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标语
民族标语： 1、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和谐发展新篇章。
3、传承爱国民族精神，开创科学跨越大业。
4、创先争优助推发展，团结奋进实现跨越。
5、促进民族团结，共建和谐水城。
6、发展缔造水城速度，团结展现水城高度。
7、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共建和谐小康社会。
8、各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
9、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0、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民族宗教冲突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
所 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
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
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
\ 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
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与的冲突，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在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
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如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和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
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
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
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
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
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
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
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
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
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
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
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
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
\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
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
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 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
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
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
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
，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
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
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
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
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
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
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
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
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
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
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
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
《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
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
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
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
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
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 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
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
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
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
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自损自害。
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
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
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
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
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学说口号的是哪位
蔡元培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止一次的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
1938年2月8日，离蔡元培先生逝世两年的时候，他为《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我们通过对蔡元培先生有关论著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至少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第二，“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
蔡元培先生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首先，蔡元培通过对宗教欺骗性的批判和对宗教本质的揭示，从理论上动摇了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他看来，“初民时没有科学，一切人类不易知道的事，全赖宗教去代为解释”，[1]而社会向前发展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却没有改变。
他认为，宗教是排斥现实世界和现世幸福的，企图让人们“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而把具体世界忘掉。
这样一切困苦便可以暂时去掉……”，[2]这样引导人们回避现实，其本质就是一种精神欺骗。
蔡元培先生曾经分析复杂的宗教，求得它最后的原素，不过是一种信仰心。
亦即人内心中存在的崇拜与敬畏。
同时他又指出，这种信仰心又绝不是至高无上、永远不变的，而是以哲学中的玄学为标准，受哲学的影响和制约；哲学进步了，人的信仰心也会进化和改良。
这些分析不仅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本质，而且也瓦解了宗教所谓永恒的神圣地位，这在当时颇具理论深度，从而成为“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的理论基础。
其次，通过批判“美育附丽于宗教论”，进一步阐明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在对待宗教与美育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坚持美育要继续与宗教合为一体；一派主张美育应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
蔡元培明确的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
在他看来，宗教具有慰藉感情的作用，但无论那种宗教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所以，“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
所谓激刺感情，就是宗教把人们的感情活动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和利害关系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有些佛教徒不仅承袭“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
宗教之为累，以至于此。
皆激刺感情为之也”。
[3]因此，与美育相比，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要使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感情为纯正之感情，同时要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那就只有舍宗教而取美育。
因此，“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也就成了必然的论断。
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问题，蔡元培先生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等文中，蔡元培先生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人的精神作用与宗教的关系之演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作了有力的论证。
蔡元培把人的精神作用分为三种：知识、意志、感情。
他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最早的宗教常包含有此三种作用，即知、情、意三者都是附丽与宗教的。
知识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把人类的起源、生命的存亡、社会的兴衰治乱等等问题都归于神，如旧印度教归之梵天，基督教推本于上帝。
感情附丽于宗教表现在：利用人们美的活动作为诱人信仰的方法和祈祷的形式，以培养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歌舞、壁画等寄托和表现感情的形式，一直都被宗教所利用。
意志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用宗教的劝说支配人们的意志活动，总之，同知识、意志一样，感情作用也必将随社会的发展而摆脱宗教的束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在《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中，蔡元培从教育发展的视角，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进一步作了论证。
“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元素。
说明自然现象，记啼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
犹太教的十戒，佛教的五戒……是德育。
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
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教堂，饰以雕刻、图画……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
[4] 与前文相类似，蔡元培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德、智、体三育均已渐离宗教。
他认为科技发展以后，不但自然历史 、社会状况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意识、幽灵一类的东西，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上的说法不攻自破，所以宗教与智育无关。
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发展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必须符合现代社会，而绝非千年以前的先贤可以为之预定；而宗教上所列的戒律往往出自千年以前，不仅挂漏太多，而且与现实不符之处甚多，所以德育方面也于宗教无关。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运动场、疗养院的设置也因人而有适当的布置，运动方式极为复杂，旅行的便利，也日进千里，已非宗教仪式所能比拟，所以体育方面，也与宗教无关。
于是，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也就只有美育元素了。
然而宗教中的美育因素作为宗教的一部分就必然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从而受到宗教中智育、德育各部分的影响。
如此，则所谓慰情作用必然会演变成“激刺感情”，美感也就不再是纯粹的美感。
所以，他坚定的认为，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宗教改革有什么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时期宗教改革者的思想成就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大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建构。
\ 一、信仰与理性\ 理性与信仰的争论在基督教内部由来以久。
奥古斯丁贬低理性的作用,而阿奎那则在一定的程度上调和了理性和信仰。
宗教改革的神学理论家们则采取了一种当时看来更近合理的妥协:他们不但承认存在着教会和国家的区别,而且还认可了指导教会和国家的理论的差异。
区分信仰和理性甚至被看作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神学家”的标志。
[1](P39)理性指导着世俗的王国,而对圣经的信仰主宰着属灵的王国。
这样一来,尽管宗教改革者看起来比中世纪的神学家在信仰的问题上更加严格了,而实际上他们却给世俗领域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而填补这一空间成并为其主宰的必然是理性。
政治学恰好是这一空间中一块引人注目的领域。
加尔文进一步将控制人们的外部环境划分为两个王国:“一为属灵的王国,一为俗世的王国”[2](P15)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划分,再使圣经成为政治家的教科书就会显得毫无道理,“汝行事应如基督徒”对政治家的训诫已经足够了,[3](P377)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正是在上帝的权威下将政治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然而,在圣经这些训导之外,政治学应该依据什么呢?路德的答案是“上帝使世俗政府服从于理性”。
[4](P194)在这一点上,路德甚至把象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异教徒奉为权威。
加尔文在谈到“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事情,所有的机械技艺和文科研究”时,他避而不谈信仰,而是专注于理性。
然而,这并不表明理性主宰一切。
在神学领域,对理性的排挤有增无减,比之中世纪神学家,有过而无不及。
路德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之于神学,正如黑暗之于光明”。
[5](P50)然而,我们能看到加尔文比奥古斯丁,甚至是阿奎那更高明的地方:理性和信仰被严格地区分开了。
在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俗领域的研究中,理性的地位得到了恢复,这对近代政治学方法的影响尤为深远。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尔文那里,理性起作用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加尔文甚至在《真教会和假教会的比较》中“以经文、理智和奥古斯丁的权威来证明此点”(即教会的所谓的“真”与“假”)。
[6]这表明,理智甚至成为对“真”、“假”教会的一个证明。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在神学范围内大肆地宣扬理性,然而他们能够将神学和政治学区分,把信仰的至上性限制在神学的范围内,并且在世俗的理论,尤其是政治的理论中确立理性的权威。
近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理性成为近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理性在指导政治学研究中权威的确立为近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提供了一张“通行证”。
\ 二、民族国家与民族教会\ 就宗教改革的理论家来说,改革宗教教义的念头本身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说是一种罪恶,他们更重视的是教会的改革。
建立“廉价民族教会”成为一个口号,甚至可以看成是其全部理论最终的一个合理的结论。
诸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对圣经的翻译、“埃尔福特小组”的活动等等,在建立民族教会的问题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当数埃尔福特大学的一个学生——路德。
路德最重要的理论即“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这意味着对“庞杂而腐败透顶的罗马教会”的抛弃,然而,这正是民族教会得以确立的一个前提。
在萨克森选候的瓦特堡内,路德所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宗教本身,甚至对语言、文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英国,此类工作随之而起,这一系列的工作无疑为民族精神的兴起注入了兴奋剂。
摆脱罗马教皇的束缚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同建立民族教会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
而如何对抗强大的罗马教皇呢?各国的宗教改革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
“民族教会”的建立在德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这种活动是建立在诸侯的支持之上的。
“民族教会”的建立必然需要一种力量同罗马教会对抗,掌握德国政治前途的诸侯充当了这一力量,这种情况必然使“民族教会”依附于“民族国家”之下。
加尔文最初否认教会组织的必要性,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自己本人竟跑到日内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加尔文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教会直接行使行政权利。
英国则是另一种景象:凭借王权,英王享利八世进行了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教会改革。
这引进事例说明:“民族教会”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西方社会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在近代欧洲的新教国家中,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模式。
然而,我们不可否认宗教改革所倡导的“民族教会”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
近代政治学理论形成的历史中,其一不可辩驳的历史现象即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
无论是马基雅弗利的“国家的理由”(Reasonofstate)还是不丹的主权理论,他们理论的形成都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的这一事实。
包括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都同样地基于民族国家兴起的这样一个事实。
或许刻意追求宗教改革者的民族国家理论会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然而,改革者的工作饱含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打破罗马教皇在西欧的太上皇地位,一是建立民族教会。
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借助了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且反过来成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
\ 三、人的近代特色与个人精神的兴起\ 中世纪的人有着双重的身份即:“基督徒”和“臣民”。
基督教是在道德方面有着严格要求的宗教,这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这一影响同中世纪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
到了近代,地理大发现和贸易的兴起剧烈地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人有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的名字: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以及今非昔比的农民。
虽然人们仍旧是“基督徒”和“臣民”双重身份的聚合体,然而,财富的猛增导致了正在成长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等等表明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人改变了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人的地位的改变及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对人的重新认识。
“平信徒皆祭司”、“人人皆僧侣”这样的观念在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的著作中屡见不鲜。
宗教改革对人价值观的改革而引起的“个人精神”的兴起成了这场宗教运动近代化的最明显特征,这似乎是在神学范围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曲折回应。
然而,路德与加尔文二人的看法并非是一致的。
路德更强调人的信仰,“你怎样来信仰上帝,你就怎样来得到上帝”、“信者就是上帝”。
象所有的神学家一样,人在宗教改革者那里首先是堕落的,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
而在得救的途径上,宗教改革者们表现了他们同罗马教会最大的分歧。
那就是“唯信称义”,有罪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信”得救,而不是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功行”。
因此,我们看到“信仰的人”的概念在路德那里成了“个人精神”的宣言书。
加尔文对这种大胆的言论不以为然,堕落与罪的观念在加尔文那里显得更突出。
他宣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
”甚至引用大卫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同中世纪对人的认识如出一辙。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加尔文不是因为神而忽略人,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是上帝工作的明镜”。
那么,又是什么使加尔文对人的认识如此之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得到答案。
残酷的商品经济将人卷入一种未知的、琢磨不定的力量之中。
在这股力量的旋涡中,个人的力量显得更加渺小。
加尔文的悲观由此而生,在他眼里的人就象狂涛巨浪中随波逐流的木筏。
因此,我们认为于其说加尔文忽略人,还不如说,他眼中的人更加敏锐地反映了人的近代特色。
宗教的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中世纪西欧的个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获救,而近代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在道德领域的变化给这一获救带来了危机。
近代社会的产生过程表明:对内心世界的关心同对外部世界的活动的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基督教神学的曲折发展改变了人的价值观,成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改革显然是一股极强的推动力。
随着人的地位的改变而来的“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一大功绩,而个人精神兴起的细致工作则大部分来自宗教改革。
这种“个人精神”建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也无法领会的近代观念。
\ 四、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神学支点\ 近代政治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
这在中世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的首创。
自由派意义的国家理念、以职业平等为背景的平等、民主的组织形式等等这些观念在宗教改革者那里就已萌生,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作为近代政治学核心内容的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基督徒的自由”是宗教改革者的自由理念,其内容是极其狭隘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宗教改革者们对自由理论更深一层的贡献,却是来自对国家的理解。
建立民族国家是实现民族教会的一个手段,世俗国家仅是帮助个人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虽然这一思想是通过个人依靠信仰得救这一局限性的事务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却对近代自由派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路德将诸侯看作宗教改革的后盾,而诸侯的力量被看作是实现民族教会的根据。
路德对诸侯,甚至对国家的理解仅仅如此:世俗国家在个人通过信仰得救的事业中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加尔文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也正是为了保障这一事业。
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行为的进行,这在宗教改革的理论家那里显得格外引入注目。
有一点近代政治发展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对国家的这种认识几乎是近代政治学国家理论的一个支柱。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体系中的国家只不过是对宗教改革的这种国家观的一种世俗翻版,尽管这一翻版是被打扮得如此华丽。
\ 基督教早期作为下等人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早期“先知”们的平等观,然而,基督教的发展表明:这种平等是灵魂上的,同教会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无关。
甚至这种灵魂上的平等亦是来自教会的,因为教会掌握了对圣经的解释,垄断了文化。
教会内等级制度建立的基础是教会在人实现自己的信仰中的作用。
而罗马教会统治的根基正是建立于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中:个人是无法领会上帝的意旨的,人的信仰必须在罗马教会的指导下得救。
正是因为这种指导撑使教会内部的不平等成为必然。
而宗教改革者却直指这一理论的核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唯信称义”,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公开向罗马教会的教阶制权威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它把人在灵魂上本应得到的平等重又交给人,而条件只有一个:“信”。
罗马教会那种森严的教阶制从一开始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众矢之的,而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教到底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怎样的一个水平上。
路德给了我们一个鲜明而又准确的回答:“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自己的职业为其余的人服务。
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犹如人身各部,互相服务一样。
”[7](P12)这一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在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所具有的这一内容恰恰是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中所不具备的。
宗教改革者(典型是路德)关于“职业”的理论被韦伯称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然而,韦伯并没有看到的是,在路德这一“职业”概念的背后蕴含了一种以社会经济变化为背景的平等。
在加尔文看来,人人是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
他指出:“即使是圣徒,也不能做出一件功事,这种功事,若按其功绩来评判,不应该受到谴告。
”[8]新教的平等理论经过宗教改革的大师们的辛勤培育,逐渐成为等级制在现实世界中的替代物。
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这一新的平等观成为刺向教会等级制的一把利剑,使近代意义的平等在世俗范围内得到了合理的“道德辩护”。
\ 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另一核心的观念即民主。
而政治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
反而是人们不断地从个人生活出发,将认识逐渐贯彻到政治领域当中,逐渐培养出来的政治民主理论正是这样,宗教改革者主张的教会“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加尔文主张按民主的原则改革教会组织。
在加尔文建立的共和国里,教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投票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组成由信众兄弟组成的大会并遵从其做出的决定……这一系列改革对产生近代民主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实践中,加尔文按着这一教会组织的原则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教会组织。
这种民主起初仅限于教会内部,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它逐渐地扩展到“人间王国”,其理论的贡献不仅限于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且“成了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9](P252)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中大多为共和国的形式,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加尔文式”民主的开创性意义。
我们并不想夸大宗教改革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然而,宗教改革对当时人们思想的震撼是根本性的,其对近代政治体系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
如何借助宗教的方法达到民族和解、民族团结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落实弟子规，做好中国人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马来西亚的宗教和民族是什么
马来西亚与其它东南亚国家一样，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
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其它宗教还有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原始宗教。
\ 伊斯兰教——从7世纪到17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扩张和传播延绵了1000年。
作为东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主体——马来人的重要国家，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所有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在全国人口中，穆斯林占将近55%。
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有很深的影响。
马来人取阿拉伯名字，按伊斯兰教的训言生活。
清真寺遍布马来西亚城乡，寺内每天都有信徒作祈祷。
星期五是马来西亚的主祷日。
\ 其它宗教：佛教——佛教在马来半岛上曾一度盛行，15世纪以后逐渐衰落。
19世纪，大批华人的到来使得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得以恢复和发展。
吉隆坡和华人集中的槟城是马来西亚佛教中心。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设在槟城，该会还办了马来西亚佛学院。
\ 印度教——印度教在进人马来半岛时，被称为婆罗门教。
15世纪，伊斯兰教在马来半岛盛行后，印度教徒大多改信伊斯兰教。
现在，信奉印度教的只有印度人，印度教徒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
\ 基督教——基督教是随着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入侵而传人马来西亚的。
由于这些国家的殖民者属于不同的教派，他们带来的基督教也有不同的分支，主要是天主教、新教。
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多为菲律宾移民、土著少数民族和一部分华人。
\ 原始宗教——马来人的原始宗教崇拜的是多种神仙和原始拜物教。
现在马来西亚信仰原始宗教的主要是一些土著少数民族。
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画比赛标语
民族团结宣传标语 1、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做斗争。
2、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繁荣民族经济。
3、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强堡垒。
5、积极开展民族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依法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
6、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7、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根基深植于各族群众，生命蕴藏于各族群众，力量来源于各族群众，成果造福于各族群众。
8、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9、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11、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12、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
13、通过支教下乡等途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14、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15、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守政治信仰，拥护我党的民族政策。
16、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7、重视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18、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民族互相离不开。
19、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20、团结一心，携手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21、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22、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普及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23、坚持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分裂活动。
24、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25、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6、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7、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28、崇尚文明，尊重科学，反对邪教。
29、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法律。
30、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31、维护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32、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33、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各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34、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权力。
35、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36、加强民族团结，发展上杭经济。
37、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为什么说宗教改革增强了欧洲的民族意识,促使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
因为宗教改革使得教廷权力削弱，神圣罗马帝国权威减小，多民族帝国开始分崩离析，而各民族君主的世俗权力增大，民族国家发展，同时圣经被翻译成各民族文字，使得欧洲的民族意识增强。
中东地区大多数居民信仰的宗教
伊斯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