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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位过来人士帮忙（最好是美术生或美术专业人士）
”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100年.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无论是正式的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在中国都明确指向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具体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四大门类.这已经是家喻户晓和熟练使用的词语和概念。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
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
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一 “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
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the fine 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
③想象力及个人鉴赏比精确计算更为重要的事情；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教学演说等。
④诡计、诈术、巧计、策术、魔术、妖术。
从《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的解释中，显然未将“art”指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the fine arts”（美术）则包括了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
而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art”这一条目又是这样解释的： “用技术和想象力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审美对象、环境或经验。
艺术一词亦可专指习惯以所使用的媒介或产品的形式来分类的各种表现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对绘画、雕刻、电影、舞蹈及其它的许多审美表达方式皆称为艺术。
” “艺术亦可进一步特指一种对象、环境或经验作为审美表达的实例。
例如我们可以说“这张画或壁毯是艺术”。
传统上，艺术分成美术（the fine arts）与语言艺术两部分。
美术（the fine arts）一词译自法语“beaux-arts”，偏重于纯审美的目的，简单说即偏重于美。
从西方对“art”的词语解释来看，将“art”做“美术”（the fine art）解，是一个涵概面很广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即：美的艺术。
而未指向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四大门类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
二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论是“美术”还是“艺术”，这两个专门名词实际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语。
直到中国清未洋务派运动对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引进，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上都从未出现过类似英文“art”（艺术）或“the fine art”（美术）的概念表述和中文字样。
中国古籍中也只有“绘缋之事”、“刻削之道”、“锦绣文采”等类似术语的运用。
中国古籍中“艺”的概念与西方的“art”（艺术）在传统的狭义表述上有共通之处，那也只限于“艺术”这一概念的技术层面，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或“美术”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古籍中，“艺”等于“蓺”，意为种植之技。
《说文解字》中说：“周时六艺，盖亦作蓺，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蓺也”。
中国古籍中的“艺”又等于“术”（术），引伸为技术、技艺，这和西方“art”源于拉丁语的“ars”，泛指作学问和专司具有文化涵意的手艺工作很相近，此“艺术”表示一种可学的而非本能的技巧和特殊才能。
实际上在古代的西方，象木工、外科医生、烹饪术、建筑术均包含在艺术中，艺术的全部形式大约有400余种。
[1]这种对艺术的理解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古希腊时期，尽管创造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品，但当时人们并不是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眼光看待它们，而是将其当作一种高超的技巧的结果。
中世纪时期，艺术有两种含义，一种以是文科艺术，包括：修辞、逻辑、格律和语法；一种是高级艺术，指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大学科。
这其中一些，在当时被称为自由学科。
然而，所谓自由学科并未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很象中国古代周时的“六艺”学说。
文艺复学时期，艺术是一种高超技巧的观念又得以重新恢复，但是艺术家当时仍是被视为工匠。
虽然达?芬奇等具有广泛人文知识的全才式艺术家大量涌现，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他们的实际创造行为中，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很难分开操作，并且又都是按着契约者的表现要求和完成期限来工作，因此仍未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或“美术”做为一门感性创造学科的特质。
直到17世纪，艺术这一术语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即“美学”上的意义。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艺术就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后来则进一步形成了优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和实用艺术（applied arts）的区别，而所谓“优美的艺术”并不单纯以技巧和实用功利为其特色，而是一种精神意义的“美”的艺术。
这种观念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从今天辞典的释义还是从东西方艺术历史的发展史实来看，不管艺术是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还是纯精神意义上的“美”艺术。
西方先哲们难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让后人为难，竟从来没有从空间、感性和媒介等特质上对艺术的种类进行说明和分类，或者确立一个叫做“美术”的学科概念。
这也真叫中国人难免陷入困惑之中。
实际上，在西方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美术”叫做视觉艺术。
从书面文献的表达和口头表达，从学术研究机构到学术团体再到艺术教育，“art”始终是一个涵概诸艺术门类的总称（这里包括纯精神性的“美术”（the fine art）也包括实用艺术及各类艺术的变体，从来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指称为视觉艺术的“美术”这样一个名称概念。
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只有中国把“art”即做“艺术”解，又做“美术”解，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范围来使用。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置本来属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在定义和使用上的事实与不顾
而在概念的运用上把艺术划定为涵概各艺术门类的一级学科，把“美术”划定为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视觉艺术的二级学科
这有其深刻而客观的历史原因。
三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文的坚涩难懂，加之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
19世纪末，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在翻译外来的人文学科概念和词语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
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人文学者便采取了一种迂回变通的方式，从邻国日本引入了大量的汉字词汇，而这些汉字词汇则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关词语的翻译。
这种词语的输入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正好同步。
而对于从未接触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封建中国，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必须从学习和教育开始。
于是西方的艺术学科也便同时输入进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幡然领悟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于是中国人开始重视科学，关注经世致用发展实业的实用知识。
在“西学东渐”的理念下，中国西式的“新学”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现。
1867年，洋务派为推行“洋务运动”，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大举开办新式工厂和对西方技术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新式学堂”。
由于“新式学堂”引进的数理化、医学、生物、工学等科目大多与图画有关，（如算术要使用图形，地理要使用地貌，医学和生物则需要解剖图与标本图样，工程建筑更离不开建筑绘画与设计图。
）于是从科学和实业的观点认识到“美术”为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生产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
1902年创办的我国最早的两江师范学堂及后来的许多类似的实业学堂，都培养了大量的能“画图”的工艺人才，而这些学校则都是仿照当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模式，并聘请日本教员来执教，教授的课程包括：西洋画、用器画、图案画、雕塑、解剖学及艺术史等课程。
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
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
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美术”的汉字词语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工业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学中。
那末是谁后来把“art”译成“美术”两个汉字
又是出于什么具体的想法现在已无法做具体的考证。
我们只能从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美学”而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的原因上找到一些理念上的依据。
[2]（关于“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纠缠不清的关系，本文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详尽论述。
）日本人肯定是把西方人将“art”做“the fine arts”（美的艺术）解的内容做了直接的汉字简化翻译，加之对西方传统“感性学”的误读和理念上的偏差，在学科的概念使用上含混地加以运用直至后来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地加以延续并指向了与“图画”有关的视觉艺术了。
不论是把西方的“感性学”译成“美学”还是把“art”译成“美术”，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仅包含着词源学上的误读，更表现了审美文化的偏颇，同时也表现出东方人片面狭隘的价值取向。
这主要反映在东方人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上通常只是以形式与方法两方面介入和把握对象，即只吸收其技术及方法，而其思想和精神一般是不能考虑吸收的。
中国的“洋为中用”的“用”字正是泛指技术与方法之意，而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意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中国也是同出一辙。
那未无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中国的“洋务派运动”，在一个急需西方的技术来增强国力的功利思想背景下，日本人把本来表示为纯精神性和欣赏性的艺术，即“美的艺术”理解成“美的技术”并将“美术”的简化词语应用到工科的视觉表达上，这种误读和偏离显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四 中国人在19世纪末并不仅是从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文明，许多人文学者亦曾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并在“新式学堂”里也聘请了许多西方人来授课，那未中国人为什么未加分辩和详细考证就全盘照搬了日本人的观念呢
这除了以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与日本人有着相同的功利色彩和狭隘的东方思想观念外，语言上的障碍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70%的专门词语都来自于日本的外来语，[3]以及在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史上严复严译后来败给日本人的史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1900年，“百日维新”后在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并大办实业工厂和实业学堂的同时，许多人文学者也远赴国外学习。
这对于迫于经济文化落后压力下的中国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最初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之命东瀛，并不懂日文的他接触了很多日文书籍。
由于日文是由假名和汉字组成，他多少也能看个大概，后来回国之后，不懂日文更不懂西文的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译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其中许多词语大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
由于在中国古文里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所以梁启超只能原样照搬日本人的翻译了，并很轻易地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美术一类词介绍给中国读者，已至延续至今。
1901年，大学者王国维亦远赴日本留学（东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武昌农学校任译授，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大量的学术名词都是从日本外来语直接借用过来的。
尽管留学欧洲并深切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严复有其中国特色的译法，但王国维则主张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强调新学语的输入。
一来他认为方便可行，二来避免了严复严译中的“古雅”的“自我作故”。
于是在王国维的大力倡导下，严复对西方思想的译法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从此日本外来语大量进入汉语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和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牢牢扎下了根。
中国最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引进，由于重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生产的功利主导思想和狭隘的东方民族心理，在引入西方艺术思想的概念上，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一次误读和偏离，把在西方直至当代一直被理解为具有“纯审美”的精神特质内容的“美的艺术”限制在“美的技术”。
“美术”的概念和名称并由此延续至今。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等人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文明一味追求物质欲望与情感生活匮乏的弊端，于是把席勒极力推崇的古希腊所具的的完善人性的培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格的自然完美和关注精神陶冶的理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提倡美育才是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正确方式。
这使中国的视觉艺术在继续采纳“新学”的同时，从“美的技术”又回归趋向于“审美”的“美术”概念上来。
但是，这种“以美育代宗教”，即以美育代替道德训诫和人伦教育的思想从现在来看本身就是值得怀疑。
它把本身具有“自律性”的艺术引导到社会伦理的层面上，这本身便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做为一种感性文明的重要特征。
实际上蔡元培先生对“美术”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当时也没有把它限定于视觉艺术的范畴，他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也包括了诗歌和音乐等诸多艺术形态，还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理解的“艺术”的概念范畴。
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时的“美术”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和对艺术的价值定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即中国艺术一直以来无法摆脱的对政治、社会伦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依附性、工具性和功利性。
而没有将艺术导向感性文明的正确发展轨道，这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二次偏离。
五 解放初至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的视觉艺术狭隘地独尊前苏联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排斥。
由于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工具性，为政治和实用服务，使苏式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职业技能第一的观念全面统治了中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
同时，视觉艺术完全从艺术学科中分割出来，并确定了“大美术”的概念，将视觉艺术划分为国画、版画、油画、雕塑、工艺五大学科专业，并全面地推广至中国社会及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领域。
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完全隔离于世界文明和艺术发展潮流之外，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实用功利的思想，甚至发展成完全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样板画”，艺术在感性、个性表现和创造性精神的本质特征完全丧失。
这是“美术”对艺术的第三次偏离，也是最远离艺术本质特征的偏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敞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艺术表现形态和思想蜂涌而入，艺术界逐渐认识到艺术的人文特征以及感性和创造性的本质。
但由于历史长期积淀的原因，强调职业技能和实用目的艺术体系和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因广泛的社会基础仍处于主流地位。
尤其在艺术教育上，徐悲鸿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写实主义思想与前苏联的具象写实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难以逾越。
直至今日，许多大专院校及社会办学的视觉艺术学科（甚至包括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依然延续着这种所谓“美术基础”的单一技能表现方式。
而在艺术人才目标的培养上依然固守着严格的学科专业划分及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缺少与其它艺术及相关学科的联系与综合，更缺少从人文性、主体性、创造性等艺术特征角度对艺术人才进行培养教育。
这种偏离艺术本质特征，重技术、轻艺术的现象不知何时才能彻底改变
特别是从未来人才的发展、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值得每一位有责任的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警醒和深思，否则我们仍然会偏离在违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和艺术本质特征的轨道上，而误国、误民、误人子弟
“美术”时艺术的误读和偏离，究其历史的原因难免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沉重的历史负担，让我们积重难返
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东瀛开始翻译西方文献到1902年的“新式学堂”以科学和实业的观点引进技能性的“美术”教育，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如果100年前中国没有日本这样的一个近邻，也许我们只能使用严复严译的概念或根据我们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考证来理解西方思想及学科概念，并应用于艺术等领域。
或者，一开始我们没有把“art”译成“美术”而是仅已译成“艺术”或象西方一样把我们理解的“美术”一开始就叫做“视觉艺术”，同时把研究人类感性文明的“感性学”不是译成“美学”，不在单一的“美”的感性方式上留恋往返，那么今天艺术的发展结果会是怎样
再如果，我们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把前苏联“老大哥”请进门来而狭隘的独尊其为政治和实用服务的理念，那么结果又会怎样
中国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是否会像今天一样面临这么多困惑而积重难返。
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在我们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领域，也反映在中国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
这个问题太大，越想越沉重，越想越可怕
同时，也是摆在中国人文学者，包括我们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美术”一文旨在本着探讨的态度,以引发对当代艺术与艺术教育的思考。
这也是当下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普遍面临的困惑。
这种困惑表现在传统“美学”与当代艺术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当代文明发展与中国当代艺术教育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的层面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美学与当代艺术的冲突，也就是对“美”的问题的讨论及争议。
这个问题太大，也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事实上，由于“美术”这一概念名称的确立和普及，难免使我们陷入既成的事实，而不能着眼于与艺术本身的发展状况来思考艺术问题，更不用说对艺术的本质特征不甚了解和缺少经验了。
以“美”一统天下的“美术”甚或“美学”体系的影响避免不了这类直观的判断。
“美术”（视觉艺术）受传统美学的影响之深，似乎要超过其他艺术门类。
而现在，文学等艺术门类大体上已解决了“美”与“不美”、“功利”与“创造”之间的矛盾，只有“美术工作者”还多多少少受到此类问题的纠缠。
因此，关于“美术”对艺术的误读，不仅表现在史实的误读（这仅在其次），而主要是观念上的误读。
艺术上的功利性特征是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它并不是艺术创造的本质特征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艺术”是什么
“美”又是什么
“艺术”与“美”关系又是怎样
事实上，上世纪初，本世纪末，视觉艺术所发生的变革，已将“美术”转变成艺术了。
这个转变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是人们后来才在文学上、哲学上、思想上来认知的。
现在我们来关注它已为时已晚。
100年来，中国的艺术一直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美术”过于强调它的技术及应用，而忽视作为一个感性学科所具有的人文性和创造性的内容，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重视技术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现代中国在教育上已开始重视对未来人才的综合教育和素质教育，“美育”便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但这种“美育”决不是功利性的只是培养道德情操，而是发挥艺术的本质特征，培养人以感性把握世界的能力，是以创造性、想象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为己任的。
因此，艺术不是一个专业技能问题，更不是“美”与“不美”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问题。
只有理解成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艺术的本质，才能了解艺术和“美术”，而不是在传统的经验废墟上流连忘返，更不至于陷入对“美术史”史实的准确性上纠缠不清。
这里笔者想说明，我不是一个“美术史研究工作者”。
但“‘美术’对艺术的误读”一文确实对关于“美术”一词从日本的引进缺少充分的史料依据和带有主观色彩。
但不管最初“美术”在日本译自?语还是英语，都掩盖不了中国“美术”100年来的功利色彩并偏离于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事实。
笔者只是想借助史实来说明这一现象。
如果非要把这段史实弄得一清二楚，笔者也可以详尽罗列，如果那位先生对这段史实不够清楚，请参见安徽出版社出版由陈振濂先生所写的《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一书，第二章关于“美术一词的语源“一节内容。
但是，如果细加分析更证明了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使用“美术”这一概念名称上对艺术的误读和偏离。
“‘美术’对艺术的误读”一文不是探讨“中日美术观念的演进”的文章。
诚请各位先生不要拘泥于历史和传统经验，而首先应从当代艺术发展和艺术教育的角度思考一下：“艺术”是什么
“美”又是什么
如果讲求史实的准确性，不妨根据当代的艺术状况和艺术教育状况认真的审视一下历史。
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谨和科学的，更是积极的，同时也能避免“误读和偏离”和“可笑的单薄”。
注释： [1]美国著名的美学家托?门罗认为，在古代不仅绘画、音乐、戏剧、文学是艺术形式，而且美容、整形外科、美食、服装、理发、刺绣、酿酒、烹饪术、香料制造、畜牧业等都属于艺术形式。
[2]日本“明治维新”在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之后，也意识到西方文艺思想对文艺启蒙的重要性。
日本许多人文学者从西方引进“美学”作为文艺启蒙的突破口，传播人文科学思想，但未能及时消化。
最初日本人西周把一本《aesthetics》译做《善美学》，强调“善就是美”、“和就是美”、“节度与中庸就是美”。
中村兆民译介了维龙的《aesthetics》，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
在序论中，他将艺术方法分为“摹拟美人之迹”、“务求其似真”和“将感慨表露于外”来阐明艺术本质，强调娱乐人心，使人的气质和品格趋于高尚为目的的“雅艺”。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在接触西方人文思想上浓厚而狭隘的东方色彩。
[3]从词源上考证，中国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汉语名词70%是从日本输入的，并且都是日本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
如：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理论、哲学、原则；还有经济、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文学、抽象、美学……数不胜数。
“艺术”和“美术”也是其中之一。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写作背景和表达的情感
这首诗一共13节，可分为三部分。
第1、2节为第一部分，写“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身不同，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我是地主的儿子”，却“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诗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鲜明的叙事性质。
而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河，是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10节为第二部分。
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追述大堰河勤劳善良、为生活奔忙而受尽苦难的一生。
第3节，“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已经故去，诗人描述了她的坟墓和家园的凄凉景象。
第4节，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个“在你……之后”的句式，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劳操持家务的情景。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能感到大堰河勤苦操劳、仁爱善良的行为在“我”心中投下了母爱的光辉。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
虽然是简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进行对比。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并与第4节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为了生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
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淳朴情感。
她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自己的乳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第9、10节，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她带着遗憾，“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第11～13节为第三部分。
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用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直接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敬爱之情。
二、问题探究 1?这首诗在意象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
在《雨巷》一诗中，“丁香”可以看做是诗人迷茫的内心追求，它是比喻意象。
而这首诗几乎通篇用的都是描述意象，它选择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大量细节构成一幅幅画面，由诗人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它们化成叙事性的诗句，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
例如诗的第4节，诗人连续用8个排比句，每一句都是一个大堰河日常生活的描述意象，集中塑造了大堰河这个勤劳、善良、朴实、贫苦的农村妇女形象。
2?这首诗形式上的自由表现在哪里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奔放与约束之间取得协调，在参差与变化里取得一致，在繁杂的细节中提炼出单纯的意象。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它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全诗13节，少则4行一节，多则16行一节；少则每行2字，多则每行22个字。
全诗不押韵，但有11节的首尾句相互重复，以确定基调与色彩，中间几行大多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以尽情抒发与描摹。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这首诗与《雨巷》《再别康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们同样成为新诗中的名篇佳作。
3?如何理解这首诗表现出来的阶级观念
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文学作品往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政治解读，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这首诗的主题解读，就变成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对自己所属阶级阵营的背叛和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并坚定地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
因为诗中也提到，诗人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是吃了劳动人民的奶而长大的，所以是与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有着割不断的情缘的农民的儿子。
作为地主儿子的诗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出身，把大堰河的儿子称为“我的兄弟们”。
在新的时代里，阶级分析方法渐渐过时，至少已经不是惟一的文学分析方法，而是众多方法之一种。
但是，是否可以因为它只是众多方法之一种就否定它呢
回答是不能。
首先，诗人创作这首诗的年代，也正是那种阶级意识非常鲜明的时代，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理想，抛弃自己富有的家庭，告别自己良好的出身，投身革命运动，站到被压迫者一边，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这是普遍的现象。
艾青也属此例。
他的诗中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也是非常真诚的，不是空喊口号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次，当今时代，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公，像大堰河这样勤劳善良却又命运悲苦的下层人比比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帮助这些弱势人群，所以，适当用阶级的眼光来看这首诗也是需要的，至少可以唤起一些人的良知。
有关资料 一、关于艾青的生平和创作（蒋海涛） 艾青是我的大哥。
常有同志来访，或写信问我有关艾青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在有关艾青的资料记述中，经常有与事实有些出入的情况。
因此，我在下面对几个有关的问题作些回忆，作为答复和订正。
第一个问题，艾青的出生年月和对他早年在家乡的一点回忆。
艾青出生于1910年，与曹禺、吴强、姚雪垠等都是同年。
有的文章把他的出生月份弄错了。
1979年我为了编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住在北京史家胡同我大哥家里，看到了在《长春》上发表的李又然同志写的文章。
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巴黎时与艾青交往的情况，也提到了艾青这一笔名的来历。
李又然说：艾青在“蒋”字上打了一个叉，露出草头成了“艾”字；“青”字呢
因为艾青是十二月生的。
“艾”字的来历与许多资料谈及的比较符合，但他把“青”字的来历搞错了。
李又然在30年代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才12岁光景。
由于他是艾青的朋友，我们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住在我家东厢客房里，还逗我下过围棋，我输了（我下围棋是从艾青那里学来的）。
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艾青在监狱中托人带给李又然，后来在《春光》杂志上发表的。
说艾青是十二月生，大概他没有记清楚。
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日凑巧得很，都是农历十七生的。
艾青是二月十七，我的二哥是七月十七，我是十二月十七，月份是等差级数，很好记。
有人问，有的材料上说艾青两字也是海澄（大哥原名蒋海澄）两字的家乡土音的谐音，对不对
我想，是有关系的，家乡人称海澄发音和艾青相近。
艾青热爱家乡，但他一生天南海北，国内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几乎遍历全国；国外到过几个大洲。
除童年和少年的一段时间外，在家乡的时间并不长。
法国留学回来和出狱后到过家里几次也都没住得很久。
然而有许多事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起了在家里的堂前，在写着“望益”那块匾额的下面，晚上他对弟妹们讲读外国名著《茵梦湖》里的故事。
我记起了他离开牢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我们一起在本村祠堂前池塘里洗澡、戏水，他在池塘里低吟：“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
他教我下围棋，那黑白棋子还是用马粪纸剪的，有时下得竟忘记了吃饭。
他还同我们到村子附近的西周高背一带游览、写生，或者到风光绮丽的山坡上、池塘边观赏，沐浴在大自然的波光色海里。
他从外面带回来许多书刊，有红壳面的《呐喊》，有封面上好像几个人挨在一起的《彷徨》，他住的东厢楼上的书橱里挤满了厚厚的现代杂志。
这些都启引过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去轻敲文学的门扉。
这一切，都像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像没有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
尤其是他为了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而离家远走的坚毅意志，一直在我的心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炮火打响了，他又义无反顾地违反父亲叫他留在家里的意愿，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临行时并告诉我的二哥：“今后不管怎样，你们兄弟俩要做正直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参加那个党（指国民党）。
”这一临别赠言，也使我联想到他的为人以及他为什么那样热爱鲁迅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文章和资料把艾青讲成义乌人（直到1980年12月福建教育学院出的一篇谈《黎明的通知》的资料还说艾青是义乌人）。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他读的浙江省第七中学（现在的金华一中），原来的校址就在金华的名胜古迹“八咏楼”的附近。
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金华住过，她写过《武陵春》一词，词中写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双溪，就是义乌江和武义江汇合成的婺江。
八咏楼楼高数丈，面临婺江，登楼可以远眺。
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来金华避难时，曾登临过八咏楼，写过很有气势的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题八咏楼》） 从金华出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畈田蒋，我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村子就在双尖山下，艾青在《双尖山》这首诗中这样写：“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早晨，你看着我起身，\\\/晚上，你看着我睡眠。
”的确，在我家的楼上，从北面楼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双尖山的山顶。
双尖山，在抗战时期是金华东义乌西一带游击战士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记得，我初次看到的《献给乡村的诗》《雪里钻》等诗，就是由当时金萧支队游击战士带来的。
从我们这个村子向东走两里多路，就有一条小溪，隔溪就是义乌地界，我们村里的方言同史学家吴晗家乡苦竹塘（属义乌地界，离畈田蒋约五华里）的方言很相似，我们的母亲又是义乌县王阡（离我们村子10华里，比我们村子大）人，所以有的人就误传我们是义乌人。
吴晗倒是真正的义乌人，他的外婆家却在我们村子里。
吴晗童年、少年时代在金华傅村育德小学和城里的金华中学（那时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假日常到畈田蒋外婆家来，常同艾青一起玩。
出生在义乌的名人较多，如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所以有的人把艾青也说成义乌人。
我们的村子离金华城70华里，离义乌城倒更近一些，也容易把我们当成义乌人。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狱中写的成名作。
诗中的人物形象可说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
它与《我的父亲》是姊妹篇，都是研究艾青早年生活及其家庭的重要诗篇。
大堰河是个童养媳，她的名字就是她出生的那个村庄的名字。
她的村庄叫大叶荷，大堰河是谐音。
大叶荷这个村子很小。
这个女孩子从小嫁到畈田蒋做童养媳，度过了劳碌悲苦的一生，死时只有一口很简陋的棺木，一手把纸钱的灰，用几把稻草盖一盖棺材，旁边也围点稻草，就算是一个坟墓。
大堰河的确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农妇，我的姑母早年丧夫失子，住在畈田蒋，时常赞叹大堰河，说她很勤快，可惜死得太早了。
旧社会的童养媳都是悲苦的，连一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我们村子里就有许多童养媳，都像大堰河一样，用出生的村庄的名字代替她们的名字。
有人问，大堰河在劳动时还含着笑，是不是实写
我说，看看鲁迅写祥林嫂到鲁四家开始做工的那一段，写到“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可懂得“笑”里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味。
大堰河的“含着笑”，一方面说明大堰河的要求多么卑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旧时代穷苦人要谋生，哪能哭丧着脸去惹东家或旁人的不愉快呢
有人问：艾青被捕后，父亲哭到天亮，是不是真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真的。
因为儿子走的不是与他同一条路，他的幻想破灭了。
他曾盼望艾青早日从法国巴黎回家，照他的意愿干事，但等而又等，儿子尚未回来，他竟吟咏起温庭筠的词句来了：“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及至儿子回国，不但没有衣锦荣归，而且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些叛乱的书籍，和那些狂热的画幅，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现在又被关进了监狱，由于对儿子的绝望，确曾一夜哭到天亮。
（选自《艾青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有删节） 二、创作回忆（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1933年1月写于狱中的一首抒情诗。
我在1932年4、5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
不久，我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与江丰、力扬等一些美术青年，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即春地画会）。
1932年7月12日，我们12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在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
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为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
一天早晨，我从看守所的窗口看到外面下雪，想起了我的保姆，一口气写下了这首诗。
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写完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动。
因为看守所的生活也不允许我反复修改。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姓蒋的地主家庭。
我是这个家庭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按理说这是要喜庆的。
但因为母亲难产，算命先生说我会“克死”爹娘。
父母迷信，因此不喜欢我，一生下来就遭到家庭的歧视。
很快，就被送到本村一位贫苦的农妇家里抚养。
这位妇女很小的时候从一个叫“大叶荷”的邻村卖到我们村，这个村离我们村大概五华里。
“大堰河”这名字，小时候只是听口音的，1973年我回家乡，乡亲们谈起这首诗时告诉我，“大堰河”其实是“大叶荷”的误写，我们家乡的土音“大叶荷”和“大堰河”完全一样。
所以，我在诗里写到：“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她卑微到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从哪里来就叫哪里的名。
我在“大堰河”家一直住了五年。
诗里写了：“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五岁那年，因为我要去念书了，被父母带回去了。
在“大堰河”家里的五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和伤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一种朦胧的初步印象。
回到父母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
所以，我长大一点后，总想早点离开家庭。
“大堰河”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她与前夫生了三个，前夫死后，从邻村上姜村招赘，又生了两个。
1953年和1973年我两次回家乡，都去看了他们。
《大堰河》这首诗，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
我觉得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
“大堰河”很爱我，我也爱她。
1953年和1973年，我都到她墓上去了。
这首诗写好后，我就放在身边。
后来要解到苏州去了，就把这首诗以及其他一束诗稿交给狱中的难友，托他出狱后带给我的朋友李又然。
李把这些诗送到了《春光》杂志，发表于1934年该刊第1卷第3期，为了避过敌人的注意，我就根据本名蒋海澄的谐音第一次用了“艾青”这个笔名，以后我的第一本诗集即取名《大堰河》（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6年出版）。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三、《大堰河——我的保姆》赏析（吴思敬） 艾青说，《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这种“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首诗极少用比喻意象，而纯以描述性意象为主。
这类意象是诗人的心灵对现实的直接映照，其触角可以伸到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心灵的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包容量和丰富的表现力。
《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首抒情诗，诗人以对大堰河的深沉的爱为动力，按照诗的艺术规律展开想像，其意象的运动与组合主要通过如下两条渠道进行。
其一是接近联想，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象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而把它们联想到一起。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信息提取方式主要是接近联想：“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坟墓”“瓦菲”“园地”“石椅”，这些事物都在大堰河生前或死后涉及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因空间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来了，这是空间接近联想。
紧接下去：“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搭好了灶火”“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等等大堰河辛勤操劳的场景，由于时间上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这就属于时间接近联想了。
其二是对比联想，即由于对某一事物的回忆，头脑中又浮现出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事物。
诗人描写了大堰河家的极端贫苦的生活之后，紧接着联想到自己家里的豪华生活：“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这里展示的还不仅仅是地主与贫苦农民悬殊的生活水平，而是诗人的波涛起伏的内心世界：“我是这般忸怩不安
因为我\\\/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在大堰河家中的那段生活，给艾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目睹了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也发现了他们的善良美好的品格；他对养育自己的大堰河充满深情，而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家却感到陌生而不安，艾青的叛逆思想在幼小时候已见端倪。
此外，大堰河的生前勤奋劳作与死后的惨淡萧条、大堰河对乳儿的“美梦”与现实粉碎了她的梦均构成了对比。
大堰河的勤劳、善良的品格与她的悲惨命运就在这对比中凸现出来，从而显示出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和对不合理的世界的诅咒。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流溢着爱，这既是大堰河对她的乳儿的纯洁的、无私的爱，又是她的乳儿——诗人对养育他的乳母的刻骨铭心的爱，然而诗人并未以他的一己之爱为满足，《大堰河——我的保姆》是献给大堰河的，同时也是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这表明了诗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是这首诗的普遍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