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年仅26岁的王明，由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被选为中央委员，且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能够上台，主要是因为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不足。
当时党内“唯书、唯上”的现象比较严重，普遍认为凡是马列本本上说的话、共产国际作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许多人当时未能清醒认识到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
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和红军的不断壮大，使国民党十分惊恐。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从此，红军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的新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是蒋介石反革命军事“围剿”的重点。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在、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
后来，中央红军又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由于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既排斥了的领导，又放弃了红军积极防御的战略和运动战原则。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冒险主义的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的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
进攻受挫以后，他们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打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
结果红军奋战一年，伤亡惨重，没有打退敌人的“围剿”，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红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革命必生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前后上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经受饥寒伤痛的折磨，使革命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
在长征途中，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经过一年长驱转战，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大家知道当年红军战士的军饷是多少吗
你应该问一支部队不发军饷怎么能够坚持下来，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我党经济确实困难， 很多部队师没有军饷的，好一点的部队有类似“边区票”之类的东西，但是革命先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打败日本侵略者（也有国民党的贡献）和后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
1921年苏俄暴动者提出“拥护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
一个红军战士在信中说：“不是富农的暴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标么
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
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
“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
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
“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要求北上抗日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
’”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
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
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
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
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
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关于有针对性的坚持不懈的红军例子
故事一 红军发布民族工作政策 白面瑶寨见证民族团结龙胜各族自治县是广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居有苗、瑶、侗、壮等民族。
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后，就进入了这个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馆退休干部杨永明向记者介绍说，红军翻越老山界后，进入了龙胜境内。
红军来到这里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散布了大量谣言，使各族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许多误解。
湘江战役还在进行时，红军政治部就发布了长征期间最早的民族工作政策——《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制定了《对苗瑶族民的口号》共13条，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充分准备。
红军进入龙胜少数民族居住区后，一方面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一方面采取召集群众开会和书写标语等形式，热情积极地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并始终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很快就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
在杨永明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了这个县的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见到了刻在一块巨石上的两条红军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
据这个县原党史办出版的《红军长征过龙胜》一书记载，当年红军长征路过龙胜时，红3军团4师首长在白面瑶寨旁的这块巨石下，会见了当地瑶族起义首领。
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曾发动了一场起义，但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了。
躲藏在这块巨石下山洞中的几名瑶胞中，就有当时起义的首领。
红军首长向瑶胞们宣讲了我党的性质、任务及党的民族政策，消除了他们对红军的偏见和误解。
为鼓励他们继续革命，红军还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和弹药，并在这块巨石上刻下了两条红军标语。
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将这块刻有红军标语的巨石“龙舌岩”称为“红军岩”。
如今，70多年过去了，这两条标语仍然保护完好，清晰可辨。
白面瑶寨也因此成为当地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每年都有上万游人到此参观旅游。
周恩来在龙坪侗寨指挥救火 侗族群众热情支持红军 平等乡是龙胜县侗族群众聚居的一个最大乡镇。
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进入湖南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
在平等乡的龙坪侗寨，记者见到了仍然耸立在寨子中央的“红军楼”。
这是一座修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侗族鼓楼，它是侗族群众开会议事的重要场所，也是侗寨的象征。
这座原名“杨氏鼓楼”、现叫“红军楼”的古老建筑，记载着一段周恩来指挥红军救火保侗寨的佳话。
原龙胜各族自治县党史办主任粟新民告诉记者，在红军进入桂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国民党反动军阀派遣特务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四处纵火烧粮，借以散布“红军放火”的谣言，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朱德对此十分重视，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军团驻地烧毁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
各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
如遇火警，务必设法扑灭，救济受难群众。
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
在龙坪侗寨宿营的是红军主力，、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在此驻扎。
一天深夜，寨子一间木楼突然起火，火借风势，大半个侗寨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迅速来到寨子中央的“杨氏鼓楼”上，亲自指挥红军战士救火，同时命令红军保卫人员密查纵火特务。
在红军战士和寨上群众的奋勇抢救下，大火很快扑灭，“杨氏鼓楼”及鼓楼东面的大片民房被救了下来。
当晚，红军保卫人员抓获了几名国民党纵火特务。
第二天，红军在寨上的一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纵火特务，揭露敌特的卑劣行径，宣传红军及我党的政策，并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
侗族群众明白了事情真相，了解了红军，认识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的不同。
于是，侗族群众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做挑夫，许多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
为纪念这段历史，后来当地群众就把“杨氏鼓楼”改称为“红军楼”，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也被称为“审敌堂”，现今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基地。
成立于1956年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是广西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县长杨通鸣（侗族）深有感触地说，红军长征经过龙胜时所写下的感人故事，是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是民族团结的颂歌，是我党民族政策初期的成功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党的民族政策仍然是我们民族工作的法宝. 故事二 长征故事：雩都河畔寄深情1934年10月16日，8万红军集结在雩都河以北地区。
17日傍晚，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
当时，送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来到各个渡口，与红军依依惜别。
雩都河上有20多户渔民，都姓李。
渔民们把所有渔船集中起来，彻夜送红军过河。
16日是重阳节，渔民还把过节吃的炸米果送给红军。
今天，送红军的老船工大多已去世了。
在于都县城，记者找到老船工的儿子李明荣，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送完红军后，怕敌人迫害，所有渔民带上老人孩子一起逃亡，离开了祖祖辈辈打鱼的河流，直到1949年才回到家乡。
15年背井离乡的日子，有多少辛酸的故事，父亲从未跟他讲过。
过河需要搭桥，很多老表把门板、床板都拿来了。
一位曾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
”当时，很多红军都知道这个故事。
记者寻找曾大爷的后人，打听其真实姓名，找了许多人，都没找到线索。
他们讲，于都县姓曾的人很多，时间也太久了，很难找。
其实，曾大爷的名字无需打听，他的名字应叫“人民”。
人民，就是红军走向胜利之桥。
于都人民奉献的，还有成千上万优秀儿女。
那一年，全县有1.6万余人参加长征，其中有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有姓名的近9000人。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向贵一家就有3位烈士。
他小时候不敢问母亲“我的外公在哪里”，一问，母亲就流泪。
家里3张烈士证书上，牺牲原因全是“北上无音讯”，不知道是如何牺牲的，更不知道牺牲在何地。
今年6月1日，袁向贵专程来到广西湘江边上，向牺牲在这里和可能牺牲在这里的红军亲人下跪祭拜：“外公，外孙来看您了……”说着，就泣不成声。
这一切，深深感染着在场的部队官兵和少先队员，大家齐声喊道：“红军爷爷，我们看您来了……” 静静的雩都河，缓缓向西流去，有多少故事不可能也不会随水流逝的。
让我们在雩都河畔多倾听、多记录，多感悟“人民”二字的真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