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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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口号1、“两个口号”论争的概况和焦点发生于1936年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内部关于文艺界如何更好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一场争论。
论争的主要内容是：①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论争的双方都强调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国防文学”论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②作家参加抗日联合战线的条件问题。
“国防文学”论者坚持以“国防文学”为旗帜进行联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认为应当说作家在“国防”或“抗日”的旗帜下联合，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文学”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③两个口号的关系问题。
两个口号各自的一些支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宗派情绪，排斥不同意见。
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等等，是无碍的。
2．“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和收获“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
通过这场论争，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左翼作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克服了“左”的思想束缚，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悔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形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新月派”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兴起，1928年3月，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陈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标志着“新月派”的形成。
“新月派”属资产阶级右翼文化派别，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33年6月，“新月派”因《新月》停刊而销声匿迹。
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1930午6月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适应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需要，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直接筹划组织的一个反动的文化团体。
他们鼓吹超阶级的“民族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在创作上推出《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作品，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剿杀革命人民的“武功”。
瞿秋白、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他们给予了揭露和痛击。
鲁迅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流尸文学”，属于“宠犬文学”的一种。
到1931年底，“民族主义文学”就偃旗息鼓了。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独裁专制的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
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从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起，到1933年7月鲁迅发表《又论“第三种人”》止，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论争。
“自由人”、“第三种人”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否定文艺的阶级性，歪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文艺自由”为名，挑拨非左翼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反对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由于他们的文章援引马列的辞句，又对“民族主义文学”有所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在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错误的同时，鲁迅也提出要团结“同路人”乃至“路旁的看客”一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