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读书月活动的宣传口号怎么写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 鲁 迅 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 鲁迅 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 鲁迅 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 鲁迅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麽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 鲁迅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 鲁迅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
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 鲁迅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 鲁迅 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鲁迅 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鲁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鲁迅 有地方特色，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即为被别国所注意。
－－鲁迅 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
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
－－鲁迅 勇者举刀向强者－－鲁迅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鲁迅 以无赖的手段对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
－－鲁迅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鲁迅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鲁迅 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鲁迅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 鲁迅 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 鲁迅 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 鲁迅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 鲁迅 怀疑并不是缺点。
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 鲁迅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 鲁迅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
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 鲁迅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 鲁迅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 鲁迅
读鲁迅”综合实践题。
学校开展“鲁迅读书月”活动，主题是“鲁迅与我们的学习生活”。
请你按要求完成
你可以摘选 - -阿Q正传情节介绍：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未庄流浪雇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遗忘了.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后因向赵太爷的女仆求爱,被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突然被革命党抓进县大牢处决了。
理由：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
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
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
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
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具体怎么说的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出自-（彷徨）
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和鲁迅有什么联系
在这冒昧的说一下，大家读文章切忌要回到原文上面，有时不要硬把作者给拉上。
《伤逝》是一个思想冲击的产物。
它主要还是批判中国的婚姻，爱情是美好的，但是它更需要经济作为支撑，“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第一，便是生活。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子君是鲁迅塑造出来的一个处于时代交加的女性，她虽然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像一个小孩受到鼓舞，怯生生的说出来的话，她的内心却还是有着封建的残余思想。
除了婚姻的悲剧外，作者也是主张女性解放的。
至于涓生，他是一个受到西方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对那些思想却只是像阿Q闹革命一样，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自己的思想转变也是不彻底的。
涓生很自私，在遇到生活问题时，不是想如何解决，而是直接把子君当做累赘，甚至想要子君死掉，然后自己再扇动自己的翅膀，再去找新路。
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涓生当做是鲁迅一部分的缩影，毕竟当鲁迅纠结于与朱安的婚姻时，也有过希望朱安死掉的想法，但是涓生绝对不是鲁迅的自照。
《伤逝》虽然是写爱情，但绝对不是鲁迅先生的自我写照。
他要通过这篇文章警醒国人，男女的平等，婚姻的附依。
至于说这篇文章是隐射兄弟情义的绝断，更是无稽之谈。
大家可以看看鲁迅先生传记，及其和鲁迅先生同时期的作家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一切就了然了。
以上是我的一些鄙见，不免有些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和鲁迅有什么联系
是小说而已，没啥关系。
20年代初正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盛行的时候，易卜生的《娜拉》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口号。
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五四腔”小说，很多人写小说、戏剧歌颂青年男女敢于勇敢走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这种小说很泛滥，但鲁迅的目光是犀利而深刻的，他在反思：在社会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女人没有经济地位的情况下，走出家门的娜拉会怎么
结果只有两个：不是堕落
就是回归家庭
因为她们没有足以养活自己的社会体制支撑他们因此鲁迅先生在这里写了这篇唯一的爱情小说是要告诉人们：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所谓的自由爱情是不能支撑长久的，为爱情而走出封建家庭的女人最后的结局并不是让人乐观的。
最后子君和涓生的分手和子君的死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了：鲁迅是借爱情悼兄弟之情，当时他对二弟周作人付出那么多，然而周作人却和他反目。
因为周作人翻译了某外国作品《伤逝》后不久，鲁迅就写了这篇《伤逝》有人分析不是巧合
鲁迅在文学上的对手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
》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
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
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
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
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
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
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
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
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明天>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
”（同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
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
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
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
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
•••••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
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
••••••”（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
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
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
战士者何
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
••••••”（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
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
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
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
”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
）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
”（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
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
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
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
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
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
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
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
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
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
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
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
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
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
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
于是——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写作背景和表达的情感
这首诗一共13节，可分为三部分。
第1、2节为第一部分，写“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身不同，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我是地主的儿子”，却“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诗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鲜明的叙事性质。
而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河，是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10节为第二部分。
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追述大堰河勤劳善良、为生活奔忙而受尽苦难的一生。
第3节，“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已经故去，诗人描述了她的坟墓和家园的凄凉景象。
第4节，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个“在你……之后”的句式，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劳操持家务的情景。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能感到大堰河勤苦操劳、仁爱善良的行为在“我”心中投下了母爱的光辉。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
虽然是简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进行对比。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并与第4节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为了生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
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淳朴情感。
她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自己的乳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第9、10节，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她带着遗憾，“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第11～13节为第三部分。
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用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直接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敬爱之情。
二、问题探究 1?这首诗在意象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
在《雨巷》一诗中，“丁香”可以看做是诗人迷茫的内心追求，它是比喻意象。
而这首诗几乎通篇用的都是描述意象，它选择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大量细节构成一幅幅画面，由诗人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它们化成叙事性的诗句，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
例如诗的第4节，诗人连续用8个排比句，每一句都是一个大堰河日常生活的描述意象，集中塑造了大堰河这个勤劳、善良、朴实、贫苦的农村妇女形象。
2?这首诗形式上的自由表现在哪里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奔放与约束之间取得协调，在参差与变化里取得一致，在繁杂的细节中提炼出单纯的意象。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它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全诗13节，少则4行一节，多则16行一节；少则每行2字，多则每行22个字。
全诗不押韵，但有11节的首尾句相互重复，以确定基调与色彩，中间几行大多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以尽情抒发与描摹。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这首诗与《雨巷》《再别康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们同样成为新诗中的名篇佳作。
3?如何理解这首诗表现出来的阶级观念
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文学作品往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政治解读，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这首诗的主题解读，就变成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对自己所属阶级阵营的背叛和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并坚定地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
因为诗中也提到，诗人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是吃了劳动人民的奶而长大的，所以是与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有着割不断的情缘的农民的儿子。
作为地主儿子的诗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出身，把大堰河的儿子称为“我的兄弟们”。
在新的时代里，阶级分析方法渐渐过时，至少已经不是惟一的文学分析方法，而是众多方法之一种。
但是，是否可以因为它只是众多方法之一种就否定它呢
回答是不能。
首先，诗人创作这首诗的年代，也正是那种阶级意识非常鲜明的时代，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理想，抛弃自己富有的家庭，告别自己良好的出身，投身革命运动，站到被压迫者一边，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这是普遍的现象。
艾青也属此例。
他的诗中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也是非常真诚的，不是空喊口号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次，当今时代，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公，像大堰河这样勤劳善良却又命运悲苦的下层人比比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帮助这些弱势人群，所以，适当用阶级的眼光来看这首诗也是需要的，至少可以唤起一些人的良知。
有关资料 一、关于艾青的生平和创作（蒋海涛） 艾青是我的大哥。
常有同志来访，或写信问我有关艾青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在有关艾青的资料记述中，经常有与事实有些出入的情况。
因此，我在下面对几个有关的问题作些回忆，作为答复和订正。
第一个问题，艾青的出生年月和对他早年在家乡的一点回忆。
艾青出生于1910年，与曹禺、吴强、姚雪垠等都是同年。
有的文章把他的出生月份弄错了。
1979年我为了编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住在北京史家胡同我大哥家里，看到了在《长春》上发表的李又然同志写的文章。
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巴黎时与艾青交往的情况，也提到了艾青这一笔名的来历。
李又然说：艾青在“蒋”字上打了一个叉，露出草头成了“艾”字；“青”字呢
因为艾青是十二月生的。
“艾”字的来历与许多资料谈及的比较符合，但他把“青”字的来历搞错了。
李又然在30年代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才12岁光景。
由于他是艾青的朋友，我们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住在我家东厢客房里，还逗我下过围棋，我输了（我下围棋是从艾青那里学来的）。
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艾青在监狱中托人带给李又然，后来在《春光》杂志上发表的。
说艾青是十二月生，大概他没有记清楚。
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日凑巧得很，都是农历十七生的。
艾青是二月十七，我的二哥是七月十七，我是十二月十七，月份是等差级数，很好记。
有人问，有的材料上说艾青两字也是海澄（大哥原名蒋海澄）两字的家乡土音的谐音，对不对
我想，是有关系的，家乡人称海澄发音和艾青相近。
艾青热爱家乡，但他一生天南海北，国内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几乎遍历全国；国外到过几个大洲。
除童年和少年的一段时间外，在家乡的时间并不长。
法国留学回来和出狱后到过家里几次也都没住得很久。
然而有许多事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起了在家里的堂前，在写着“望益”那块匾额的下面，晚上他对弟妹们讲读外国名著《茵梦湖》里的故事。
我记起了他离开牢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我们一起在本村祠堂前池塘里洗澡、戏水，他在池塘里低吟：“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
他教我下围棋，那黑白棋子还是用马粪纸剪的，有时下得竟忘记了吃饭。
他还同我们到村子附近的西周高背一带游览、写生，或者到风光绮丽的山坡上、池塘边观赏，沐浴在大自然的波光色海里。
他从外面带回来许多书刊，有红壳面的《呐喊》，有封面上好像几个人挨在一起的《彷徨》，他住的东厢楼上的书橱里挤满了厚厚的现代杂志。
这些都启引过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去轻敲文学的门扉。
这一切，都像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像没有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
尤其是他为了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而离家远走的坚毅意志，一直在我的心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炮火打响了，他又义无反顾地违反父亲叫他留在家里的意愿，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临行时并告诉我的二哥：“今后不管怎样，你们兄弟俩要做正直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参加那个党（指国民党）。
”这一临别赠言，也使我联想到他的为人以及他为什么那样热爱鲁迅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文章和资料把艾青讲成义乌人（直到1980年12月福建教育学院出的一篇谈《黎明的通知》的资料还说艾青是义乌人）。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他读的浙江省第七中学（现在的金华一中），原来的校址就在金华的名胜古迹“八咏楼”的附近。
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金华住过，她写过《武陵春》一词，词中写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双溪，就是义乌江和武义江汇合成的婺江。
八咏楼楼高数丈，面临婺江，登楼可以远眺。
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来金华避难时，曾登临过八咏楼，写过很有气势的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题八咏楼》） 从金华出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畈田蒋，我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村子就在双尖山下，艾青在《双尖山》这首诗中这样写：“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早晨，你看着我起身，\\\/晚上，你看着我睡眠。
”的确，在我家的楼上，从北面楼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双尖山的山顶。
双尖山，在抗战时期是金华东义乌西一带游击战士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记得，我初次看到的《献给乡村的诗》《雪里钻》等诗，就是由当时金萧支队游击战士带来的。
从我们这个村子向东走两里多路，就有一条小溪，隔溪就是义乌地界，我们村里的方言同史学家吴晗家乡苦竹塘（属义乌地界，离畈田蒋约五华里）的方言很相似，我们的母亲又是义乌县王阡（离我们村子10华里，比我们村子大）人，所以有的人就误传我们是义乌人。
吴晗倒是真正的义乌人，他的外婆家却在我们村子里。
吴晗童年、少年时代在金华傅村育德小学和城里的金华中学（那时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假日常到畈田蒋外婆家来，常同艾青一起玩。
出生在义乌的名人较多，如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所以有的人把艾青也说成义乌人。
我们的村子离金华城70华里，离义乌城倒更近一些，也容易把我们当成义乌人。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狱中写的成名作。
诗中的人物形象可说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
它与《我的父亲》是姊妹篇，都是研究艾青早年生活及其家庭的重要诗篇。
大堰河是个童养媳，她的名字就是她出生的那个村庄的名字。
她的村庄叫大叶荷，大堰河是谐音。
大叶荷这个村子很小。
这个女孩子从小嫁到畈田蒋做童养媳，度过了劳碌悲苦的一生，死时只有一口很简陋的棺木，一手把纸钱的灰，用几把稻草盖一盖棺材，旁边也围点稻草，就算是一个坟墓。
大堰河的确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农妇，我的姑母早年丧夫失子，住在畈田蒋，时常赞叹大堰河，说她很勤快，可惜死得太早了。
旧社会的童养媳都是悲苦的，连一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我们村子里就有许多童养媳，都像大堰河一样，用出生的村庄的名字代替她们的名字。
有人问，大堰河在劳动时还含着笑，是不是实写
我说，看看鲁迅写祥林嫂到鲁四家开始做工的那一段，写到“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可懂得“笑”里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味。
大堰河的“含着笑”，一方面说明大堰河的要求多么卑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旧时代穷苦人要谋生，哪能哭丧着脸去惹东家或旁人的不愉快呢
有人问：艾青被捕后，父亲哭到天亮，是不是真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真的。
因为儿子走的不是与他同一条路，他的幻想破灭了。
他曾盼望艾青早日从法国巴黎回家，照他的意愿干事，但等而又等，儿子尚未回来，他竟吟咏起温庭筠的词句来了：“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及至儿子回国，不但没有衣锦荣归，而且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些叛乱的书籍，和那些狂热的画幅，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现在又被关进了监狱，由于对儿子的绝望，确曾一夜哭到天亮。
（选自《艾青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有删节） 二、创作回忆（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1933年1月写于狱中的一首抒情诗。
我在1932年4、5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
不久，我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与江丰、力扬等一些美术青年，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即春地画会）。
1932年7月12日，我们12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在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
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为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
一天早晨，我从看守所的窗口看到外面下雪，想起了我的保姆，一口气写下了这首诗。
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写完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动。
因为看守所的生活也不允许我反复修改。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姓蒋的地主家庭。
我是这个家庭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按理说这是要喜庆的。
但因为母亲难产，算命先生说我会“克死”爹娘。
父母迷信，因此不喜欢我，一生下来就遭到家庭的歧视。
很快，就被送到本村一位贫苦的农妇家里抚养。
这位妇女很小的时候从一个叫“大叶荷”的邻村卖到我们村，这个村离我们村大概五华里。
“大堰河”这名字，小时候只是听口音的，1973年我回家乡，乡亲们谈起这首诗时告诉我，“大堰河”其实是“大叶荷”的误写，我们家乡的土音“大叶荷”和“大堰河”完全一样。
所以，我在诗里写到：“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她卑微到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从哪里来就叫哪里的名。
我在“大堰河”家一直住了五年。
诗里写了：“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五岁那年，因为我要去念书了，被父母带回去了。
在“大堰河”家里的五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和伤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一种朦胧的初步印象。
回到父母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
所以，我长大一点后，总想早点离开家庭。
“大堰河”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她与前夫生了三个，前夫死后，从邻村上姜村招赘，又生了两个。
1953年和1973年我两次回家乡，都去看了他们。
《大堰河》这首诗，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
我觉得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
“大堰河”很爱我，我也爱她。
1953年和1973年，我都到她墓上去了。
这首诗写好后，我就放在身边。
后来要解到苏州去了，就把这首诗以及其他一束诗稿交给狱中的难友，托他出狱后带给我的朋友李又然。
李把这些诗送到了《春光》杂志，发表于1934年该刊第1卷第3期，为了避过敌人的注意，我就根据本名蒋海澄的谐音第一次用了“艾青”这个笔名，以后我的第一本诗集即取名《大堰河》（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6年出版）。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三、《大堰河——我的保姆》赏析（吴思敬） 艾青说，《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这种“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首诗极少用比喻意象，而纯以描述性意象为主。
这类意象是诗人的心灵对现实的直接映照，其触角可以伸到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心灵的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包容量和丰富的表现力。
《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首抒情诗，诗人以对大堰河的深沉的爱为动力，按照诗的艺术规律展开想像，其意象的运动与组合主要通过如下两条渠道进行。
其一是接近联想，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象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而把它们联想到一起。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信息提取方式主要是接近联想：“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坟墓”“瓦菲”“园地”“石椅”，这些事物都在大堰河生前或死后涉及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因空间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来了，这是空间接近联想。
紧接下去：“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搭好了灶火”“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等等大堰河辛勤操劳的场景，由于时间上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这就属于时间接近联想了。
其二是对比联想，即由于对某一事物的回忆，头脑中又浮现出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事物。
诗人描写了大堰河家的极端贫苦的生活之后，紧接着联想到自己家里的豪华生活：“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这里展示的还不仅仅是地主与贫苦农民悬殊的生活水平，而是诗人的波涛起伏的内心世界：“我是这般忸怩不安
因为我\\\/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在大堰河家中的那段生活，给艾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目睹了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也发现了他们的善良美好的品格；他对养育自己的大堰河充满深情，而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家却感到陌生而不安，艾青的叛逆思想在幼小时候已见端倪。
此外，大堰河的生前勤奋劳作与死后的惨淡萧条、大堰河对乳儿的“美梦”与现实粉碎了她的梦均构成了对比。
大堰河的勤劳、善良的品格与她的悲惨命运就在这对比中凸现出来，从而显示出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和对不合理的世界的诅咒。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流溢着爱，这既是大堰河对她的乳儿的纯洁的、无私的爱，又是她的乳儿——诗人对养育他的乳母的刻骨铭心的爱，然而诗人并未以他的一己之爱为满足，《大堰河——我的保姆》是献给大堰河的，同时也是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这表明了诗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是这首诗的普遍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