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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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郭沫若的艺术观与文学主张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并关于抗日统一问题》一文，指阳翰田汉、夏衍、周扬四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
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
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
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
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
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
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战争中的批评与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