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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具体实践看,最简单的就是买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后,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资产包的规模,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采取一次性买断或分期买断的方式,分期买断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
第二种模式是合作处置。
在政策性接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阶段,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并不能深入产业,现阶段可以联合同行业优质企业,对不良资产进行重组,最终实现利益共享。
第三种模式是反委托处置。
资产管理公司买断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后,将资产的收益权卖给信托计划或券商资管计划,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资产管理公司继续负责不良资产的处置。
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可将资金成本提前回收,解除资本占用,而风险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第四种是不良资产证券化。
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买断不良资产包后,通过测算现金流,采取折价的方式,以信托计划作为SPV,然后发行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向投资者出售。
至于不良资产后期的管理,仍然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国曾有过4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发行金额总计约134亿元,但是2008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此项业务也被叫停。
2015年,重启资产资产证券化的呼声渐高,预计不久之后该类业务将放行。
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范围仅限于本省。
除了传统的处置手段以外,已经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逐步创新处置模式。
(1)输血性重组。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对一些能够起死回生的项目进行输血,帮助企业走入正轨,实现溢价然后退出。
(2)以物抵债。
对于一些优质的抵押资产,尽量不走漫长的诉讼途径,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实现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双赢。
(3)公开征集重组方或者投资人。
在担任不良资产一级批发商角色的基础上,吸引更多专业的社会投资人参与不良资产的投资,共享行业的利润。
(4)联合地方政府成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或子公司。
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深化不良资产的处置,帮助地方政府剥离不良资产。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良资产快速增加的背景下,虽然资产管理公司面临无限商机,但是受限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框架和机制,也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
对于交易到手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分类管理,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对于债权类不良资产,基于“冰棍效应”,由于本金部分并不会发生变化,收益来源是利息或罚息,利润空间比较有限,因此应该迅速化解;而对于物权类不良资产,基于“根雕理论”,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选择长期持有及精雕细琢,以时间换空间获取更高的收益。
二、银行相关业务模式目前国内银行更多是通过债务清收、内部分账经营、坏账核销、发放贷款增量稀释、债务延期或重整、招标拍卖、债权转股权、实物资产再利用等多种传统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
受制于处置效率,在不良资产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创新处置方式。
在严格的考核压力下,不少银行在季末或年末等关键时间节点利用同业资金或者理财资金对接不良资产,实现不良资产出表,以降低不良率。
亦因此,不良出表的定价一般由银行当年的核销额度来确定。
具体而言,不良出表有以下几种操作模式:(1)资产管理公司代持模式。
银行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授信,或者认购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将资金注入资产管理公司,然后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接收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银行出表的目的,同时银行承诺未来回购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
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扮演的是通道的角色。
(2)银银互持模式。
资产管理公司买断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后,将资产的收益权卖给信托计划或券商资管计划,再由银行与银行之间通过同业授信或利用理财资金对接。
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或券商资管同为通道角色。
(3)银行与外部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子公司,直接收购母公司的不良资产,进一步开展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处置收益由合作各方分成。
需要指出的是,代持和互持两种模式实质上是银行利用时间换空间的操作,虽然均实现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阶段性的出表,但风险仍然保留在银行体系内。
一方面,阶段性的出表为银行赢得了一定的空间,不良资产不用很快处置完,而是可以分散在未来的几年内慢慢消化;但另一方面,银行在付出资金成本的同时仍然要负责不良的处置,而在此后几年处置收回的现金可能还不足以覆盖资金成本以及人员运营费用,最终不得不降价再做一次买断式的出售,导致延误了最佳的出售时间,可能会得不偿失。
三、信托公司相关业务模式1、以通道业务为主的资本中介信托公司长期以来跟银行合作较多,可以跟一些城商行,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城商行合作,因为这些银行所在地的不良率很高,不敢投资自己区域内的资产,但是非常愿意投资安全区域内信用较好的大银行的资产,信托公司可以扮演资本中介的角色,实现中小银行的资金和大型银行的不良资产之间的对接。
2、与资产服务机构合作,把不良资产产品化在资产端,银信合作业务为信托公司积累了银行的资源,可以保证不良资产的供应。
从信托公司的传统业务来看,虽然不良资产并不是信托擅长的领域,但是信托公司一直擅长房地产、基础设施、政府平台以及资本市场等各领域资产的产品化。
由于资产服务机构本身具备资产处置的能力,信托公司可以联合专门的资产服务机构成立基金,通过结构化的分层设计以及增信措施,对应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这一模式可以使信托公司不断向资产证券化靠拢,同时培育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
3、大投行模式:SPV+不良资产批发商通过开展通道业务,信托公司培育对不良资产价值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上信托公司可以获取大量的不良资产包,并将不良资产的处置及管理工作委托给专业的资产服务机构,实现共赢。
在这一模式中,信托公司是一种“大投行”的角色,既可做中间的SPV,又可做不良资产的批发商。
四、保险公司相关业务模式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保险资金体量较大,对不良资产亦存在配置的需求。
目前已经有保险公司参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实践。
具体而言,保险公司通过发行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以明股实债的方式参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并签订回购协议,由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具备国资委背景,所以风险较低。
但在这一模式下,业务机会比较有限,不足以支撑保险资金长期配置的需求。
另外,在保监会政策放开的条件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与具有不良资产处置能力的机构合作,成立有限合伙基金,并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深度参与不良资产市场的业务。
保险资金甚至可以作为单一LP介入具体的优质项目,然后以基金份额作为基础资产,发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进一步对接保险公司体系内受托管理的资金。
这一模式中,保险公司可实现以基金份额作为杠杆,撬动整个险资体系。
五、非持牌机构相关业务模式1、细分领域的不良项目投资在房地产和小微贷等细分领域,市场上已经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投资机构。
例如有些民间资本或外资设立的房地产并购基金,专注投资具有违约风险的地产项目,通过对地段的选取、项目的精算等专业能力,获取违约盘整及对标的项目的改造及运营提升所带来的收益。
还有民间投资机构专注于个人和小微企业以不动产做抵押的不良资产处置,由于标的较多,大大分散了个体的风险,而且个人和小微企业的抗辩能力较差,投资机构在司法上处于相对强势的一方,处置起来相对容易,因而平均处置周期能控制在两年左右,也能获得较高回报。
2、不良资产产品化运作模式目前已有资产服务机构通过设立不良债权投资基金,投资者主要是高净值客户。
由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周期一般在两年以上,因此资产服务机构需要加强流动性管理,甚至用自用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在产品设计方面,可以直接设计期限为两年的产品,也可以设置不同期限的产品对接不同需求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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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
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
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
这和长安、洛阳不同。
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
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
“”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
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
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
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
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
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
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
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
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
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
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
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
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
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就由此过岭。
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
前面所说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
这是江南河的终点。
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
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
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
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
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
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
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
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
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
原来还是有道路的。
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
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
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
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
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
”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
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
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
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
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
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
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
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
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
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
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
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
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
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
”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
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
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
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
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
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
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
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
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
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
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
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
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
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
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
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
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
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
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
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
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
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
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
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
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
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
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
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
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
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
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
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
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
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
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
州境有故桃关。
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
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
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
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
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
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
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
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
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
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
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
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
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
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
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
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
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
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
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
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
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
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
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
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
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
看见你的回答,我就想要问你了。
我是今年广东理科考生,才过2A 5分。
我可以报什么2A院校,广东的。
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二本未完成的招生计划信息,重新征集线上未被录取考生志愿。
今天8时至20时,线上未被录取考生可登录市考试院网站补报志愿。
二本第一次补录有181所高校参加,共计划补录1949人。
补录计划包括文史类招生计划890人、理工类招生计划1059人。
本科二批线上未被录取考生均可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
考生应及时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招生计划信息,按时填报志愿。
参加补录的高校中,仅有北京城市学院1所在京高校。
该校文史类补录418人,理工类补录354人。
其他补录学校则多位于天津、河北、山西、甘肃、新疆等地。
本次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选报5所志愿学校,每所志愿学校可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征集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校投档,由招生学校审查录取。
本次征集志愿的录取工作将于7月26日进行。
补录结束后,若还有学校招生计划未完成,考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继续公布相关工作安排,符合条件的考生应随时关注,避免失去被二本院校录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