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该口号宣传最有可能是 A．国民大革命期间 B．秋收起义期间 C．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 D
原因：1927年蒋介石、汪精后叛变革第一次革命战争遭败。
目的：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
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
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
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
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
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
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
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
”（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
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人物：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
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
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性质 意义 作用 影响：1.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主张“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突出地体现在南昌起义中。
但到了秋收起义的筹备过程中，以为代表的 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湖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工农民众的强烈憎恨 ，产生了“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
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也提出“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更进一步地，提出暴动后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工农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也决定要“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并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一正确主张。
1927年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时批评说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这是不对的”。
由于、彭公达(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人的坚持，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
历史证明，秋收起义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首创工农 革命军，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正确举动。
秋收起义暴发后第 10天，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 自己的旗帜”，“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过去让 出去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2.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起义部队前委也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探索。
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
在南昌起义中，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 的政策。
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这一土地政策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土地革命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制度，准确地抓住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第二，提出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即在土地斗争中依靠谁 、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一全党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尽管还是有所缺陷，但实践证明，湖南省委提出的这一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全党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步完善起来的。
3.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5.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秋收起义的时代背景
湘赣边秋收起义，是紧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央派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民国16年（1927）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暴动作准备。
8月31日晚或9月1日，到达安源讨论暴动军事问题和布置安源、萍乡、醴陵、济阳、平江工家群众暴动问题。
安源会议中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3外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家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
会议又确定，军队作占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醴陵和株洲，分3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醴陵县城，会合醴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和平江农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戟，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
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
会议还决定，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萍、安，以防敌人断了起义的退路。
关于暴动日期，会议决定，关于暴动日期，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暴动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断截敌人交通。
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察觉，加强防守，革命军的攻城计划受阻。
为了不延误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醴陵县城。
在攻打醴陵的的战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时，按计划当地工农武装开始暴动，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醴陵县城。
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 。
当即召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暴动胜利。
13日，第二团决定决定避敌锐气，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为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帮助，并与第一、三团会合。
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醴陵县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七、八百人则下经老关北上浏阳。
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
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为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所以仓促应战而被打散。
21日，率领部队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
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
次日清晨刚开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到敌军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改编，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
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0年内战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927～1937年间 蒋介石领导的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称为“”。
包括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因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战争，所以又称为或。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的军政大权。
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7日，下达总攻击令。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4月7日至5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鲁南和鲁西，参战部队为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诸部。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战，沿津浦铁路北进的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韩庄、滕县、界河、邹县、兖州、金乡、曲阜，27日进抵泰安；由鲁西北进的孙良诚诸部先后攻占郓城、巨野、嘉祥、汶上，21日攻克济宁。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直鲁军残部北逃。
②5月上旬至6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参战部队包括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于5月6日命令第一集团军绕道北进，并于19日抵达郑州，与冯玉祥议定三路进攻京津的计划：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铁路之间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分别由京绥、正太铁路转赴京汉铁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进。
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先后占领沧州、安国、博野、饶阳、张家口、保定等地。
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宣布退出北京，并于6月4日在返奉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
8日，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12日和平接收天津。
③9月初至下旬为第三阶段，主要战场在冀东，参战部队主力为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
9月4日，白命令各部攻击前进，经过八天作战，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今滦县)。
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4日，白再命各部渡河会攻昌黎。
23日，在奉军张学良的夹击下，直鲁军被迫接受改编，历时二十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以后，为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讨伐其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战争。
主要有：蒋桂战争1928年，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奉系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被南京国民政府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
其导火线是主席鲁涤平免职事件。
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但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与桂系貌合神离。
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人的军队。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组织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
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自3月27日投入战斗，至4月2日，先后占领武穴、罗田、黄冈、青山等地。
4日，桂系将领胡宗铎等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投蒋的不利形势下，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日，蒋军进驻武汉。
21日，胡宗铎等人通电下野，武汉战事结束。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为根本铲除桂系，随即组织了进攻广西的第二期作战。
5月21日，蒋军陈济棠部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后组织的“护党讨贼军”主力。
25日，弃桂投蒋的何键部占领桂林、平乐。
6月2日，何、陈联军攻占梧州，进逼南宁。
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战争冯玉祥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且在蒋桂战争中扮演卞庄刺虎角色，欲收两虎之利，因此，蒋介石在取得讨桂战争基本胜利之后，立即增兵河南、山东，迫使冯玉祥收缩兵力，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至陕西潼关，并于1929年5月27日通电宣布下野。
同年10月9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等人再次发表反蒋通电，蒋冯战争又起。
从10月下旬至11月22日，蒋军在河南发动三次总攻，先后占领登封、洛阳、老河口、谷城、南漳，冯军再次失败，全部退回陕西。
蒋张桂战争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防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随即率部向湘西进军。
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宣布罢免张发奎、俞作柏等人一切职务，命刘峙、川军刘文辉等部追击、堵截张军，陈济棠、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俞作柏部。
9月26日，张发奎在湖南石门被何键湘军击败，退走辰州。
10月4日，吕焕炎引陈济棠粤军进入广西梧州，俞作柏逃往香港。
11月1日，张发奎部由湘西到达广西。
这时，汪精卫决心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任李宗仁、黄绍□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
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发表联名讨蒋通电，指挥桂军，配合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再度扩大。
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赴粤主持讨伐张桂军。
12月4日，何指挥谭道源等五路大军向张桂军反攻。
经半月激战，张桂军大败，退回广西。
蒋唐石战争1929年12月，正当蒋张桂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又爆发了蒋唐石战争。
12月2日，石友三在江苏浦口通电反蒋，隔江炮击南京城。
次日，唐生智等五十三人在河南郑州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一致反蒋。
蒋介石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政治诱降石友三，重点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12月中下旬，蒋军和阎锡山晋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唐军，先后攻占遂平、郾城、郑州等地，并在驻马店地区摧毁唐军供应站。
1930年1月初，唐生智化装潜逃，所遗各部接受蒋军改编，唐石反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蒋阎冯桂大战1930年春，阎锡山见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先后为蒋介石所败，自身地位朝不保夕，于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电约蒋介石同时下野。
阎的反蒋号召，得到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的响应和支持。
3月14、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宣誓就职。
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会攻济南；并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
5日，蒋介石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
12日，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河南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5月1日在南京誓师，11日下达总攻击令，讨伐阎冯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5月11日至6月下旬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蒋军虽一度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但总的形势对蒋不利。
归德很快被冯军收复，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不得不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
②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
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但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军的变化。
在湖南，蒋军三路反攻长沙，迫使张发奎和桂军于7月4日退回广西。
在山东，蒋介石调集重兵，自8月1日起，对兖州以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仲宫镇、邱庄、野老庄、肥城、界首等地，并在泰安激战五昼夜，歼灭阎军主力大部。
15日，蒋军重占济南。
在河南，蒋介石于挫败冯玉祥以攻取江苏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后，复厚集兵力于陇海、平汉两铁路，对冯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并于9月17日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迫使截断后路的冯军转向豫北撤退。
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均取得全面胜利。
③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
由于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
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战争结束。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
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