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族平等有哪些具体特征
少数民族考生高等学校专科层次院校，可在其课统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
我市户籍符合申报条件的考生，须于2014年3月1日至4月20日到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完成报名手续，非深圳户籍并在我市就读的考生，需回户籍所在地办理相关手续。
中华民族的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中华民族”词源“中华民族”一词，乃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之后同时期后续提出有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阐释与政府认可。
梁启超提出指华夏族、汉民族、炎黄遗族等。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
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明确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由此可知，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就等于汉族，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而不是认定中华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
2、“中华民族”词语解释中华民族并没有明确定义，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一词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
在清朝末年，特指汉族、炎黄遗族等，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广为流传，更随着诸多学者的提倡而广为人知。
而后孙中山于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维吾尔族）、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
近代学者中，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及许倬云提出华夏族，以及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的意涵逐渐由汉族融合各族演变成更为广泛的概念。
现代中华民族的概念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推动，根据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少数族群未必是炎黄子孙），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汉人或海外华人（未必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
希望将中华民族作为生活在大中华地区境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
现在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及其他民族为组成，此观点经常见于作为中学的三民主义教科书中。
经过一系列民族识别工作后，中国大陆现今官方承认有56个民族，其中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
3、另附“中华”词源“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
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
什么是青年联合会
简单地说，青联是党领导下的，以共青团为核心力量，团结全国各界各族青年的一个统战性质团体。
其成员一般为爱国青年中有一定能力或影响力的人士。
中国五大宗教的简介
如果只是普通的没有人数要求，无论是多少人都不构成违法行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下列活动不需申请：（一）国家举行或者根据国家决定举行的庆祝、纪念等活动；（二）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依照法律、组织章程举行的集会。
第八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
依照本法规定需要申请的集会、游行、示威，其负责人必须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
第九条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
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
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
确因突然发生的事件临时要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必须立即报告主管机关；主管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审查决定许可或者不许可。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国家对回族的政策有哪些
首先是民族区域自治，支持回族经济的发展。
一、坚持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
1946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
”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也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
”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
至此,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已超越“各少数民族区域”和“边区”这样的表述,而是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层面了。
2、承认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承认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内容。
中共七大以后,我们党积极贯彻了这一政策精神。
1945年10月23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总结察哈尔各盟旗的工作时指出:“对阴谋破坏各民族利益者依法严办。
”“中国共产党历来宣布的民族平等自决原则,建立……回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谋发展的新政权,各族人民得自由决定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坚决肃清历来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以及敌伪在人民中所制造的民族压迫与仇视,帮助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民族军队。
”1947年10月1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主要是在政治上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参政权。
194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向中央的请示电》中,提出“拟选东北回民教长于清源……各一人为委员”。
1948年7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中,专门规定“回民代表定为七人:由各行署区及石家庄市各选派一人”。
同时,文件对回民代表的选举办法规定“回民代表由各行署及石家庄市回民团体选派之”。
还有,在经济上实行保障各少数民族群众平等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政策。
如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使广大回民基本群众同等获得其应得的土地。
” 3、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中共七大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蒙古、回民族及新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注意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如《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回民干部中,应加强阶级教育,消除其狭隘民族思想。
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加强回汉团结。
”后来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4、主张各民族团结。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各局在涉及回族等少数民族问题时,提出并一贯坚持“加强回汉团结”和各民族团结。
在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开始解放西北各省作战时,提出“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号。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充分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平等权利,使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人士感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真实性,从而激发了少数民族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激情,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坚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前,已经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方式提出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式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提民族联邦制的口号,明确提出承认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主张在单一制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时逐步明确和充实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
1、中共中央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把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少数民族区域的自治作为建国纲领的重要一部分,而且明确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单一制国家内的自治。
1947年10 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1949年9月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就采取何种形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单一制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各位政协代表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
他说:“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这些政策,当然是普遍适用于包括回族在内的国内各民族。
2、中央各局和各解放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政策。
中共中央东北局为贯彻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于1945年11月19日及时地提出了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文件将解决东北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提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尊重……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给以充分之自治权。
对于……回民,应积极赞助其实行民族自治,并建立……回民自己的武装州”。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建立回民自治乡村,城市上建立回民区,建立地方回民保安队及警察”。
同年5月18日,华东局进一步提出:“凡已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回民地区,应以回协为骨干,建立县区乡回民自治政权。
如回汉杂居,而回民人数过少的地区,可建立联合政权,在该地区各级政府中,可设回民区长或副区长、副县长、副市长,并通过回协选举。
各级参议会中亦应有回民议员,以真正实行我党民族自决的政策,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自治’的欺骗宣传。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又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回民自治应抓紧时间(省府另有条例颁布)普遍建立村街镇区自治……。
这种回民自治和参政,对于广大敌占区域的回民是一面有力的旗帜。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明确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对临夏回民工作的指示》中也提出:“在纯粹回民居住的地区,成立回民临时区乡自治政府,回汉杂居地区,可依其各占居民多少,分别吸收若干回汉积极分子参加工作。
” 解放战争中,党在回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山东鲁中解放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政权或回汉联合民主政权,山东枣庄和河北孟村建立了回民自治镇,河北宣化市二区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另外,我党在这一时期已经把建立各民族自己的武装作为民族自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回族为例,十分重视建立回族武装。
1945年底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就指示:“蒙民回民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权利,我党我军有帮助的义务。
”而在同年9月至次年的6月,山东解放区成立了6个大队的回民武装,冀中平原成立了2支回民武装,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有著名的回8连。
原驻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支队一部,奉命调往东北,在沈阳补充抚顺矿工后,组成回民支队,后扩编为师,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
1946年奉调东北的原渤海回民支队,1947年改编为铁道兵团,曾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华北、中南、西南等地。
回族武装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以极富牺牲精神的民族特质构成了极强的战斗力,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从以上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政策,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提法和内容上,既包括了民族自治,也包括了区域自治。
在论述中已经有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含义。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政策,如民族平等权利、民族自治政权的组织、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少数民族武装及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等。
并提出应建立民族自治区、县、乡、村几级的自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民族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吸收少数民族参加工作等政策,进一步充实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
三、坚持实施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关键。
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团结广大少数民族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选拔和任用了包括回族在内的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以回族干部的培养、任用为例,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各级政权中配备回民干部,要有计划地培养、提拔、锻炼、教育。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了更好巩固与掌握回民武装,特建议各纵、师、旅、团、营、县、区、公安、武工、海防等部队,凡有回民干部和战士,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抽出集中,作为各战略区发展回民支队的骨干……如原有部队缺少回民干部,可配备一部分回民干部任副职。
”194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又指出:“回民干部:一般的下级质量低,而且缺,应下决心,有计划的培养和提拔。
尽可能在工作岗位上,加强锻炼和教育,特别是政策教育。
”1949年9月20日,中共渤海党委提出“应注意尽可能的在有回民的区乡政权中配备回民干部”。
解放战争期间,回族干部在我党(政、军)的各级、各部门都有分布。
四、坚持实施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政策 中共七大提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
随后在党的民族政策中体现了七大的精神。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大力兴办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觉悟及文化政治水平,从文化精神上肃清敌伪的毒害,增强民族自尊心。
1、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土地政策,在解放区回民农村广泛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强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使广大回民基本群众同等获得其应得的土地,并扶助其工商业发展”。
1947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回民间之地主恶霸……果实分给回民, ……在有回民的村、屯、街道内,斗争汉人地主恶霸时,必须吸收回民参加并同等分得果实。
在乡村有回民的地区与汉人同等分得土地。
”1947年12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时提出:“清真寺的土地,在各该乡村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由回民自行处理。
”194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真寺土地问题复电东北局,同意清真寺的土地“如当地回民大多数要求分配时……分配给当地无地或少地回民所有”。
这些政策满足了回族农民的土地要求,充分调动了广大回族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2、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1945年10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对察哈尔各盟旗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敌伪对于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毒害,促进回蒙人民的新文化,恢复创办蒙汉回各种学校,救济贫困学生,发展文化教育上各族人民有权使用自己民族的言语文字。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教育帮助回民建立学校”。
并强调“除采用一般课程,应加上回民历史、文字。
提高其民族自尊心”。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少数民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教育事业得到积极的恢复和发展。
五、坚持实施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支持各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政策,提出各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草案)致中央电》中提出,“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
1949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占人口的大多数,“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更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发展其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体现了各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平等权利,有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其次，充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如清真寺：回民按照其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每当迁居新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建造本地区的 清真寺，以便于做礼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沐浴、交流信息和商讨重大事情等。
每逢纪念日，清真寺便成了穆斯林聚会的场所，届时会有《古兰经》教义、教律、教史及宗教故事的演讲。
禁忌：宁夏回族主食以面、米为主，在肉食方面禁忌颇多。
回民禁食猪肉，对这要求执行时极严格而自觉。
并禁用猪皮制的皮鞋、皮衣、皮带。
禁用猪鬃制的毛刷、牙刷、禁用猪油制的肥皂、香脂等。
回族禁食的食物，在兽类方面还有狗、狼、虎、驴、猫等；在禽类方面有鹰，鹞等。
回族还禁食自死亡动物、动物血及禁止饮酒、赌博、拜像、求签等。
语言：回族先民来自中亚细亚，波斯，阿拉伯等地，除了会讲汉语外，在民族和家庭内部仍保存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词汇和短语。
卫生：干净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特有习惯，因此，水房的设备，洗具，在清真寺及每一个穆斯林的家庭，都是必备的。
回族在作礼拜时一般要洗浴，饭前便后也要洗手“小净”等。
衣着：来到宁夏，无论是银川平原或是固原山区，你都会看出，当地回族的衣着保持着本足族的特点。
呈现出多姿多采的风貌。
回族的男人，一般头戴回回帽，从颜色上看，有无沿小白帽、小黑帽，大多数喜欢戴白帽。
有的不戴帽子，用白毛巾或白布裹头，俗有缠头回回之称。
还有的因教派不同、地区不同而戴角回回帽的，如有五角帽、六角帽、八角帽等。
冬天，一些年老的回民，如阿訇不喜欢戴绵帽子，头上仍戴一顶白帽子，耳朵上戴一对绣花的青耳套（棉制或皮制）。
上衣一般喜欢穿双襟白衬杉，有的还喜欢穿白裤子，白袜子，显得十分整洁、明快、庄重。
回族男女都喜好穿青坎肩。
特别是回族男的在白衬衫上套一件青坎肩，对比强烈，清新悦目，显得为文雅庄重。
到了严冬，穿了棉坎肩或皮坎肩，再穿上罩衣，舒适方便，保暖而不显臃肿。
高寒地区的回族还喜欢穿二毛皮衣、胎皮衣和老羊皮大衣。
回族妇女的衣着打扮也很讲究。
一般都头戴白色圆撮口帽，搭盖头。
戴盖头的习俗，源于阿拉伯国家，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阿拉伯地区，原来风沙很大，水源缺乏，人们平时难以及时沐浴净身。
为了防风沙，讲卫生，妇女们自己缝制了能遮面护发的头巾。
久而久之，逐步形成了回族妇女戴盖头的习俗。
盖头有少女、媳妇、老人之分。
一般少女戴绿色的，嵌金边，上绣素雅花草图案；已婚妇女戴黑色的，只披到肩头；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披到背心处。
回族妇女一般都穿大襟衣服。
少女和媳妇很喜欢在衣服上嵌线、镶色、滚边、绣花，而且喜欢佩戴金银手镯、耳环、戒指，有的还点额，染指甲。
看上去清新、秀丽、俊美。
近年来，城市的回族，特别是青年人，也和汉族一样，有不少人已喜着新潮时装，讲求款式新颖别致，色彩艳丽多姿。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