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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令青岛情话

时间:2015-02-02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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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在苏联的获得宠幸,以及他对古典遗传学和摩根学派遗传学家的迫害作风,在1947年后随著「向苏联学习」的政策而迅速扩展至中国。

李森科在1948年,向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所作的报告:「生物科学近况」(The situa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的中文译文於1949年刊出,随即被定为各大学生物系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必读教材(注二)。

在1950年代,所有被邀来中国的苏联生物学家,都是李森科的同党。

他们在课堂上都否定了孟德尔(G. Mendel, 1822~1884年)、魏士曼(A. Weismann, 1834~1914年)和摩根的成就,指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理想派的」、「假科学的」人。

但是,李森科的见解和大多数中国生物学家的见解却十分不同。

在1949年前,中国的遗传学乃是自西方移植而来。

许多中国的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们,都是在1920~1940年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受过教育,有些人甚至是在摩根的实验室接受过他本人的指导。

他们学成回国以后,遂在不同的大学裏任教和研究。

但是,有极少数的生物学家,在1940年代系在延安(中日战争时中共的大本营)或中国北方其他「解放区」工作,这些人没有受过西方科学思想的洗礼。

尽管中国生物学界的主流派反对李森科和苏联式将遗传学定於一尊的作风,但中共官方却把苏联那一套拿来如法炮制。

在1952年所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中国的生物学家——特别是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家们,均受到了批判,而无一幸免。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就像在苏联一样,各种报章、杂志、期刊都充斥著代表李森科见地的文章。

而摩根学派的观点则成了政治的祭品。

1952年六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注三)。

该文全力支持李森科的见解,有云:「马克斯和列宁的思想被确切的应用在米丘林派生物学上,乃是一种伟大的成就…米丘林派生物学乃是生物科学上一次基本的革命。

」西方遗传学遭到了全面的排斥。

该文也批评那些不赞成李森科学说的中国遗传学家:「目前中国生物学的现况不能再加以容忍…在各大学裏,不同的生物学主张仍毫发未损,旧观念仍然充斥在课程之中,米丘林派生物学只在一个学期裏有讲授,中学教科书中只有一章谈到它。

所有研究都一仍旧贯。

」并呼吁「用米丘林生物学来彻底改造生物科学。

」「不仅遗传学,其他如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学等,也都与时代脱了节,都必须加以彻底改造…我们可以经由批判不合时宜的遗传学和生物学,来学习米丘林微生物学…各大学生物系的课程应全面加以修订。

」由於此文系由人民日报发表,而《人民日报》的言论乃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传声筒。

因此,这一篇文章对於增强李森科学派的声势影响极大。

文章发表后,各相关研究单位无不倾力求其实现。

自1952年秋季开始,所有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授,相关的研究也不能再进行。

所有从事杂交育种的研究均受到批判,因为这些研究是基於生物间存有逢机变异的预期之上。

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也根据李森科的观点加以修订。

只有采用李森科观点的文章才能在科学期刊上发表。

这是在1956年八月青岛会议前中国生物学界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上述文章也批评了李森科学说的中国追随者,指他们为「闭门主义」、「狭隘的实验主义」和「态度不科学,决定不严谨」。

并说:「米丘林学说不能被看作枯燥无味的八股」,「古典的生物科学不能全加否定」和「坚信摩根学说的科学家不能被看作政治反动派」。

《人民日报》所以会说出上面这些话,来缓和对摩根学派的批判,乃是若干特殊状况使然。

在1950年代早期,一个农业大学的高干,也是李森科学说的追随者,曾对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和遗传学家苛刻无礼,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譬如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族群遗传学的教授,因为不赞成对正统遗传学的批判,更由於受到令他难以忍受的人身迫害,而逃离了中国(注四)。

当中共中央的当权人物知道之后,他们对於此一事态深感关切,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遂对这些过火的行为加以规范:「虽然摩根学说禁止传授,但科学家们不会加以整肃。

」因此,中苏共的遗传学家际遇不同。

在中国大陆裏的遗传学教授虽然不能讲授摩根的遗传学,但仍可讲授动物学、胚胎学、演化论和其他生物学课程。

尽管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各地农业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育种的材料仍常遭毁弃。

譬如1954年十月,由鲍文奎(1940年代曾在摩根的实验室裏进修过)在四川省某实验农场所主持的黑小麦(triticale)杂交试验被迫停止,实验农场废置(注五)。

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研究单位的负责人俯首同意。

此一举措,后来受到中央方面的批判,并且采取步骤,重行恢复鲍氏的研究。

虽然如此,彼时官方支持李森科的立场则始终未变。

1950年代早期,苏联国内有两件新发展,也影响了中国。

一、1950年六月二十日,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由史达林署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斯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日报》将该文予以译载。

史达林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一位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N.Y. Marr加以批判,指摘他误解语言学的阶级性,和他在苏联语言学界中表现军阀式的极权领导作风。

史达林说:「各种观念间如全无争论,不能加以自由批判,那就无科学可言,也不会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家对这几句话特别留意(注六)。

二、李森科在195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生物学上有关物种(species)形成的一个新观念>。

该文的中文译文出现在1950年八月《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刊》的创刊号上。

从1952年开始,苏联的《植物学杂志》在V.N. Sukhachev担任主编的情况之下,以及苏联的其他科学杂志,都对李森科的物种形成论作冗长的讨论。

这些文章也迅即受到中国科学家的注意。

1954年十二月,彼时史达林已死,中国科学院所出版的《科学通报》(Scientia Sinica)刊登了来自苏联《植物学杂志》的一篇译文,题目是<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

该文总结前一年对李森科的讨论,并指出李氏及其同伙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

自1954年起,「中国科学社」就对此一持续的讨论不断出版小册子(注七)。

上述二类事件,鼓舞了中国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勇於表达他们的意见。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胡先驌在其新著《植物分类学简编》的一章「植物分类学原理」中,对李森科加以批判:「李森科所提出有关生物学上物种的新观念,起初曾经风尚一时…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必须对此一争论加以注意。

我们中国生物学家,特别是植物分类学家,必须对此有深入了解,否则大家会被导入迷途。

」但是此书出版后不久,胡氏即广受批判,特别是1955年十月,为庆祝米丘林的百年冥诞,在北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为最(注八)。

从此以后,中国无人再敢反对李森科。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6年秋为止。

在1955和1956年的苏联,发生了两个重要政治事件,从而大大改变了李森科的处境。

首先,赫鲁雪夫已逐渐掌握了史达林死后的苏共政权。

1956年元月所举行的苏共第二十届党大会上,史达林遭到了公开批判。

第二,到1955年末,有好几百人联名陈情,要求免除李森科所担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1956年四月李氏终於丢官。

表示伤感,很孤独的成语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

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

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

“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

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

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

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

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

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

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

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

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

”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

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

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

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

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

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 ——闻一多《一句话》 --------------------------------- 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

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

生于湖北浠水。

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

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

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

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

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

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

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

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

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

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

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

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

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

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

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

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

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

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

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

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

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

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

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

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

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

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

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

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

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

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

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

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

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

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

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

现在,他“说”了就“做”。

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 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

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

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

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

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

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

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

矛盾

冲突

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

不误”。

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

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

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

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

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

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

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

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

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

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

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

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参考资料:

形容孤独,没有旅伴的成语

形单影只,还有就是:孤标傲世 孤:孤单;标:标准高。

孤高自赏,傲然一世。

原形容菊花傲霜独立的形态。

比喻人格的傲然不群和不与俗流。

孤傲不群 孤:孤单;傲:高傲。

指高傲孤僻,难与人相处。

孤掌难鸣 一个巴掌拍不响。

比喻力量孤单,难以成事。

只身孤影 只:单独的。

指孤单一人。

亦作“只影孤形”、“只影单形”。

偶影独游 偶:配偶,伴侣。

以影为伴,独自游览。

比喻孤单 孑然一身 孤孤单单一个人。

伶仃孤苦 伶仃:孤独,没有依靠。

孤单困苦,没有依靠。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茕茕:孤独的样子;孑:孤单;形:指身体;吊:慰问。

孤身一人,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

形容无依无靠,非常孤单。

形影相吊 吊:慰问。

孤身一人,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

形容无依无靠,非常孤单。

势孤力薄 势力孤单,力量薄弱。

指人少马微,不足以抗拒困境。

根孤伎薄 势力孤单,才智浅薄。

孤苦零丁 形容孤单困苦,无依无靠。

语出晋李密《陈情表》:“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 孤形吊影 谓孤单一人。

零丁孤苦 孤单困苦,无所依傍。

无亲无故 没有亲属和故旧。

形容孤单。

赞美大连的诗歌

太平洋的风挽着我的手 去追赶你奔跑的身影 沧桑变幻美妙瞬间 我期待同你一样年轻 你的蔚蓝如诗如梦 你的芬芳从春到冬 我用生命对你承诺 黄金海岸耸立我们的成功 太平洋的风挽着我的手 去追赶你奔跑的身影 沧桑变幻美妙瞬间 我期待同你一样年轻 千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大连是我心中的永恒 千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我是大连灿烂的笑容 太平洋的风挽着我的手 去追赶你奔跑的身影 沧桑变幻美妙瞬间 我期待同你一样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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