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标语 校园暴力事件
还孩子平静校园，给孩子美好明天
哈根达斯冰欺凌的标语是什么
爱Ta，就请Ta吃哈根达斯~
校园暴力标语
我们爱吃冰欺凌
校园暴力法律宣传标语
1、维护你我安全创和谐校园。
2一句文明用语，增一缕校园。
3、学海拼搏，需注全;寒窗苦读，应畅谈文明。
4、一起建和谐校园，互相帮助显爱心。
5、你我文明一小步，校园文明一大步。
6、安全与文明携手，健康与美丽同行。
7、老师是我们难求的知己，校园是我们温馨的家园。
8、健康——谱写人生之路;安全——唱响生命之歌;文明——点燃心灵之窗。
9、和谐校园，你我共建;平安校园，你我共享。
10、顺手捡起的是一片纸屑，纯洁的是自己的精神;有意擦去的是一块污迹，净化的是自己的灵魂。
11、真心真爱献出来，上下友爱创未来。
12、鸟儿因翅膀而自由翱翔，鲜花因芬芳而美丽，校园因文明而将更加进步。
13、让健康与我们相随，让懂事与我们相伴;让聪明与我们相拥，让可爱与我们相依。
列举日本在1931－1937年制造的三次侵华事件或血腥屠杀事件。
近代中国（1840到1919）经历哪些苦难
概括来说：遭受列强不断的侵略、欺凌，一次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中国也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的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各阶级或阶层进行了哪些抗争和探索，结果如何
1、抗争——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中国人民为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改变屈辱地位，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前期的抗争包括：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爱国军民的抵抗、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2、探索——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探索各种道路，这是一个长期的极其复杂的艰苦历程。
主要包括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救国活动。
3、结果，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了。
一、近代前期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 1、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略斗争的开始。
┏林则徐——广州——严加防守 ▕ 关天培——虎门 ┓ 2、在鸦片战争中：▕ 葛云飞——定海 ┣ 英勇抗敌，壮烈牺牲 ┗陈化成——吴淞 ┛ 3、边疆地区新危机时——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整个新疆 4、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在台湾地区击退法国侵略者 ┗冯子材——镇南关大捷 ┏左宝贵——平壤——战死沙场 5、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邓世昌——黄海——英勇战斗，与舰同沉 ┃徐邦道——辽东战役率部英勇抵抗 ┗丁汝昌——威海卫——宁死不降，自杀殉国 二、农民阶级的抗争 ┏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1851——1864年，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1899——1900年，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及激进民主主义的探索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探索——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探索——由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3、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探索——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 四、地主阶级的探索 1、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探索 2、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探索 五、无产阶级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一、19世纪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其影响 从1840—1900年的助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通过这些战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
1．鸦片战争 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
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受到了严重阻碍，出现了大量逆差。
当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发生后，英国便以“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开始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开了绿灯。
不过，这一时期中国的开放还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
2．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国伙同法国于1856—1860年进行了。
并于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天津条约》和，通过这两个条约，汉口、牛庄、天津等内地和北方城市被开放成为商埠；条约还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
这样，列强的在华利益进一步扩张，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和北方地区。
俄国趁火打劫，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大肆侵吞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3．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1894—1895年，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清政府被迫于1895午4月与日本订立了。
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给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省等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主权为代价举借外债，致使中国的内政外交进一步为列强所控制；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合法化；而日本则利用巨额战争赔款疯狂扩充军备，使自己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侵略战争策源地。
4．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发动了，并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
是一个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使得中国的各项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极大地加强，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所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合计白银 9．8亿两，加上各地地方性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白银10亿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它关于惩办“首祸”和禁止中国人加入或成立反帝组织的规定，体现了对中国的严厉政治奴役；它关于在北京设 立单独的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及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驻扎军队的规定，是对中国实行的野蛮军事控制。
二、19世纪中国各种力量对列强侵略的反应 1．清政府的腐败与对敌决策的失误 清末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在和与战的决策上往往举棋不定，徘徊于妥协与抵抗之间。
决策的屡屡失误，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开战前依赖列强的调停，战、守准备不充分；战争中“避战自保”，屡失战机，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战争决策高层的无能与软弱。
1894年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把持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甲午战争中，慈禧太后为她60岁生日的“万寿庆典”，始终抱定对日妥协的和平方针。
李鸿章为保存其实力极力奉行避战求和的政策，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结果处处被动。
清军中虽然有一批如关天培式的民族英雄，但大都缺乏斗志，许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
2．民众的自发斗争 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妥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自发斗争。
重要的斗争主要有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
在1895年的反割台斗争中，台湾各族人民组成了义军，誓与台湾共存亡。
义军和留在台湾的部分清军公推刘永福为领袖，领导台湾军民共同抗击日军。
1898年，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
随着形势的发展，义和拳改名义和团，树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
慈禧太后发现义和团难以很快“剿灭”，就改用“招抚”的办法，企图控制利用。
1900年春，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涌人北京和天津。
义和团在抗击八国联 军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命令清军“铲除”义和团。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了。
3．有识之士的自强运动 林则徐在领导禁烟斗争的同时，搜集和研究外国情况，组织人编译出和，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在的基础上，编成了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等情况。
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的思想。
1860年的“内忧外患”的形势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士绅阶层。
为实现“自强”的目的，洋务振创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并派遣学生留学，编练新式海陆军。
19世纪70年代起，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和交通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还打着“求 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70年代后，在“求富”的口号下，洋务派提出了利用本国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的“商战”主张。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商战”主张逐渐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反侵略主张。
马建忠和郑观应等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
三、20世纪日本侵华史 1．20世纪初期日本的侵华活动 1901年至1919年，处于前夕和期间的列强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但并没有停止其他形式的侵略扩张。
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都的殖民地位。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夺取德国租借的青岛，强占胶济铁路沿线。
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使占领山东成为事实，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由于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二十一条”没有实施，但由此加强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尤其是在华的经济利益。
袁世凯死后，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军阀打内战，造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并仇视中国革命，破坏中国的统一事业。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 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渴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
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1932年，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占领地改名为“满洲国”， 扶植被推翻的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
从此，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开始扩大势力，加快对华侵略的步伐。
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到1936年，华北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宏毅上台组阁，建立了军事法西斯专政。
1936年，广田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制定了“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和“向南方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信号，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战争初期，日军由于装备精良，准备充分，很快攻占了华北五省和上海、南京等地。
但日本的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陷入了长期战争 的泥潭之中。
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掠夺中国的资源，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统治。
阶段性特征扫描 一、1840~1894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条约权利”，并监督清政府履行这些所谓的“条约义务”。
在表面上“中外和好”的局势下，进一步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
列强还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英国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岛和九龙司。
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倾销商品，商品输出成为这一时期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
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开放了东南沿海五口，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增开11处通商口岸。
中外贸易的巨大变化，表明中国的市场已经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
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和低关税，雇用大批买办，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产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
二、1894~1901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列强侵华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到由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军事上，列强趋向联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三、1901~1945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计划，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
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和后来居上，打乱了老牌帝国主义侵华的格局，使列强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日本成为侵略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日俄在中国东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最终引发—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问题上虽有矛盾和斗争，但在最大限度地侵略中国、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这方面却是一致的。
随着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要排除其他列强而独霸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四、1945~1949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继续以蒋介石为其代理人，逐渐形成独占中国的局面。
新中国的成立，打碎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阴谋。
规律性知识拓展 一、列强侵华战争的发动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随后扩展到法、美等国。
从1840年起，中、日等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国家商品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
东方亚洲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的格局形成。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并为本国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狂潮。
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的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
日本法西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二、对外封闭造成了中国的落后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确立，势必要将东方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卷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新体系。
面对西方的挑战，清朝统治者在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下昧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无力的回应。
统治者一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措施，这种限制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闭关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
二是以“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观自居，，形成了闭关锁国心态，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才逐渐走向开放，但阻碍重重。
在有限开放中学习西方，国力虽渐渐增强，但与列强相比仍然是相差很远。
三、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两种矛盾的发展趋势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从遭受列强侵略的角度说是向下沉沦，从接受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采说是取得了进步。
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君主专制。
资本主义列强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
其中包括近代的科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民主自由价值观。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铁路、轮船和电信以及近代的海军和陆军，并开始了向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化。
四，民族团结与统—是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顶峰。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已经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精诚团结，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时代、领导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抗日战争同以前的反侵略战争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这场反侵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根本的政治保证，对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和抗战后中国的前途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与第—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国外的反法西斯阵线相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广泛的民族性，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以国共第二次合作 为基础，两党之间的联合与斗争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是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经过抗日斗争，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虎门销烟的故事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