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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文化站读书活动应该怎么开展
如何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决定》提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这是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以推进。
第一，用好平台，充分发挥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特别是相关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覆盖75％的行政村，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农家书屋已覆盖全国一半行政村，1700多家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免费开放。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些设施，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吸引群众参与。
《决定》提出，要统筹规划和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特别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面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同时，还强调各类公共场所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利。
这些政策举措的实施，将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
各地要坚持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并重，整合资源，提高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中的综合效用。
第二，拓宽渠道，多开展内容健康、形式活泼，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
群众文化植根群众、服务群众、快乐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
《决定》对群众性文化活动高度重视，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在广泛深入上下功夫。
这些年，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抗战胜利60周年等重大节庆日，依托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群众开展瞻仰革命圣地、参观主题展览、开展读书演讲、举知识竞赛、书画美术摄影展，以及灯会、赛歌会、龙舟赛等各具特色的文化体育活动，深入挖掘重大节庆活动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学习革命历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收到很好效果，要继续坚持创新，提高活动质量和效益。
《决定》着眼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特别强调重视开展基层和农村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经常化，推动电影院线、演出院线向市县延伸，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等。
各地区各部门要抓住这些契机，把活动成群众自己的文化节日，让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切身感受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第三，完善措施，鼓励和支持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人民群众具有文化创造的巨大活力。
特别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载体的广泛发展，全社会鼓励文化创造氛围的进一步浓厚，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
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决定》要求，通过支持群众依法兴文化团体，支持社会组织、机构、个人捐赠和兴公益性文化事业，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鼓励和扶持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吸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基层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管理，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等政策措施，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
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是广大群众参与文化建设并在参与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效途径，要按照《决定》要求，提高建设水平。
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积极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利用网络、手机进行文学创作，运用书画、摄影等展现美好生活，通过诗歌、散文等抒发真情实感，在主动参与中实现投身文化创造的理想，展示自己的才华。
董存瑞的资料
董存瑞，1929年10月15日出生于察哈尔省（今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上过几天学堂，后因家贫而辍学。
抗战爆发后，他的家乡成了抗日游击区，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当上儿童团长。
年少的董存瑞机灵聪明，很有骨气，被称为“南山堡的王二小”。
1945年春，董存瑞参加了当地抗日自卫队，同年7月参加了八路军。
1946年4月初，在察北重镇独石口遭遇战中，他机智地夺下敌人的一挺机枪而被记大功一次，被部队授予勇敢奖章。
1947年初的长安岭狙击战，他在班长牺牲、副班长重伤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自任班长，如期完成了狙击任务，又立大功一次。
至牺牲前，他共立大功3次、小功4次，荣获3枚勇敢奖章和一枚勋章。
1947年3月，在平北整训期间，董存瑞入了党。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后，各战略区的部队纷纷练习城市攻坚战。
当年解放军没有飞机，也缺少坦克，攻坚主要靠有限的炮兵和步兵实施爆破。
董存瑞带领的班被师、团领导誉为“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也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的称号。
1948年5月初，董存瑞所在部队参加冀热察战役。
隆化县城是热河省会承德的拱卫，敌人事先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
1948年5月25日，进攻隆化县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的6连负责拔除敌人核心阵地——隆化中学。
临出发前，身为爆破组组长、在比武中夺得“爆破元帅”的董存瑞，代表大家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他带领战友接连炸毁了敌人3个炮楼5个地堡。
打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工事之后，敌人隐藏在围墙外干河道上桥形暗堡的机枪突然开火，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突击受阻，而派去爆破的战友又一个个在中途倒下。
面对敌碉堡的凶猛火力，董存瑞再次请战，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到桥底。
此时，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暗堡的底部离干涸的河床还有段高度，河道两侧护堤陡滑，他两次安放的炸药因没有木托都滑了下来。
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拖延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
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形暗堡被炸毁，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
董存瑞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董存瑞由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六位经典英烈之一。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决定，追认董存瑞为全国战斗英雄。
主席在会上亲切接见了董存瑞的父亲。
1957年5月29日，朱德委员长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了“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的光辉题词。
1998年，为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40周年，聂荣臻题词：“舍己为国，人之楷模”。
张爱萍题词：“为国勇捐躯，万代颂英雄”。
国庆见闻作文400字
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报纸，竟然发布“富士火山将大喷发”、“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等不实消息，让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更加惊恐。
东京市内交通、水电供应严重破坏， 谣言四起，一片混乱。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捏造并散布谣言，称“朝鲜人触犯神灵，地震是天神的惩 罚”，军警当局还诬指社会主义者和旅日朝鲜侨民纵火、投毒，授意右翼团体自警团恣意刑讯、屠杀。
中国积极援助日本灾民 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至12点03分，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
震中位于东京的相模湾内，震级为7.9级。
大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东京、神奈川、千叶、琦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成为地震灾区。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
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
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
横滨也化为一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多名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
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
房 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
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
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
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
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
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
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
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 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
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
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谣言包括“在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
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
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
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认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
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
很多流离失所的 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
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
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
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
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
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
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
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
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
”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
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
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
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
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
虽然不久之后人们得知有关朝鲜人暴动等消息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人。
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
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
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
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中国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
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
”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也发生了屠杀事件。
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
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
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
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
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屠杀大批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
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
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
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
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
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才开始。
在日本东京的横纲公园，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
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
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
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