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曲折发展表现(1956～1966)
1．正确的探索（探索的开端、探索的前段）（1）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共在实践中探索本国建设社义道路的开端），主要阐述农、轻、重经济结构比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提出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③主要任务：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④会议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
2．严重的失误（探索的中段）（1）1958年，在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农地大办人民公社。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3．初步纠正失误（探索的后段）1960年-1966年，发生三年左灾荒， 中蘇关系破裂，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停滞甚至倒退。
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是核心），到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时间是1956---
取得了哪些理论成果
1956-1966年（一）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
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
同年8月，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
此外，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口号、标语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下列口号、标语出现在文化大
第一组图形（2014、1928、1997）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第二组图形（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3、3、
；其2014、1928、1997；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3、3、
；将其两两分组：2、3；2、3；3、
；后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等于前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加1；故
=4。
因此选择数据1840。
口号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下列属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成就的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兴建了一些重大工程，如成渝铁路、天兰铁路、淮河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这个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逐步过渡的政策。
对个体农业，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从组织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到1956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展开了经济建设。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支援成功地开展了以“ 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
五年中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921个,期末建成投产的595个。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逐步地建立起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1953年到1957年,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五年内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的收入增长了近30％（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各项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前进，既有明确的目标，步子又很稳妥，因而经济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较为协调，经济效果比较好。
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同年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
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随之而来。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搞起了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
生产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到处放高产“卫星”，这些虚假高产典型又被作为依据，反过来提出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
在工业上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要用几年时间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958年底到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个期间，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生产连续下降,财政连年赤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
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退回到1957年的水平。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扭转了急躁冒进情绪。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局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过来重新走上轨道的国民经济又陷于混乱，遭到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当时,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大批工厂停工停产，大批建设工程停顿，整个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和1968两年生产速度连续下降。
1969年以后，由于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的努力，生产建设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错误得不到清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没有得到恢复，生产建设的发展忽高忽低，损失浪费很大。
1972年周恩来（1898～1976）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抓生产,特别是抓产品产量，使经济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9.5％。
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稳定的形势又乱了起来，这一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0.3％。
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顿的口号,抓了铁路、钢铁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效果显著，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不久又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于混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人心大振，生产建设恢复得很快。
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认识不清,又对长期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
1978年提出了要加快速度、组织新的跃进的口号，制订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搞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来了。
1978年的 基本建设投资从上年的382亿元猛增到501亿元。
国内的和引进的项目一起上,基建摊子一下子铺开了。
这就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更加剧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并且提出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1979年 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的方针，坚决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其后，在1980年12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下，调整和改革工作顺利展开。
在调整工作中着重解决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失调问题。
在农业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在工业上，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日用消费品大量增加。
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压缩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在这期间，大部分企业得到了整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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