除了交通线两侧和深入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据点，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扫荡”。
12月5日，百团大战以我军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击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丰富的一次战役。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有帮助，速速采纳，利人利己。
求抗日期间经典战斗故事
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 万家岭战役指，1938年武汉会战中，在万家岭一带中国军队围歼日本军队第106师团大部。
中国方面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万余人。
前敌总指挥为第九集团军司令吴奇伟。
日本方面为侵华派遣军第106师团，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中将。
第106师团下辖步兵第111旅团（步兵113联队、147联队）和第136旅团（步兵123联队、145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
1938年6月，日军为实现攻占汉口、广州等中国抗战中枢的企图，先后调集第二军、第十一军约35万人，企图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从南北两个方面合围武汉。
国民政府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十四个集团军、一个江防军、一个武汉卫戍司令部，五十七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另配合骑炮工兵及飞机队长江舰队，总兵力约100万人，参加保卫武汉之作战。
赣北地处武汉外围是日军沿长江南岸西进武汉的必经之路。
日军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指挥此地区的进攻。
国民政府也在此投入两个兵团，重兵把守。
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布防于瑞(昌)武(宁)公路及沿江各要点。
薛岳的第一兵团任南浔(南昌-九江)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之守备。
万家岭一带，重峦叠岭，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连驮马都不易通过。
日军孤军冒险轻进犯了兵家之大忌。
6月28日，最高统帅部电令薛岳：闵家铺之敌位于南浔、瑞武路间，乘虚冲入，其患堪虞，应努力歼灭之。
薛岳即令东面我第四军之九十师阻击日军，抢占有利地形，层层堵击；又令西面我李汉魂所部之九十一师、预六师阻击敌军。
在我不断抵抗周旋下，敌第一零六师团的后方联络线从28日左右断绝，因天气不良，飞机侦察和补给都不能进行。
冈村宁次鉴于第一零六师团一开始行动就陷入困境，强令第二十七师团东进，再犯麒麟峰，企图推进到白水街以东，接应第一零六师团。
27日，宫崎联队增援反攻麒麟峰，并以飞机、大炮、步兵联合作战，施放大量毒气，使我守兵多有牺牲。
次日麒麟峰失守。
29日，我商震部三十二军一四一师配合一四二师七二五团猛烈反攻麒麟峰，经激烈战斗，终将该峰再度夺回，使敌二十七师团东进援助一零六师团的企图被粉碎。
与此同时，敌第一零六师团一二三联队一部企图从白水街以西突围，我预六师、九十一师从东面向这股日军发动猛攻，敌一二三联队受阻于白水街以东。
麒麟峰、白水街两役的胜利，粉碎了东西两股日军会合的企图，使我军能顺利地收拢口袋，为合围敌第一零六师团并予歼灭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第二十七师团在麒麟峰迭遭挫折后，于10月1日向南推进至天桥河，10月5日黎明前占领箬溪，7日又撇下一零六师团，主力转向西，朝辛潭铺前进。
在东路德星线，敌军亦未有任何进展。
因此，敌第一零六师团已孤立无援。
第一兵团综合各方情报，认为敌一零六师团主力孤军钻入我南浔线与瑞武线两大主力之间，是歼灭它的极好机会，决心抽调德星、南浔、瑞武三线的兵力，围歼窜至万家岭一带的日军。
10月2日，薛岳命令南浔、德星线上的第四、七十四军，第一八七、一三九师包围万家岭地区日军于东半面；命瑞武线的新十三、十五师，第九十一、一四二、六十师，预六师包围日军的西半面，向敌发起第二期攻势。
此时，我军兵力已占明显优势，且士气旺盛。
我军从东西两路同时向敌一零六师团发起攻击，敌我反复争夺，战况惨烈。
日军阵势大乱，师团位置都难以确认，不得不请求第十一军司令部以飞机侦察，其结果师团推测的位置和实际地点约偏南十公里。
3日，我第九十、九十一师从东西联合夹击南田铺，重创敌军，并以密集炮火轰击敌一零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使敌师团司令部亦面临危险之状态。
此时，敌粮弹严重匮乏，只能倚仗空投。
10月5日，我军重新调整部署，决心集中兵力击灭深陷泥淖的敌一零六师团。
薛岳电请蒋介石，缩短外围战线，从东西南北四面对敌一零六师团形成包围。
此前，敌一零六师团被歼近半，其粮、弹两缺，全赖空投，有被全歼可能。
此种情况经我方广播后，日本朝野震惊。
华中派遣军司令亲自组织宇贺支队、铃木支队和第二十七师团留置的佐枝支队，由箬溪地区沿武(宁)永(修)路东进，驰援一零六师团。
我第一兵团不得不由包围万家岭地区的部队中抽出新十三、十五师，第六十、九十一师，预六师等南下武永路阻止日军东进。
10月7日，我军向敌开展第三期总攻。
第六十六军以第一五九师及第一六一师之一部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之线，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四军之游击部队于7时在刘家岭与敌300余人遭遇；第七十四军经数度猛攻，终将长岭完全克复，并将张古山之敌包围。
8日，第六十六军进占石堡山、老虎尖，并以一部与第四军协力攻占狮子崖西北高地。
第五十一师于该日拂晓前一度攻克张古山最高点，但天明后，敌千余人凭飞机支援反攻，将该地夺回。
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亦于11时由城门山出击，攻占桶汉傅、周家之线。
永武路之敌援军，亦被我阻于来龙岭。
这样，敌一零六师团在我四面包围中，已成瓮中之鳖。
19日，敌我仍在激战中。
薛岳考虑到武永路敌人援军源源而来，德星线的日军亦在西进，围攻一零六师团的时间不宜过长。
待我各攻击部队迅速准备就绪，遂令部队迅猛推进，各守备部队努力压制当面之敌。
第六十六军激战至10日3时，将敌击溃，克复万家岭、田步苏，敌弃尸盈野。
残敌千余人、马300余匹。
敌北退被我石堡山守军截击，大部转向西退，一部300余人被我包围歼灭。
第四军攻占大金山西南高地及箭炉苏东端高地。
第七十四军于10日拂晓前攻占张古山最高点。
第九十一师于10日拂晓前攻占杨家山东北无名村高地，斩获颇多。
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于拂晓前攻占杨家山北端无名村及松树熊，俘敌军官田中善藏。
10日晚，薛岳以肃清残敌为目的，令各攻击部队继续攻击，至次日，攻克箭炉苏以西等高地。
12日，我军续向长岭及张古山北端之残敌攻击，但无进展。
此时，形势对我渐呈不利。
德星线上，隘口街于10日晨陷敌；武永路上，敌援兵已突破我杨家山阵地，不断向我构成威胁。
我军经半月苦战，实力大损，按兵团所指挥各部，番号虽及，战力却微，实难派出部队出击被迫转入守势。
16日，左翼敌援一部已窜至甘木关，我预六师、六十师后退，情形开始混乱。
薛岳鉴于目前德安方面兵力平均不到原数三分之一，且新兵又多，第四、六十六军已进入新阵地，阵线亟待调整，遂下令将主力转进至永丰桥、岷山、郭背山、郭垅山、王家山、柘林之线。
17日，我军开始总撤退，敌第一零六师团残部和铃木支队达成联系，第一百零六师团脱离了危机。
万家岭战役至此结束。
叶挺将军曾评价万家岭战役为：“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
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
当然不是同一会议，一个是三五年开的，一个是三七年开的瓦窑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