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逸待劳意思是什么，求解释
逸：安闲；劳：疲劳。
用安闲之己待疲劳之敌。
指自己养精蓄锐；等敌人疲劳后；待机痛击疲劳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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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资料
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
四川仪陇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
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
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
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
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和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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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
朱德（1886-1976） 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鞠躬尽瘁；胸怀天下，气度恢宏；谦虚谨慎，纯朴忠厚。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
红军时期，历任军长、总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朱德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
1．弃教从军 以武救国 朱德，1886年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
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
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
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
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
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
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
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
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
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
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
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
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
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
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
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
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
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
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
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
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
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
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
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
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
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
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
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
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
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
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
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
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
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
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
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
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
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
“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
会上，朱德支持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
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的战略和战役行动。
协助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
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
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
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
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
会后，率部北进。
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
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
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
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
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
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
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
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
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
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
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
”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
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
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
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
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
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
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
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
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
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
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
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
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提出的大生产运动。
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
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
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
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
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
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朱德协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
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
他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卓有建树，对丰富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朱德年表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 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府试均中榜。
次年清廷即宣布废除科举，他未能参加省试，乃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中学堂。
三十三年到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次年回仪陇高小任教。
宣统元年(1909年)赴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
宣统三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往由蔡锷统领的云南新编陆军当队(连)司务长。
同年参加辛亥革命，随后参加蔡锷组织的援川军，支援四川革命。
1912年回师后晋升少校，任讲武堂区队长兼教官。
1913年朱德调入部队，在云南南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指挥部队在深山密林中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土匪武装作战，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流动游击作战的经验。
1915年升至团长。
同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次年，在川南纳溪一带山地同敌人激战一个半月，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格斗而著称，常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1917年升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曾会见陈独秀并提出入党要求，陈予以拒绝。
1922年9月，他前往德国留学，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在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中国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护照。
1925年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回国，被派往川军从事争取杨森的工作。
9月，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的惨案。
他鼓励杨森对英采取强硬态度，截击英舰并通电全国。
11月，他和杨暗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策划沪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
1927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1927年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927年 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1928年 1月，同陈毅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将革命武装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
1928年4月，同陈毅率部队到井冈山，和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初，他和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移。
1929年 2月10日，他和率部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灭追军近千人，才摆脱国民党军的跟踪追击。
随后，他和率部转战于赣闽边界，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他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1930年 6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1930年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底至1931年 9月，他和指挥第一方面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道，，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4年 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 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的正确主张。
会后，他继续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 6月同第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 6月，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
1937年10月，率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1938年 4月，与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同年秋，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挥八路军各师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1940年2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协助指挥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
1941年 11月，负责领导新成立的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
1945年 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秋季，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
1947年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
1947年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
此战开创了解放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
1948年 5月，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
1948年9月后，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和解放华南、西南、西北等重大战役，解放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50年参与制订抗美援朝的决策、并亲自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
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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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又哪一些代表人物及其变法主要内容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广东南海人。
地主官僚家庭出身。
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
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
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
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
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
得弟子梁启超等人。
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
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
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
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
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
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
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
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
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
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
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
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
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
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
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
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
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
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其核心是第二款。
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
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
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
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
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
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
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
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
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
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
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
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
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
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
，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
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
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
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
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
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
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
光绪帝遂命许应
明白回奏。
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
遭到光绪帝申斥。
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
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
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
、侍郎
岫、徐会沣、溥
、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
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
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
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
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
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
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
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
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
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
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
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
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 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
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
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
、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
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
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
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
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由人治缓慢向。
清末以沈家本、杨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