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一生及其作品
秦汉时期，黄河平均每26年决口和改道一次，后来逐渐频繁，三国到五代时期，平均10年一次。
据记载,黄河下游的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大改道26次，所以才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语。
每当这些灾难来临时，“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民不聊生，而当灾难过后，留下来的黄河故道便成了伤痛的纪念碑。
黄河故道基本有三种，一种是荒芜的盐碱地，一种是水草丰美的湿地，还有一种是尚存的河道。
象宁远、商丘一部分的黄河故道就属前一类，不过这些故道大多年代久远，以至于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河床上曾经流淌过一条叫作黄河的河流。
而大多数黄河故道都属后两者，比如盛产梨子的砀山、山东单县、豫北的湿地、江苏宿迁，黄河夺淮入海后在徐州留下的故道；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境内，还有一条盛产黄河鱼的故道。
1168年至1855年，黄河曾流经砀山近700年。
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北徙后，在砀山县中北部留下了一条46.6公里的废河道，即现在美丽的黄河故道。
黄河故道两边种着大面积的桃树，春天粉色的桃花与黄色的河岸、蓝色的河水 黄河故道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黄河故道水面、湿地和动植物资源丰富，是皖北地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的种质资源基因库。
砀山名景“鳌头观海”即在此处。
黄河故道历史悠久，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东京（今开封）留守于滑县西南人为决河遂使河道东夺泗入淮，黄河流经商丘727年，到1855年（清咸丰五年）从铜瓦厢（今兰考县）东坝头处决口北流，才成为黄河故道。
如今，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区内东西有天沐湖和郑阁湖，中间有万亩国有林场。
天沐湖水域面积1万多亩，郑阁湖水域面积1500多亩，平均水深2米。
湖面碧水荡漾，湖水清澈见底，湖内鱼翔浅底，湖边芦苇茂盛，成为独特的“北国水乡”，润泽着周围的万亩良田。
这里一年四季侯鸟栖息，仅目前发现的就有天鹅、丹顶鹤、白鹭、鸿雁、野鸭等数十种。
区国有林场主要树种以刺槐、杨树、泡桐为主，兼有多种经济林杂果。
由于林木茂密，栖息有金雕、猫头鹰、喜鹊、百灵等各类禽鸟40余种，还有野兔、刺猬、狗獾等10余种野生动物在林中出没。
故道南岸绵延横亘着被誉为“水上长城”的黄河故堤，平均高出堤外15米，是一处名符其实的“悬河”。
故堤外是万亩良田，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为主，还有一片片的桃、梨、杏、枣等经济林，道路阡陌，绿树成行，花红果香，林茂粮丰，一派田园风光。
沿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区，还散布着历朝历代遗存下来的几十处人文景观。
主要有：我国大思想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的出生地－－蒙城遗址；古黄河边上闻名遐尔的水旱码头－－刘口古镇，包括陆陈会馆、山西会馆、南山会馆等，至今，这里还传颂着雍正御景、刘庸赏景、华佗行医、太平天国习武等一串串神奇的传说，使得这里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富。
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自然景观，被国内外旅游界专家赞叹为“古老的水上长城”和“迟到的发现”。
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称为改道，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十分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
通常认为，《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
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夹束于山谷之间，几无大的变化。
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改向东北流，经今河南省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省，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中。
然后分为几支，顺地势高下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
人们称这条黄河河道为“禹河” 黄河故道 据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有以下几次重大的改道。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
洪水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而走，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
这条新河在禹河之南。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子决口，再次向南摆动，决水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水入淮河。
23年后虽经堵塞，但不久复决向南分流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归故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决口，东南冲进漯川故道，经今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至禹城别漯川北行，又经山东临、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带入海。
此后几百年中，黄河情况不甚为频繁。
北宋初期，决口不断，短时期、短距离的分流河道不少。
直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再次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
这条河宋人称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无棣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
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黄河故道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奖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疲乏，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
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
直到1855年，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虽然时有北冲，但均被人力强行逼堵南流，南流夺淮入海期间，郑州以下，清口以上的黄河主流也是迁徙不定。
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
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才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即今之明清故道，行水达300年。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又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行经今河道，北流入渤海。
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全河又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
洪水漫流，灾民遍野。
直到1947年堵复花园口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
在周定王五年以来的26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大循环摆动。
其中决口、改道不计其数。
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天津、南界淮河的这样一个大三角洲上，都是黄河改道迁徙的范围。
求《边城》的书评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
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
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
《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
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
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
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
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
“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
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
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
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
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
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
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
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
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
“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
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
“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
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
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
“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
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
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
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
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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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素材 一．人生信 1.不达目的不罢休 语言大宝林只三年小学，由于勤奋好学的艺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著名的语言专家。
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北京所有的旧书摊也未如愿。
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
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一部10 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侯宝林正是凭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毅力，才成为一代相声艺术宗师的。
分析：语言人师侯宝林以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要勤奋好学，二要持之以恒。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晋 陈寿 《三国志.魏书》） ★业精与勤，荒于嬉。
（唐 韩愈 《进学解》） ★读书勤乃有，不勤腹中虚。
（唐 韩愈 《符读书城南》）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战国 荀况 《荀子.劝学》） ★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
（南北朝 颜之推 《颜氏家训》） 话题：“成功来自勤奋”“学习成就天才” 2. 无腿飞行将军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大的飞机被击落，他在双腿受伤、冻坏的情况下爬行了18个昼夜，最后同到自己的阵地。
双腿截肢后，他经过锻炼，重又驾驶歼击机作战。
他很重视人的体育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对健康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运动，喜欢划船，踢过足球，当过守门员。
他停飞后每天早晨拼命锻炼。
每天早晨洗冷水澡，以此预防感冒。
分析：对于一个双腿截肢后又重回驾驶室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发生需要一个支撑点，那就是毅力。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 ★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梁启超 ★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
－－巴尔扎克 ★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贝多芬 ★很清楚，前途并不属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而是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罗曼 罗兰 话题：“真正的残废”“毅力” 3.一次成功就够了 以下是一个人一生的简历：5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他从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是处处不顺心； 18岁时，他娶了个媳妇，可只过了几个月，媳妇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不久又放弃；后来，他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
人到中年，他成了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因政府修公路而拆了那家餐馆，他又失业了；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而他仍一无所有。
65岁那年，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用这105美元保险金创办了自己的一份崭新的事业。
88岁高龄时，他的事业终于大获成功。
他，就是肯德基创始人——哈伦德•山德士! 分析：一辈子都在追求中，只要一次机会，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放弃追求，再多的机会，你都不会成功。
话题：“挫折是一笔财富”“困境与成功” 4.海尔的启发 在许多国人眼里，海尔这个成功企业已经很强大、很了不起了。
然而，一位跟踪报道海尔多年的记者却说，在他接触到的诸多企业中，海尔的“忧患意识” 是最强的。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个16年平均年增长速度达81．6％、年销售收入已突破400亿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
按照张瑞敏的说法，他们进军中国的战略非常简单•：赢家通吃。
他们的目标就是不给你留任何一点市场和地盘。
毋庸讳言，我们的许多企业，不要说弱势企业，就是像海尔这样的佼佼者，与世界500强相比也还有一段差距，也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
实事求是地正视挑战的严峻性，充分估计到竞争对手的力量和困难的一面，向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才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
分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海尔的成功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不努力进取，就等于自取灭亡。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王安石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易经》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欧阳修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话题：“忧患意识”“知己知彼” 5..为失败做准备 在美伊战争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扬言，他已摆好城市游击巷战的阵势恭迎美国大兵。
在摩加迪吃过巷战苦头的美军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在苦练怎么打胜仗的同时，也在苦练打败仗后如何当俘虏。
战俘训练课程的名称是“超压力灌输”，包含四大科目——野外生存、躲藏逃脱、积极抵抗、保命要紧。
训练以近乎残酷的方式进行，但却是必要的。
它可提高人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身临绝境，就可以从容应付。
分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无数事实说明，谁能为失败做准备，谁就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话题：“忧患意识”“成功的因素” 二．个性禀赋 1. 弱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高级教官伯尼•费德曼，在一次战地值勤中不幸被德国军虏获。
鉴于费德曼的特殊身份，为了从他嘴里掏出所需要的情报，德国审讯员施出了种种手段：严刑拷钉，心理压力，耍弄诡计，给以厚遇。
然均未奏效，以至于德国审讯员无奈地道：费德曼大概愿意我们折腾他，这样给他机会成为英雄。
但这位铁打硬汉，最终却被出卖了——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弱点。
原来德国人后来把他送入德国一所培养领导间谍的干部学校去，并让他每天陪同一个教官上课。
这位教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每次讲给学员的东西大都是错误的。
起初，费德曼极力忍耐，冷笑置之。
有一天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情不自禁地批驳了德国人一通，并谈了美英机关一些工-作的内幕，还向德国人提了一些应该怎样搞清通讯网的建议。
自然，这些正是德国人希望知道的。
费德曼的悲剧，在于他不容亵渎的职业神圣感和其强烈的敬业精神。
德国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欲取之，乃先诱之，刺激得他“一时技痒”，在维护他的职业尊严中落入对方的圈套。
分析：费德曼的职业神圣感和其强烈的敬业精神，本是优点，但优点有时却会成为别人攻击的弱点。
德国人正是抓住这一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用人者，取人之长，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清•魏源） ★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资治通鉴） ★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宋•朱熹） ★小善不足以掩众恶，小疵不足以妨大美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话题：“优点与弱点”“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身陷囹圄志不移 尼可洛•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被人称为“独弦琴上练出来的小提琴家”。
他的艺术道路坎坷不平。
他生于一小商人家庭，据说，曾因为政治犯罪坐了20年牢。
但即使是身陷囹圄，他也不曾灰心，而是坚持狱中学习。
他在狱窗边，用一把只剩下一根弦的提琴，坚持苦练，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在演奏技巧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的创作和演奏，奔放不羁，富于激情，对同时代的浪漫派作曲家有较大的影响。
分析：身陷囹圄而能最终成才，一方面要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另一方面，也有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艺术的执著。
话题：“永不放弃”“信念与毅力” 3.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 卢嘉锡是我国著名化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兼任福建省立夏中学数学教师。
当时，有个学生故意拿了一道登在外国杂志上悬赏解答的数学题目为难卢嘉锡，但他并不介意，只是说：“我留着做做看，看能否解答出来。
”经过一天多的精密计算，卢嘉锡把题答了出来。
他向那位学生详细地介绍了解题的方法和具体过程，那个学生从心底佩服卢嘉锡的博学多才。
卢嘉锡诚恳地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闽南有句老话，叫做‘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
我现在虽然是你的先生，但还有许多东西自己也不懂，要进一步学习。
” 分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否则你就是无 知。
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鲁迅 ★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莎士比亚 ★凡过于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的人多半是结局很不幸的。
——培根 ★谦虚是不可缺少的品德。
——孟德斯鸠 话题：‘‘知与不知”‘‘谦虚” 4.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季布，汉朝人，他以真诚守信著称于世。
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意思是说，季布的一句话，比金子还要贵重。
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为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
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分析：只有诚信待人者，才能被别人诚信相待。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海涅 ★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蔡锷 ★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人背信则名不达——刘向 ★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泰戈尔 话题：“诚信与人生”“互助”“诚信的价值” 5.巴金背书 著名作家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背会几部书了，其中包括《古文观止》。
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现在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
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思路连上来的。
” 分析：“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不要奇怪为什么看书多的人文章就是高人一筹，巴金老人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话题：“读书与作文”“积累的重要” 三．道德修养 1.海啸故事 泰国普吉岛流传着一个女孩的故事。
当海啸来临之际，10岁的英国女孩蒂利首先发现了海天交汇之处的白色巨浪，她一下联想到地理课本上关于巨浪的知识——就在圣诞节前，她还在思考老师布置的关于巨浪的讨论题目。
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的她，立即说服了父母，并和他们一起动员海滩上的游客撤离。
当百余名游客刚刚抵达高地时，海啸便无情地吞没了这片海滩。
分析：蒂利的故事宛如一朵奇葩，为这场不幸的灾难增添了一丝亮色。
感谢蒂利，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知识如何才能转化为行动，并产生力量；感谢蒂利的父母，只有在一个平等、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父母才能有耐心，才能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予以压制；感谢蒂利一家，当灾难来临之际，他们并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安危，而是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人脱离危险。
蒂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及其巨人威力。
当我们整天为未成年人教育忧心忡忡时，蒂利的故事似乎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感悟。
话题：“观察与思考”“素质教育” 2. 把最坏的日子捱过去 凡•高在成为画家之前，曾到一个矿区当牧师。
有一次他和工人一起下井，在升降机里，他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
颤巍巍的铁索轧轧作响，箱板在左右摇晃，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听凭这机器把他们运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是一种进地狱的感觉。
事后，凡•高问一个神态自若的老工人：“你们是不是习惯了，不再感到恐惧了?”这位坐了几十年升降机的老工人答道：“不，我们永远不习惯，永远感到害怕，只不过我们学会了克制。
” 分析：有些生活，你永远也不会习惯，但只要你活着，这样的日子你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所以你就得学会克制，学会忍耐。
面对日子，把最坏的都捱过去，剩下的也就是好的了。
话题：“学会克制”“习惯” 3.牛玉琴的“绿色奇迹” 1993年的一天，联合国粮食组织将“拉奥博士奖”郑重授予中国的一位农村妇女牛玉琴，这一年全世界只有三人获此殊荣。
1995年，中国评出十大杰出女性，牛玉琴名列前茅。
陕北农民牛玉琴的丈夫张加旺于1983年承包了一片沙荒地，决心将其变为绿洲。
不久他因癌症死去，牛玉琴便带着三个儿子继续苦干。
他们付出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使1．7万亩沙荒地披上了绿装。
成功后，她又遵照丈夫遗愿，拿出第一笔收入7000元，盖起一所小学。
她从丈大与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分别命名为“加玉林场”与“旺琴小学”。
她的行为感动了一位参观的港商，这位港商悄悄留下5．5万元赞助这所小学改建校舍，却没有留下名字。
人们称颂牛玉琴创造的是“绿色奇迹”。
分析：牛玉琴的事迹向人们证明了人类改变生存现状的决心和成果。
奇迹的产生，没有艰苦卓绝的付出是不可能的。
话题：“奇迹”“成功与坚持” 5. “一天变三天”与“一生才三天” 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把每个工作日分成“三天”。
第一天是从早晨到下午两点， 他认为是最宝贵的时间，用来安排重要的工作。
第二天是下午两点至晚上六点，在这段时间里他认为做较轻松的工作为宜。
如写书评或各种笔记等。
第三天是从晚上六点到夜里十二点，用来参加会议、看书。
他说，这是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了。
美国夏威夷岛上学生们上课时，总是先背诵一段祈祷词：今天已经和你在一起，但很快会过去。
明天就要到来，也会消逝。
抓紧时间吧，一生只有二天。
分析：以上两则材料的核心都是要珍惜时间。
把一天的时间合理分配，对时间要有紧迫感，从某种意义上讲，珍惜时间就意味着延长我们的生命。
话题：“对生命的态度”“珍惜时间” 四．科技之道 1.把闪电关在瓶子里 在18世纪，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雷电到底是什么；当时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雷电是一种放电现象，它和在实验室产生的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却受到了嘲笑。
富兰克林决心用事实来证明一切。
1752午6月的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威廉一道，带着上面装有一根金属杆的风筝来到一个空旷地带。
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一道拉着风筝线，父子俩焦急地期待着。
此时，刚好一道闪电从风筝上掠过，富兰克林用手靠近风筝上的铁丝，立即掠过一种恐怖的麻木感。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喊：“威廉，我被电击了
”随后，他又将风筝线上的电引入瓶中。
回到家里以后，富兰克林用雷电进行了各种电学实验，证明了天上的雷电与人工摩擦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富兰克林关于天上和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的假说，在他自己的这次实验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分析：面对人们的指责，我们最好的回答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一切。
科学中没有懒惰，只有勤奋和严谨。
话题：“真知来源于实践”“事实胜于雄辩” 2.科学家的价值 美国一位将军在他的《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著名的德国原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得到海森堡这样的科学家，足以抵得上德国10个师的军队。
” 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阻挠钱学森回祖国，他给美国移民局的电报中称： “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分析：掌握了科学技术，就掌握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力量。
因为科学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话题：“人才”“科技的力量” 3.十英镑的遗憾 蒸汽机之于世界的作用是划时代的。
有了它，大规模的机器便获得了强大的动力。
正是由于蒸汽机的出现，才导致了大工业时代的开始。
“1789年”，瓦特专利说明书上的这个时间是人们公认的蒸汽时代的元年。
然而，这个时间本应该被提前。
如果当时能有一位稍许宽容的绅士出现，人类就有可能在1689年便拥有初步实用化的蒸汽机技术。
因为在这一年，法国人巴本发明了可以进行演示的蒸汽机。
这位谨慎而又贫困的先生虔诚地向英国皇家学会申请区区10英镑的研究经费，用于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发明。
然而，刻薄的皇家学会认为为一个天真的想法提供资金，简直是对经费的随意挥霍，于是提出了一个探索者无法接受的条件：实验必须保证成功!正是由于宽容精神的缺失，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失去了，失误甚至错误中蕴含着的潜在价值遭到漠视，成功的机会便被无情地剥夺了。
分析：我们的确应该在宽容这个问题上多一些反思。
宽容的美德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沟通，也有利于价值的体现。
话题：“宽容”“交流与沟通”“培植与扼杀” 4. “用生命做一次试验” 巴斯德，19世纪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
他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把科学的发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一次，一艘停靠在波尔多的轮船上发现了黄热病人，巴斯德闻讯后立即赶往那里，希望发现引发这种烈性传染病的病菌。
有人问他：“你难道不怕危险?”巴斯德毫不犹豫地问答：“这有什么要紧?生命处在危险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生命。
为了能使其他人活得更好，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做一次试验。
”当他来到港口时，检疫人员坚持不让他上船。
巴斯德恳求说：“请宽恕一个学者追求科学的热情吧!”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检疫人员。
正是靠着这种执著的精神，巴斯德才在传染病研究上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就。
分析：对科学的执著超过了对生命的热爱——正是因为有巴斯德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才有了今日医学的繁荣景象。
话题：“对事业的执著”“生命的意义” 5.让青蛙做证人 伊凡•谢切诺夫是俄国生理学家。
1862年，他通过对青蛙的解剖实验，发表了《蛙脑对脊髓神经的抑制》等文章，同时又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为神经生理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是，沙俄政府竟然把宣传科学真理看作是一种罪过，把谢切诺夫逮捕了，并对他进行审讯。
在法庭上，法官对谢切诺夫说：“你可以给自己找个辩护证人。
”谢切诺天平静地回答：“让青蛙做我的证人吧!”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这位科学家神色自若，因为他知道，真理是在自己一边。
分析：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真理，甘愿被逮捕。
科学的道路总是充满了荆棘。
话题：“信念的价值”“科学的坚持” 五．文化教育 1. “五音不全”的歌手 美国华裔少年孔庆翔既没有漂亮的面孔，也没有圆润的嗓子。
然而在美国——一个造梦的天堂(或者叫地狱)，孔庆翔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2004年，貌不惊人的华人小子孔庆翔参加了美国综艺节目《美国偶像》。
他不仅五音不全，而且台风滑稽，让现场观众和评委都大跌眼镜。
评委克威尔尖酸地嘲讽他说：“你竟然不会跳舞?在台上表现得过于麻木!并且几乎无唱功可言，令人颇感聒噪。
”而孔庆翔却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我虽唱功稍差，但我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由于该大赛是电视直播，美国的观众都为孔庆翔的言辞感动，立刻声援声四起。
节目播出之后，孔庆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他在歌手大赛中的表现。
于是孔红了，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紧接着，孔庆翔和KOCH以及FUSE两家唱片公司签订第一张专辑《灵感》 (1nspiration)，于2000年4月6日在全美发行，第二周的销量成功蝉联美国公告牌独立大碟榜冠军，挤入公告牌流行榜前40 位，气势逼人。
孔庆翔也成为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分析：在美国人看来，“我已经尽力了”是一个人对待一件事情最好的态度。
既然一个人“已经尽力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嘲笑他呢?孔庆翔的出名和成功虽是偶然，但里面必然存在所处环境的社会文化因素。
话题：“偶然与必然”“成功的机遇” 2.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 也。
”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种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
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千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蝶恋花》，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分析：第一境界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的过程，“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说要像渴望恋人那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境界是说，经过反复追寻、研究，最终取得了成功。
话题：“探索与追求”“勤奋与学问” 3.日本的“菠菜原则” 日本人饭桌上是少不了菠菜的，他们甚至把一种企业组织原则称为“菠菜原则”。
这个原则由三个基本点组成，即“报告”、“联络”、“沟通”。
“菠菜原则”是日本企业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雇员，从部长到社长，无一例外都需执行这条原则。
所谓报告，就是把自己工作的进展状况随时通知同事，比如出差回到公司，一定要将所见所闻汇报；外出的收获，一定要让全体同事分享。
联络，就是把自己目前遇到的问题通知有关同事，如上班路上遇到堵车可能迟到，你得打电话告诉同事你何时能到公司。
沟通，是工作遇到问题时，一定要找同事或者上司咨询，以集体智慧予以解决。
“菠菜原则”说的就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协调性原则。
日本的这种原则是其教育体系与教育思想的产物。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精英，而是培养能够适应严酷集体生活的有协调性的人。
这种教育贯穿着一个基本点，即培养合格的国民。
这种国民具有共同的教养、共同的信念。
分析：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那么，个人就应该与整个社会融洽相处。
这样全体国民才有共同的向心力，这就是日本的教育。
话题：“教育的目的”“个人与集体” 4.名人教子 家教：包拯为官公正清廉，被老百姓尊称为包青天。
他担心家人子弟利用权势贪污腐化， 因而自述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财者，不得放归本家；亡疫之后，不得葬与大莹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 铭教：宋代诗人苏轼的长子苏迈赴任县太尉时，苏轼送给他一个砚台，上有他亲手所刻的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若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 鞭教：岳云12岁参军作战，一次骑马下坡，没注意地形，人马栽进沟里：岳飞喝令按军法鞭打岳云，众将求情不允，责打百鞭。
此后岳云刻苦训练，勇猛作战。
1134年攻打随州时，挥舞40公斤重的铁锤，冲锋陷阵第一个登城。
岳飞教子的原则是：受罪重于士卒，作战先于士卒，受功后于士卒。
名教：1945年，革命老前辈林伯渠6岁的小儿子要读书上小学了。
林老对儿子说：“上学，该有个地道的名字，我看你就叫用三吧
”儿子疑惑不解，林老解释说：“用三者，三用也，即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足踏实地
” 联教：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曾撰写一幅对联挂在堂前。
上联：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
以此教育子孙后辈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切不可铺张浪费，追求虚荣；下联：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以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
指出做长辈的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处处做出好样子，成为后辈们效仿的楷模。
章程教：老舍先生的教子章程，一是不必非考一百分不可；二是不必非上大学不可：三是应多玩，不失儿童的天真烂漫；四是要有健全的体魄。
总之，老舍先生认为，孩子不必争做“人上人”，虚荣心绝对不可有。
分析：教育后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人性，关注品德，既严厉又慈爱。
话题：“家庭教育”“教育与成才” 六．社会生活 1.一对残疾作家 孙幼忱是位双腿残疾的作家。
他创作的小说《小佛佛历险记》受到读者的欢迎，还得了奖。
可不幸又降临这个家庭，妻子董江云的左腿也残疾了。
董江云为了支持丈夫写作，不仅代替丈夫去工作，还挑起了全部家务重担，她拄着拐杖拖着残腿干繁重的体力活。
在丈夫的影响下，董江云也写起了童话，并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小鸭子莎莎》。
这对残疾作家坦然面对自己身体的缺陷，他们认为，残疾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分析：“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厄运只是一道坎，走过了是阳光，走不过就只能长陷泥淖。
话题：“面对生活中坎坷”“身残志不残”
尤溪风云人物有哪些?
尤溪县第一个进士——林积 林积（
～1091年），字公济，尤溪县常平乡进溪里白泉村（今新阳镇中心村）人。
宋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是尤溪县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进士。
林积上京赴考时，途经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在旅店床上发现一个锦囊，里面有明珠数百颗。
他通过店家得悉失主是浔阳商人周仲津。
次日临行，林积在住房门上留言：“某月某日剑浦林积住此”。
周仲津得讯后赶去，林积将明珠如数奉还。
林积初升循州判官时，承审一海盗案。
上司提刑要从重惩办，暗示办好可以得到保举升迁。
林积经过反复侦讯，认为证据不足，便秉公执法，宣告58名受冤者无罪释放。
他在安徽六合任知县时，重视发展农桑、兴建水利，倡导开凿36口陂塘，用于防涝防旱，深得百姓欢迎。
他担任提举广南矿治、市舶时，深入矿山，精心规划，改进技术，增加产量，疏通运销，官民获益。
管理市舶港口时，善于调处，安抚商人，贸易兴盛。
任河南转运使时，清理漕运善管物价，通调运输，政绩突出。
深受宰相王安石器重。
在泗州任内政绩显著入觐朝廷，神宗皇帝褒扬他“廉能”。
宋元祐六年（1091）六月，林积卒于河南任所，归葬尤溪县管前乡大罗岐山。
后人在县城西门兜建昼锦坊纪念。
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作仲晦，号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上饶市辖），其父朱松曾任尤溪县尉。
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朱熹诞生于尤溪县，绍兴十八年（1148）春中进士。
绍兴二十一年，朱熹20岁出任同安县主簿兼县学。
他常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道理，又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公事余暇，钻研儒学经典，探索佛、道及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
3年任满，回崇安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曾三次步行到其父同窗李侗家（今南平）请教。
绍兴三十年冬，朱熹拜李侗为师，承袭“洛学”正统，奠定理学基础。
淳熙五年（1178）朱熹49岁，孝宗皇帝下旨授朱熹为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
次年3月朱熹到任，适逢大旱，灾害严重，他立即组织兴修水利，救灾抗荒，解困于民，10月他还督促重建白鹿洞书院，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培养理学生员。
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诏命朱熹，从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宫提升为知漳州郡，次年四月，朱熹61岁到任。
任内刻印“五经”、“四书”，广为流传，还废除淫祠秽庵，裁撤秦桧祠，为被秦桧迫害的高登平反昭雪，并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无名赋税700万缗，减除郡内总制钱400万缗，减轻百姓负担，深得民心，次年4月离职。
庆元六年（1195），66岁的朱熹被举为侍讲（宁宗皇帝的老师），由于不满宰相韩侘胄弄权，指斥其窃权害政被罢职，任侍讲仅46天。
朱熹一生清政廉明，为民请命，抨政不阿，屡遭排挤与迫害，他为官9年，上朝仅46天，40余年都在讲学传道，著书立说。
先后创建云谷、寒泉、武夷、考亭等书院；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等60部400多卷。
元、明、清三代列其著述为儒家正宗，开科取士考试，一律以他的注释为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
庆元六年（1200）农历3月9日，朱熹病逝，享年71岁，葬于建阳黄坑。
明朝靖边将领——詹荣 詹荣（1500～1551年），字仁甫，号角山，尤溪县四十九都高士村石龟厝（现新阳镇高士村）人。
自少聪颖，博通经史，擅长书法，尤精篆书。
明嘉靖四年（1525），詹荣中举人。
翌年进士及第，任户部主事，后升员外郎。
在任期间，奉命总理山西大同储粮，时遇当地驻兵叛乱，总兵李谨被杀害，总督刘源清率兵围攻叛兵100余天，无法取胜。
詹荣设计策动叛兵反正，智擒主犯，平息了一场叛乱。
因此，詹荣以功勋奇著，升迁为光禄寺少卿，继任尚宝卿转南太常，受令山东巡抚。
半年后又改任大同巡抚。
明嘉靖二十五年擢升兵部左侍郎。
当时，鞑靼酋长俺答经常举兵侵犯边境掠夺扰民，詹荣协同总督翁万达、总兵周尚文御敌。
明嘉靖二十七年，为保边境长治久安，詹荣向朝廷陈奏，提出划出大同一年车马费充作军需及开山口、筑堡台、开辟军运交通等8项建议，为朝廷全部采纳。
他亲自督修大同东段边防长城，阳和至宣府西路的西阳和、张家口沿线边防城墙141公里，筑堡台169座，确保了边境安全。
同年冬，詹荣回京主持兵部工作。
明嘉靖三十年（1551），詹荣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时年51岁。
明隆庆二年（1568），朝廷追赠詹荣为工部尚书，并以“皇恩特宠”匾额赐予詹荣。
国民党起义人员——罗骏 罗骏（1896～1985年），字钰光，尤溪县城关镇建设东街人。
清光绪廿二年九月初十日出生。
宣统三年（1911）毕业于尤溪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民国3年（1914）毕业于福建省立福州中学。
民国4年，考入福建公立政法专门学校。
民国5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
民国8年春，罗骏回国任福建华侨中学教员，兼福建省禁烟问审员。
民国14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罗骏因参加福州市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活动，被北洋军阀福建省督军周荫人逮捕入狱一年多。
民国16年7月，福建省政府改组后，罗骏任福建省第一监狱署典狱长，兼省农工厅第二科主任。
民国17年解职，在福州洋头口创办福州劳工子弟学校。
民国20年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任罗骏为尤溪县党务指导员。
同年，罗骏在尤溪水南开山书院创办尤溪平民小学，招收学生200多人，实行半工半读学制。
民国22年，罗骏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五十二师驻南昌办事处主任。
四年后，调到武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团高级组受培训。
培训后，任第四、第五补充兵训练团上校秘书，随后又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八十五军、二十五军特别党部上校秘书、代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骏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上校参谋。
民国34年12月于杭州退役后，在福州开渔行。
1949年5月，罗骏在卢兴荣的引荐下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任命，为尤溪县长。
与卢一同回尤溪就职。
罗骏赞同卢兴荣的起义计划，做了许多迎接和平解放的工作。
尤溪和平解放后，罗骏即被召回南平军分区学习一个月，而后到福州做渔业生意。
1951年12月，罗骏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期满留队就业七年。
1965年12月回到尤溪。
“文化大革命”中，罗骏受到冲击。
1980年7月，在落实党的政策中，罗骏被确认为国民党起义人员，恢复名誉。
1980年1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尤溪县委员会成立，罗骏被邀为委员并选为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当选政协三明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4年11月，在政协尤溪县第二届第一次全委会上再次当选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10月24日，罗骏在家病逝，终年90岁。
革命烈士——林松青 林松青（1920～1948年），原名林新荐，号松甫，本县云源乡上云（今联合乡连云村）人。
其父林立煌，以种田为业，兼做木匠。
他8岁上学，勤读苦学，17岁于尤溪县立初级中学毕业。
随后，他先后受本县惠政、丁地小学聘为教员。
丁地小学停办后他便回家办私塾，招收10多名学生进行教读。
上云村邻近的南平县上场、下场、菖蒲洋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的地方。
林松青常去那里赶圩、访友，听到许多革命道理和消息，受到了教育，常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在家乡广为传播。
民国34年（1945），他与林正品、林立水等人秘密商议，确定他秘密与地下党联系。
民国36年冬，中共党员蒋荣德来到上云村，住在他家，在林立水家召开了串联户会，宣传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研究确定林立水、林松青等人负责在上云、下云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蒋荣德常到上云指导工作，都与林松青接头，并住在他家。
民国37年7月20日，蒋荣德带领游击队到上云，林松青、林立水等人通知串联户108人到上云水尾庵开会，成立了上云贫农团和贫农团总指挥部，林松青被选为委员，负责文书工作。
消息很快传到县城。
县保安队中队长陈玉麟带了30多个队兵，进驻云源乡公所所在地塔兜，一次又一次地到上云、下云查捕贫农团骨干。
8月15日，县保安队诱捕了林松青，在云源乡公所进行酷刑审讯。
敌人将林松青的衣服剥光，用香线火烧烫其全身，又以辣椒水灌鼻，副他招供贫农团的组织名间。
林松青坚贞不屈，闭口不言。
陈玉麟于8月21日，派队兵将林松青押回上云，枪杀在金鸡山下。
林松青临死不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牺牲时，年仅28岁。
革命烈士——林正恩 林正恩（1921～1948年），今联合乡连云村人。
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来维修全家生活。
7岁时就为别人放养鸭群，得些微薄收入帮补家用。
稍长，向村里的财主租田耕种，每年收成的粮食，六成以上交纳地租。
他虽然起早摸黑地劳动，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村里的财主林红妹，保长包围成占有大片土地，借势欺压和剥削老百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因此，他对地主、保长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民国37年（1948）春，林正恩经同村人林瑞章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云自然村的秘密革命活动。
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各家各户宣传鼓动，他用通俗语言，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介绍沙县、南平等地的革命斗争形势；要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恶霸。
民国37年7月20日，中共党员蒋荣德在上云水尾庵召开贫农团员大会（参加的有108人），正式成立贫农团，林正恩被推选为负责人。
贫农团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到县城，县政府和县戡乱委员会急忙派县保安队中队长陈玉麟带30多个队兵，进剿上云、下云村。
民国37年8月15日林正恩不幸被捕。
陈玉麟一伙，在5天中对林正恩绑捆吊打，用香线火烫烧、灌辣椒水、上夹棍、坐老虎凳等肉刑30多次，十分残酷。
林正恩多次昏迷，醒来后仍坚决不吐实情。
陈玉麟无计可施，于8月28日把他及其他贫农团员押解县城，路经犬吠洋时，将林正恩枪杀。
他牺牲时年仅27岁。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罗春俤 罗春俤（1925～1990年），女，尤溪县梅仙镇谢坑村人。
罗春俤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
先后任乡妇代会主任、互助组副组长，谢坑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妇代会主任，当选为县人民代表等等。
1963年春，罗春俤任谢坑妇女耕山队队长，带领9名妇女冲破重重阻力，到荒山野岭安营扎寨，开荒造林。
次年，耕山队发展到25人，最多时达到105人。
先后开垦了鬼洞山、虎头山等5座荒山，种植水稻、大豆、杂粮及油桐、果树，饲养猪、牛、羊、鸡、鸭、鱼等家禽家畜。
1963～1979年，耕山队共造林3400多亩（其中油茶434亩、茶叶60亩、果树40亩、毛竹417亩），育林2万多亩，生产木材1万多立方米，还生产一批松脂、山苍籽油等林副产品。
谢坑妇女耕山队多次受到县、地、省的表彰。
期间，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先后3次到谢坑，赞扬她们是“林海娘子军”。
在罗春俤的带动下，尤溪县有社办、队办妇女耕山队274个，耕山队队员达7700人。
由于罗春俤为尤溪县林业生产作出突出贡献。
1969年4月，她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她还先后当选为中共尤溪县委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福建省妇联主任等职。
1983年3月，罗春俤退休，但她仍然关心与支持林业部门和妇联工作。
1990年1月15日，她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尤溪县林业股东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中，因突发脑溢血于1月24日7时55分逝世，享年65岁。
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阮传成 阮传成（1933～2003年），1933年8月27日出生于泉州市鲤中区，汉族，大学本科文化。
中共党员。
福建农学院林学系毕业。
分配尤溪县林业系统，一直从事林业科研和林场生产工作，先后在县国有林园溪经营所、林场总场、城关林场、经营林场担任技术员、技术主任、副场长。
1981年6月获森林经营工程师职称。
同年8月任经营林场场长。
1988年7月晋升营林高级工程师职称，同年9月调任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1996年3月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1998年12月退休，2003年1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70岁。
1957年8月，阮传成大学毕业服从国家分配，从繁华的泉州来到贫穷落后的尤溪山区，随他一起分配尤溪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新婚不久的妻子林如兰。
阮传成分配在园溪国有林经营所，林如兰分配在湆头国有林经营所，新婚的分居，没能动摇他对大山的挚爱。
他到经营所的头一件事，就是设计尤溪县城四周山头的绿化方案，他耳闻目睹一起起森林火灾的祸害，当时就萌生一种决心，就是从根本上研究森林防火的措施。
否则，森林造得再多，再好都有可能因一场大火而毁于一旦。
为找出最佳的防火树种，他把营造防火林带作为造林必不可少的要求，在山脊线上分别种上油茶、木荷、火力楠等防火林带，进行对比试验，其中城南后山9.1公里的山脊线全部营造木荷树。
文革期间，为研究人工营造楠木林，他不顾动乱干扰，不管人家嘲笑，也不怕扣上“白专”帽子，他依然抱着专业书籍和科技资料，悄悄地躲进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林坑山沟里，选择一片161亩的杉木次生林，进行杉木次生林冠下营造楠木试验，种下2.4万株，成活率达85%。
不仅成功地总结了人工营造楠木林的经验，而且提高林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这片楠木林长势良好，平均高达12米多，胸径17厘米，这项科研成果，后来荣获省林业厅“发展珍贵混交林”二等奖。
培育林木良种，是林业科研中又一项艰巨工作，为突破这一研究项目，他从1977年起，在华口溪工区建立多树种林木良种基地。
基地面积1967亩，共培育杉木、建柏、秃杉、楠木、黄榉、红豆杉、火力楠、短叶松和厚朴等9个树种，还优中选优，新建了杉木一代生产性种子园和杉木二代试验性种子园。
到1994年他完成《杉木第一代改良种子园高产无性系选择的研究》，经专家鉴定，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到了九十年代，临近退休年龄的阮传成也到了他人生的金秋时节，他一生中最辉煌成果是获过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木荷防火林带防火效能试验研究》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杉、阔次生林培育改造试验研究》获省政府三等奖；1993年《细柄阿丁枫人工栽培技术与利用研究》获省政府三等奖；1995年《杉木第一代改良种子园高产无性系选择的研究》获省政府三等奖；《木荷生物工程防火机理及应用研究》获省政府三等奖；1997年《杉木世行贷款造林环境监测研究》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阮传成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林业科技事业，贡献给祖国的绿化事业。
本来在1993年他就年满60岁，完全可以功成身退。
然而，作为三明市首批拔尖人才，他听从组织的安排，继续担任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继续忘我地从事树木育人的百年大业。
他先后42次获得县以上先进工作者奖励，其中国家级2次，省部级8次；有19项次科技成果在省部级、市厅级以及县级获奖，其中省部级获三等奖6项次；有24篇专业论著发表，其中国家级19篇，省级5篇。
阮传成在林业科技领域的卓越贡献给他在全国林业科技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1992年他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待遇，1998年他获国家科委授予“全国科技成果推广做出突出贡献”奖称号，同年3月，获“全国造林绿化功臣碑”功臣称号。
1999年8月，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
尤溪山区开发第一人——李记中 李记中（1933～1996年），1933年11月10日出生于尤溪中仙华仙村农民家庭，大专文化。
历任中仙农技站农技员，尤溪县农科所、良种场技术副场长、县农建站、农业科技干事、县农技站副站长、站长、县农业局副局长、县科委秘书、县科协副主席、科委副主任，县山区综合开发办主任。
李记中长期从事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科技管理工作。
系中国银杏研究会会员、福建食用菌协会会员、三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高级农艺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至20世纪90年代，正如他在自己业务自传中写的那样“老牛明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他更加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竭力工作，献身事业。
1990年3月被晋升为高级农艺师，1991的被县政府授予首批拔尖人才称号，1993年10月，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1994年3月光荣退休。
在这段时间里，他重点抓灵芝高产栽培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抓国家星火计划项目草栽食用菌综合技术开发的组织实施；抓尤溪名优特果树——银杏速生早果丰产的研究与开发；抓农业科技兴农，制定尤溪县第八个五年计划科技规划。
1990和1991两年《草栽食用菌综合开发》均获三明市科技兴农成果一等奖，被市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2年县食用菌总产值达11780.817万元，其中草栽食用菌产值占3350万元，受到国家科委称赞。
在灵芝高产栽培新技术研究中，他采用边试验、边推广的办法，促进灵芝生产迅速发展，三年推广5031.5立方米，创产值382.1万元，纯收入219.73万元。
《灵芝高产栽培新技术研究》成果于1992年经省科委组织鉴定，达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其论文获省级微生物学会食用菌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开展银杏速生早果丰产研究与开发，也初见成效，改变了人们对银杏结果迟的看法，出现了发展银杏生产的好势头…… 李记中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他生命辉煌的顶点。
正当李记中准备以有生之年为尤溪的科技事业承前启后发挥余热多作贡献的时候，1996年11月10日，因高血压突发逝世，享年63周岁。
李记中主要论著有《尤溪食用菌产业深入开发途径探讨》、《灵芝短段木熟料高产栽培新技术》、《怎样尽快获得山区技术开发效益》、《怎样使食用菌产业更加兴旺》、《技术+资源=财富》、《开发银杏资源，建立创汇基地》等9篇。
此外还参与编写《金柑》一书，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获1991年全国金柑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一等奖。
李记中的业绩传略载入《当代八闽科技人才名典》、《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
泉州的历史
泉州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里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文物瑰宝举世瞩目。
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省级40处。
泉州是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泉州历史文化悠久，构成其人口的主体为古老的中原河洛人，河洛语之一闽南语为泉州的主体语言。
西晋年间（280年左右）中原发生五胡乱华，河洛人衣冠南渡，定居于泉州晋江、洛阳江两岸，今泉州自此兴起。
迄今泉州每个家族的姓氏均对应一个或多个郡望堂号，代表了泉州人的古代中原来历。
唐、宋、元朝，泉州逐步发展成为世 魅力泉州(15张)界大港，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马克·波罗认为只有亚历山大港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甚至比亚历山大港更加宏伟。
当地人们普遍信仰宗教，各种宗教的雕像、寺院、教堂林立。
古代泉州河洛人民信仰道教，至唐朝时期佛教则更为鼎盛。
宋、元时期的泉州，对外贸易发达，因此也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信仰的天主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故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五代太守留从效为发展泉州奠定伟大功绩；明代时期，泉州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李贽为延续和创新汉文明矢志不渝；明后时期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保全汉文明和抵御外侮南征北战。
泉州还是多名杰出海外华人的祖籍地，非常著名的有：菲律宾国父荷西·黎萨，印尼前总统瓦希德。
泉州迄今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明，主要的代表有汉族原生态曲艺“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布袋戏等。
建制沿革 泉州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古闽越人就已开始。
西周秦汉时期属闽越地泉州丰泽街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会稽南部都尉改为建安郡，析建安郡侯官县地置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但因人口稀少，不久撤销，直到200多年后的南朝梁才再次设县。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有中原人入泉，多沿江而居，由于思念晋朝故土，晋江由此得名。
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晋江两岸得到开发。
南朝梁天监间（502～519年）置南安郡作郡治，为本地设置县、郡治之始，下辖南安、莆田(兰水)、龙溪三县。
但隋朝和唐朝前期由于今泉州一带人口稀少，今泉州一带的行政建制多次被裁撤。
武荣州建立不久复废入泉州（今福州）。
.唐久视元年（700年）第三次置武荣州，泉州一带的建制才稳定下来，州治设今市区。
唐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名泉州。
安溪、惠安、永春、德化一带直到五代时才设县，泉州沿海一带在唐朝中期后才形成陆地。
此后，先后设有郡、州、路、府、道。
中华民国成立后设道和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专区、地区，1986年1月撤晋江地区设泉州地级市。
史前 泉州开拓甚早。
在晋江流域的各县，都有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发现：距今三、四千年前，居住在此地的闽越族“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使用石制工具，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纺织、陶器制作等技术。
先秦 夏、商两代，今泉州地理区划属扬州。
西周时，为七闽地。
出现关于泉州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属闽越地。
居住在这里的闽越人擅长造舟航海，“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
周赧王九年（前306年）前后，越亡，其族人部分流播闽中，或为王，或为君，并服于楚，泉地属之。
秦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立闽中郡，泉地归之，为闽越族酋长无诸所领。
汉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无诸因助汉灭秦、楚之功，被封闽越王，领闽中故地，都东冶。
泉地属闽越国。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因闽越国不断举兵侵百越，汉兴师问罪，废除闽越王封号，并先后封两王（越繇王与东越王）以共领前闽越国地。
元封元年（前110年），东越王因叛被杀，汉改封越繇王为东成侯，并命军吏徙闽越民于江、淮间。
始元二年（前85年），因遁逃山谷未迁的闽越民逐渐繁衍，设立冶县，在今福州，隶属会稽郡。
泉地属冶县。
后又改属会稽南部都尉的侯官县，在今福州。
泉州旅游(15张) 三国 吴永安三年（260年），会稽南部都尉改为建安郡，析建安郡侯官县地置建安郡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
为本地设县置治之始。
辖今泉州市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及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莆田市、厦门市、，以及漳州市部分地区。
今德化县属侯官县。
两晋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
改东安县为晋安县，管辖现在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四市地，县治在今丰州镇，属晋安郡，治在今福州。
置同安县，属晋安郡，后并入南安县。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中原战乱，衣冠士族南渡入闽，部分沿古南安江两岸聚居，后改南安江为晋江。
南北朝 梁·天监间（502～519年）：析晋安郡置南安郡，下领三县：晋安、龙溪、兰水；郡治设于晋安（今南安市丰州镇）。
泉地属南安郡晋安县。
南安郡初隶江州，普通六年（525年）改隶东扬州。
陈·永定元年（557年）：在晋安郡置闽州（今福州），辖晋安、建安、南安三郡。
天嘉六年（565年），闽州罢，仍隶东扬州。
陈·光大二年（568年）：于晋安郡置丰州（治所设在闽县，今福州市区），南安郡属之。
分南安地另置莆田县，属丰州之南安郡（今泉州）所辖。
隋 开皇九年（589年）： 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大幅度地裁减郡、县。
改丰州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南安郡撤销，晋安县改为南安县，归其管辖。
于是，福建历史上首次出现“泉州”之名。
大业二年（606年），复改泉州为闽州，南安县改属闽州。
大业三年（607年）：废除州治，改闽州为建安郡，今泉州市地除德化因侯官县废归属闽县外，均属南安县。
唐 太宗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据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
福建属岭南道，下辖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
武德五年（622年），于南安故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并分南安地复置莆田县，属丰州。
丰州下领南安、莆田、龙溪三县。
贞观元年（627年），丰州撤消，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并入泉州（治所在今福州）。
嗣圣元年（684年），析泉州（治所在今福州）之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
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
699年，划莆田县西部设清源县（今莆田市仙游县）。
久视元年（700年），又于今泉州市鲤城区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四县。
在北隅依云榭筑衙，并建六曹都堂署及参军厅，衙前辟南大街为市。
不久开始在治地建城，是为唐城。
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
泉州建制自此始。
莆田、清源二县属泉州所辖。
开元六年（718年），泉州刺史冯仁智以州治无县，请析南安县东南地置晋江县。
至此，泉州领有五县。
开元间（713～741年），泉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晋江五县，37054户，约24．95万人。
天宝元年（742年），唐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属岭南道，领南安、莆田、仙游（因郡、县同名，清源县改名为仙游县）、晋江四县，时为中州。
天宝间(742～755年)，清源郡有23806户，160295人。
乾元元年（758年），清源郡复为泉州。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福州都督府升节度使，泉州等六州属之。
大历六年（771年），罢节度使，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泉州仍属之。
贞元八年（792年），泉州刺史席相重修北楼。
翌年欧阳詹作《北楼记》。
贞元十九年（803年）、长庆二年（822年）、咸通五年（864年），先后析南安县地立大同场（今同安县）、桃林场（今永春县）、小溪场（今安溪县）。
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因福建观察使柳冕所奏，在泉州设万安监。
浯洲岛（今金门）设牧马区属之。
有陈渊率十二姓氏前往牧马，耕稼渔盐开始兴起，人口日益蕃衍。
贞元间（785～804年），析永泰县之归义乡置归德场（今德化）。
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有35571户，238400人，由中州升为上州。
大和年间（827～835年），泉州刺史赵棨增开泉州仁风门、素景东西两门，合四门，北城墙建有立候楼；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洛阳桥 又辟东街、西街通东西两门。
大中十一年（857年），设嘉禾里（今厦门），属泉州。
光启二年，王潮为泉州刺史，任内兴筑泉州子城，周三里又百六十步，辟东行春门、西肃清门、南崇阳门、北泉山门。
五代 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建立闽国，封为闽王。
王审知死后，其长子王延翰继位，自称“大闽国”，都治在今福州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杀兄篡位称帝，国号大闽，泉州归之。
升归德场为德化县，升桃林场为桃源县（今永春），大同场升为同安县，属泉州。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桃源县改称永春县。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升大同场为同安县，至此，泉州计领六县。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
开运元年（944年）年底，泉州改隶大殷。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大殷改国号闽，泉州隶之；八月，闽主降南唐；九月，泉州归属南唐。
南唐封留从效为晋江王。
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南唐升泉州为清源军（下辖今泉州、莆田），兼领南州（即漳州）。
同年，德化划归清源军，增领原属尤溪的常平、进城二乡。
留氏卒后，继由清源军统军使莆田人陈洪进割据。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升小溪场为清溪县（今安溪）。
北宋 宋代的地方政权建置。
基本上承袭唐朝与五代之州、县制。
宋时的军、州、府实为同级行政机构，州、县以上的路，相当唐朝的道。
北宋时，福建称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
南渡后升建州为建宁府。
福建因此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共计八个同级行政机构，故号称为“八闽”，共辖42县。
乾德二年（964年），清源军改名平海军，名义上归两浙西南路。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复灭吴越，平海军改为泉州。
至此，泉、漳二州正式顺归宋王朝，福建全境才真正纳入宋朝版图。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划莆田县百丈镇（今莆田大洋、新县、庄边、白沙乡）和仙游县游洋镇（今仙游游洋、石苍、钟山、象溪乡）及福州之永福（今永泰县）、福清边境的一些边地，另置兴化县，县治设在古邑（今仙游游洋）。
同年，建太平军，后又改为兴化军，直属两浙西南路，辖莆田、仙游和兴化三县，军治亦设于兴化县治所在地。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划德化县九座山区（今仙游县凤山、西苑乡）归仙游县辖。
长泰县析归漳州。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县东北部16里置惠安县。
至此，泉州领七县：南安、晋江、同安、德化、永春、清溪、惠安。
割所属莆田县、仙游县别为兴化军。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3》）。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闽地从两浙西南路分出，独设福建路。
雍熙二年（985年）：泉州改隶福建路。
熙宁初（1068～1070年）：四县同巡检寨设置于永宁里石湖村，专管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陆路地方事务，额管125人。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泉州升为望郡。
宣和三年（1121年），清溪县改称安溪县。
至此，泉州辖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7县。
据史书记载：宋代澎湖已正式划归泉州，隶属晋江县管辖。
南宋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福建（泉州）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使。
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复置福建（泉州）提举市舶司。
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由镇江迁置泉州。
建炎四年（1130年），晋江县安海东西两市商人因争夺码头发生械斗，榷税官难以控制。
朝廷差官临监，始置石井镇。
朱松（朱熹之父）为首任镇官。
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提举茶盐官兼领福建市舶司。
十月，移司泉州。
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在澎湖建造房屋200间，派水军长期驻守，并编管台湾户籍。
乾道八年（1172年），毗舍耶人再犯晋江沿海，始置水澳寨（官称永宁寨），驻扎水军60名，以为防御。
嘉定年间，真德秀知泉州整修，增驻水军50名，并于永宁石湖新造军房50所，额定兵员325人。
淳熙十三年（1186年），泉州城南置宝林寨，城东置法石寨，分兵守卫。
绍熙二年（1191年）三月，宋廷命福建提点刑狱陈公亮、漳州知州朱熹一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经界。
因遭权贵豪强反对，无法实行。
嘉定十一年（1218年），在晋江县围头澳置宝盖寨，由宝林移120名士兵来此守卫，节制建平、清石诸屯，加强海防。
淳祐间（1241—1252年），泉州户口增至255758户、1329940人，为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由上州升为望州。
景炎二年（1277年）：改兴化军为兴安州。
年底，兴安州即为元军所陷。
元朝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廷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兼领行征南元帅府事。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廷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
至元十五年（1278年）：福建全境入元版图。
元朝统一中国后，施行行省制度。
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作为地方政权机构，行省下设路、府、州、县。
升泉州为泉州路总管府，领南安、晋江、同安、永春、安溪、德化、惠安七县及南、北二录事司（以领在城之民）；翌年，南北二录事司合而为一。
泉州属福建行省，省治设福州。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廷令各路府、州、县设儒学教授、学正、教谕。
泉州路总管府儒学设教授、学正、学录各1员，训导6员；县学设教谕1员、训导2员。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二月，再设泉州行省。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泉州行省并入江淮行省。
至元二十九年复设福建行省。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路始设阴阳学，依儒学、医学之例，路设教授、学正各1人，县设训术1人，教授天文、历算、周易、数学。
至元二十七年前后，开始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泉州路同安县。
当时澎湖列岛有居民1600余人，贸易至者岁常数十艘，有“泉州外府”之称。
大德元年（1297年），为图琉求（今台湾），改福建行省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遂徙治泉州，辖诸老君岩 州。
大德三年二月罢，置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移治福州。
大德二年（1298年），改泉州路总管府为泉宁府。
大德三年（1299年），复为泉州路，隶属江浙行省。
皇庆二年（1313年），兴化县治由游洋迁至汀溪（今莆田新县）。
民间称前者为旧县（今仙游古邑），后者为新县。
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泉州设都转运盐分司，直属户部，专掌场灶榷办盐货及批验盐商引目等事。
至治年间（1321～1323年），福建境内设八个路，均归江浙行中书省管辖。
兴化路下领莆田、仙游、兴化三县。
至正十六年（1356年），撤福建路，成立福建省，此为福建设省的开始。
至正十七年（1357年), 亦思巴奚战争 至正十六年（1356年），复立福建行中书省，泉州路隶之。
至正十八年（1358年），设立泉州分省。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 十二月，吴王朱元璋命左御使大夫汤和、中书平章廖永忠率领舟师2万人从明州（今浙江宁波）航海攻克福州。
汤和遣元降官原福建行省参政袁仁招谕兴化、漳、泉诸路。
明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明”。
二月，泉州路降于明。
泉州置卫指挥使司，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隶福建都指挥使司。
这是明朝在泉州设置的第一批海防军卫所。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 福建全省八路先后改为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
改泉州路为泉州府，隶福建行中书省；罢录事司。
泉州府仍领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
清 清承明制，全国分为十五省，实行省、府(州、厅)、县三级制。
泉州府为闽八府之一。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永春升为直隶州，德化归其所辖。
泉州府辖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五县。
清设兴泉永道，辖泉州府、兴化府之莆田县、仙游县、永春直隶州和厦门。
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府，复县设道。
泉州初归厦门道，后属南路道。
民国3年（1914年）：废除清制，置兴泉永道（治所泉州），原清朝兴泉永道之泉州府、永春直隶州、兴化府所辖各县隶之。
思明府改名厦门道，厦门成立思明县，金门隶属思明县，派分治员驻金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废道，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泉州划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晋江、南安、安溪、永春、莆田、仙游、惠安、金门(待统一)八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闽变后成立兴泉省，辖莆田泉州，设省政府于泉州，不久即废，后改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辖县不变，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泉州于1949年9月1日解放（尚有金门县待统一），并于9月9日设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辖县依旧，辖晋江、惠安、莆田、仙游、同安、安溪、永春、金门(待统一)，政区依旧。
同年12月，德化县归之。
1950 年3月改称福建省泉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德化归永安专区；9月改为晋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区依旧；10月德化复归所辖。
1951年1月划晋江县城关和近郊设泉州市。
1955年3月改为晋江专区专员公署。
1956年5月撤销闽侯、永安专区，划福清、平潭、永泰和大田县到晋江专区。
1958年析同安县归厦门市。
1959年8月析福清、平潭、永春归福州所管。
1963年4月析大田县归三明专区。
1968年9月撤销晋江专区专员公署，成立福建省晋江专区革命委员会。
1970年6月析莆田、仙游归莆田专区，同时划同安县归晋江专区。
1971年6月改称晋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1973年6月析同安县归厦门市，1983年4月28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莆田地区，将莆田、仙游2县划回归晋江地区，9月划莆田仙游从晋江地区出成立莆田市。
1985年5月撤销晋江地区，原泉州市升为地级市，实行市辖县体制，辖鲤城区、惠安、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及金门县(待统一)。
1987年12月，析晋江县石狮、永宁、蚶江三镇和祥芝乡为石狮市(县级市)。
1992年和1993年，晋江、南安相继撤县设市。
1996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为泉州市政府派出机构，析原惠安县所辖的涂岭、后龙、南埔、山腰和埭港5个镇及国营山腰盐场归其所辖，1997年6月，从鲤城区析出丰泽区、洛江区。
2000年肖厝管委会改为泉港区。
2010年从惠安县析出所辖四个乡镇成立泉州市台商投资区至此，泉州市辖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和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泉港、清蒙、台商投资区共计四区三市五县和两个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