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标语有哪些
我们遇见的标语，有很多种分类，比如说公益类的标语，还有指导我们做事的标语，还有一些广告性质的标语。
中外文学作品中“小人物”形象的特点
中外文学作品中“小人物”形象的特点摘要：在人们的一贯思维中，都非常的崇拜大英雄，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拯救世界。
但孰不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却存在着一些个“小人物”,他们不伟大，很平凡，但在他们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很多很多。
关键词：小人物；形象；特点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7-028-001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曾指出：“现实主义派抛弃过去专写伟大人物和非凡事迹的习俗，有意识的描写下层人物。
”在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写小人物是作为一个现实口号提出来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人物”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主题。
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受现实主义和当时环境影响，其创作更加关注“小人物”。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就选取了很多有关“小人物”的作品，这些生活中典型化了的“小人物”，以其至真，至诚，至烈的情感直击读者的灵魂，让学生学会对自己，对他人的感知，理解和判断，增强他们的理性思辨能力和价值评判能力，提高他们的审美趣味，拓展他们的审美视野，促进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
因此高中语文教材有必要探讨“小人物”的形象，关注“小人物”形象的教学，以提高学生对“小人物”的理解赏析能力。
那么，何谓“小人物”呢
“小人物”一般是指无足轻重或没有什么价值，对当时或后世社会和他人没有多少影响的小小的或非常次要的一类人。
词典中对“小人物”的释义通常有：小型人物的塑像，地位不高，没有什么名
道士做法前说的是什么词?
道教茅山符咒道坛作法的急急如律令用意诠释.在符咒施法仪式中，常有咒语、掐诀、步罡等，它们和书符一起成为道法的基本手段。
道士以画符念咒、掐诀步罡来施行法术，以增强人们战胜邪恶的信心。
这些法术本身具有使人类在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面前保持心理平衡和生活信心的文化功能。
咒语是一种被认为对鬼神或自然物有感应或禁令的神秘语言：咒语常和以人体真气「禁制」鬼神、外物的气禁术结合在一起，称为禁咒。
有时和符一起出现，称做符咒。
道士在施行咒术时又往往借助某些中介物，如咒水、咒枣等，这些施过咒术的水、枣也有咒术的效力。
现在很多道教研究者对符咒术的功效，在道教学术上还是有极高的肯定。
这在《太上正一咒鬼经》就有说：「吾含天地?，咒毒杀鬼方，咒金金自销，咒木木自折，咒水水自竭，咒火火自灭，咒山山自崩，咒石石自裂，咒神神自缚，咒鬼鬼自杀，咒祷祷自断，咒痈痈自决，咒毒毒自散，咒诅诅自灭。
」道士认为有法力强大的尊神，不断把秘藏在天上的咒语传授下来，念动咒语即有几万乃至几百万的天兵天将应召来服役。
因此，咒语在道法中越出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咒语在道教中运用广泛：道法凡结坛有净坛咒、镇坛咒；登坛先有卫灵咒；画符有书符咒；步罡有步罡咒；诵经先念开经玄蕴咒；至於召将咒则和道书记载的天将神吏一样多；杀鬼制魔、捉妖，也都有相应的咒。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咒就没有道教的法术。
同时，咒语已渗透到道士日常生活的每一环节，融化进他们的人格中去。
道士净手、吃饭、沐浴、理发等都要诵咒。
不仅正一派擅於诵咒，全真道授戒也有相应的咒语。
道教咒语的特点：咒术不是道教特有的现象，佛教等其他宗教也使用咒语，特别是密宗更以诵咒（陀罗尼）著称。
咒语起源於原始宗教的先民对语言魔力的崇拜，后来成为巫术的核心部件。
道教继承了巫术的咒术并加以发展，同时又吸纳进一些佛教咒语，但从总体上来说道教咒语有自己的特点。
道教咒语常常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这是因为道教兴於汉代，汉代诏书和檄文中多有「如律令」一语。
「如律令」意指按法令执行，在语气上有违律必究的意味。
这种申述法律、政令权威的官方套语，先是被民间巫师所吸收。
东汉巫师举行「墓门解除」（即在殡葬中对墓厌镇，使人鬼分途，鬼不殃及生人）的解除文，末尾即以「如律令」结束。
解除文的简单句式是：「百解去，如律令
」此类咒被道教所吸收，同时也产生某些变格，主要是嵌入神名。
最常见的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有的还在其后加「摄」「敕」「疾」等字，以表示急急按咒执行不得有误。
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在召集神兵收妖破邪有开旗咒：「五雷猛将，火车将军，腾天倒地，驱雷奔云，队仗千万，统领神兵，开旗急召，不得稽停。
急急如律令
」这一咒先是称引雷部神将，兼说其神武，同时也是说明他们职司所在，接著说明开旗（展开召将令旗）召唤他们来到，且令其不许拖延时刻，立即降临。
最后以「急急如律令」收尾。
道教咒语的这种定式便是区别於以赞念佛号为主的佛咒的显明特色。
道教符录派都记载着各种各样的咒语，人们认为咒语是一种对鬼神或自然物有感应或禁令的神秘语言，在这些咒语内容结构当中的结尾常常用到“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字样，有的在“如律令”前面还冠以一些神名，常见的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 “金火铃急急如律令”等等，如今，人们对于咒语中的“急急如律令”的含义的理解是很困惑的。
那么“急急如律令”其又包含着怎样的内涵
纵观历史，“律令”一词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律令原本是周穆王时的一个人的名,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跑的快，他是当时人们能亲眼所见到的行动最迅速的人，相传他死后成为雷部的神.据说西北有一种神兽,形状如马,足不着地,其行如风.就是这位‘律令’变化而来的，从此这位‘律令’就成为“迅速”的象征应用到咒语当中来，对于象“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意思的理解，不是叫太上老君快来听你的命令,太上老君是何等神圣的神,哪能随便命令他呢。
“急急如律令”应当理解为要办的事情很急迫，必须要象“律令”般的迅速来完成，用“律令”的速度来形容太上老君反应快速的程度。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它的含意应理解为“太上老君啊,你赶快来帮助我吧!你要象‘律令’那样行动迅速啊。
”这是信徒们求助的话,表示信徒们期望之真诚和求助的迫切。
附以其它神名的急急如律令也依此类推。
有些人把“律令” 理解为象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的意思，意指按法令执行，在语气上有违律必究的意味，从这个角度看它是道家吸收了当时法律、政令权威的官方套语而形成的，这就是由于受当时法律、政令制度影响从而产生的一种引申义。
道教咒语的这种结构首先表明它是托於神授、从而也是有神效的。
称太上老君、称神霄玉清真王，称天师，都是直接说出尊神的名号，来召役神将、镇压妖邪。
对於比较低级、专供法师役使的神灵，则是直呼其名，以示自己有控制他们的能力。
因此道教咒语的施行，与其整个神仙谱系是紧密相联的，其中表现了他们的信仰，也反映了他们实践信仰的方式。
不过称引神名，并不是道咒特有的现象，甚至不是咒语特有的现象。
基督教徒在祈祷之后总要说「奉耶苏基督的名」。
那是对神强烈的信赖敬仰的表现。
所以道咒中的称引神名，表明的是许多宗教中共通的对神灵的信仰、依赖，只不过各自的神有不同的面貌罢了。
其更能表达道咒本身特色的还是下一方面：它表明咒语是对祈使对象的命令，而「如律令」，既是催促，又是强调其命令必须执行，不执行，则依律惩罚。
咒语的内容都直言不讳地讲清命令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是道教咒语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一般说来，中国的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以祈求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主导，求得平安便算有福。
象西方社会和印度人那种对神灵的虔诚皈依，是有相当差距的。
比如印度传来的《主夜神咒》：「婆涉演波底」，据说夜行时念它可以辟邪。
但其辞实际上是印度人所奉夜神的音译。
佛教的重要咒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即民间比较熟悉的大悲咒，共有八十四句，句句皆表示对观世音的皈依礼敬之意，八十三句系称呼菩萨（包括观音的种种变相）名。
这部咒语，佛教徒认为其威力极大，使用也很广泛，《大悲心陀罗尼》详细记载有用它治病、催产、解蛊毒、辟蛇蝎等等的方法。
就功能言，佛咒与道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从结构看又很不同。
大悲咒的特点，在叫人先皈依，倘皈依了，一念它，观音就能帮助解决各种魔难，直至接引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念咒的本身就是皈依。
道咒则是直接驱策鬼神，让它们走开或者完成凡人无法完成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实的目的是前提，对神的敬仰，乃以当下直接的利益为中心。
道教咒语的这一特点规定了每一咒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所以道咒各有针对性，数量极多。
念咒与气禁：念咒时常常要求与体内的运气、在意念中存想相关的神灵形象（存想）统一起来。
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内气作用於对象，使之受到控制，或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方法称为禁咒，又称气禁，简称为禁。
气禁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巫术中就已经使用。
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吴越地方有称为禁咒法的，很有显著的效验，（那原因）是法师气充沛。
」（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是有明验，多气耳。
）从近几年来考古发现来看，气禁流行的地区不限於吴越地区。
楚、蜀等地区都有类似的方术。
据葛洪的记载，禁咒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有入大疫不受传染、驱逐邪魅，禁虎豹蛇蜂、为人治病，乃至於禁水倒流等。
气禁术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法的一部份，早期道教正一盟威道的二十四阶籙中专有一种《禁气籙》，可见已经是整个法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般道士在念咒时与内气的发放相伴随，念咒兼有以气作用於对象（通常称为布气，又称内气外运），因此对於道士平时的炼气，提出了一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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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四回情节介绍、人物介绍（要用白话）
音 miáo 基本释义：1.初生的植物或没有秀穗的：禾～。
麦～。
树～～子（亦喻继承某种事业的接班人）。
～而不秀（只长苗而不秀穗，喻本身条件虽好，但没有成就）。
2.形状像苗的：火～儿。
3.某些初生的饲养的动物：鱼～。
4.能使机体产生免疫力的微生物制剂：疫～。
卡介～。
5.子孙后代：～裔。
6.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云南、四川、湖北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族。
～绣。
7.姓。
竹山有哪些传说
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
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
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
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
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
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
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
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
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
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
”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
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
《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
”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
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
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
辖商、丰阳二县。
”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
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
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
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
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
《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
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
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
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分历史阶段叙述： （一）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
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
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
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
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
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
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
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
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
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
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
“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
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
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
《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
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
《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
《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
《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
”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
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
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
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
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
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
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
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
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
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
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
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
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二）辉煌后的沉潜时期(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
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
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
“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
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
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
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
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
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
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
“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
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
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
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
“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
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
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
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
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著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
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
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
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
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
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
”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
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
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
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
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
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
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
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
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
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
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
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
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
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
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
——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四）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
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
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
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
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
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
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
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
——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山海经》中的记载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
有草焉，其名曰黄囗，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
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
有兽下，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
出自《山海经 西山经》
求“三防”标语
“备战备荒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