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中国五六十年代左右的顺口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跃进时候的浮夸风的吃喝穿用不要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都有四盘菜，公子赛神仙；（说公社的）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在县上十成信心，出会场只剩八成，过了河剩下六成，上了原只剩四成，回去后剩下两成热情，一接触实际也全完了。
（说开会的）清晨的馍，两口嚼。
中午的面条捞不着。
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一巴掌打到街门上（讲饥饿的）就这些吧，呵呵，那个混乱的年代啊
附：从顺口溜里看时代的发展顺口溜（打油诗），作为时代的歌谣，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留下一个时代的烙印，可以看到中国可喜的发展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从此，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贸组织的加入，载人航天的成功，奥运会的举办，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发展，无不向世人展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五十年代全民炼钢， 六十年代全民备荒， 七十年代全民下乡， 八十年代全民经商， 九十年代全民“三讲”。
（引自：顺口溜吧— ） 诗中的“炼钢”指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炼钢铁。
当时，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翻脸了，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专家。
毛主席他老人家人穷志不短，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参加人员超过一亿（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至1958年底，共炼出合格钢800万吨。
这成绩是喜人的，但代价也是沉重的。
滥采煤炭和矿石，滥伐森林，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备荒”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连续遭受天灾人祸——一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浪费了粮食；二是1961——1963年罕见的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三是抗美援越，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中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人们的温饱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吃野菜、树皮，甚至观音粉成了普遍现象，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度荒。
“下乡”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的一再倡导下所出现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
当时，中国的工业还很落后，发展也很慢，城镇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去农村解决温饱问题（接受再教育倒是次要的）。
“经商”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商成了人们首选的职业，“下海”成了热门话题。
“三讲”指的是*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全国都要这样做……” 这首顺口溜是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高度概括。
三四十年代住草房，五六十年代盖瓦房， 七八十年代换砖墙，九十年代变楼房， 家家明亮又宽敞，人人心里喜洋洋。
（引自：顺口溜吧— ） 这首顺口溜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发展变化，说白了，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手头越来越有钱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邮政时代：此致敬礼
电话时代：你是哪位
呼机时代：电话速回
手机时代：你在哪里
网络时代：你究竟是谁
（引自：顺口溜吧— ） “邮政时代”，大家联系的方式主要是捎信，即使不“烽火连三月”，往往也是“家书抵万金”。
“电话时代”的“电话”指的是最原始的有线电话，需要接线员转接，信号差，声音失真。
“呼机”只能呼，不能直接通话，遇有急事只好要求被呼者“速回”电话。
这首顺口溜非常风趣地道出了中国通讯发展的历程。
种田不征粮，免费上学堂。
不离北京近，公路挨厨房。
处处耸红楼，家家酒飘香。
神州农家乐，亘古破天荒。
（引自：顺口溜吧— ） 200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
这首顺口溜记录了中央惠农政策的逐一落实以及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
种田不再交公粮，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不再交学杂费，都已逐一成为现实。
再偏远的山区，也都实现（或正在实现）村村通公路。
乡里人也像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吃香的，喝辣的。
更为可喜的是，乡里人也有了“医保”： 一个好汉三个帮，福利政策全家上。
兄弟姐妹身体壮，不测风云也难扛。
老人孩子是弱者，积极参与不用讲。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50年代）； 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60年代）； 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70年代）； 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80年代）。
（引自：顺口溜吧— ）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子弟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最可爱的人”；十年*时期，“红卫兵”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实力派，找个红卫兵，也就找到了一个靠山；1977年，“高考”恢复，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悄然来临，普通家庭的子女有了深造的机会，有了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当老板做生意，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了，这些“款爷”往往就成了姑娘们的首选。
也有反映我国负面“发展”的顺口溜，也就是针贬时弊的那种。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 六十年代水质不坏， 七十年代也还可爱，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不洗马桶盖。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越来越发展了，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污染往往最先体现在水质的变化上。
只要阁下留意，就不难发现，许多顺口溜都是中国发展变化的一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治安基本靠狗，休闲基本靠酒， 取暖基本靠抖，娱乐基本靠手， 耕地基本靠牛，照明基本靠油， 老婆基本靠买，发财基本靠偷。
掌握时间： 六十年代在天上，太阳照得明晃晃； 七十年代在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 八十年代在手上，黑夜也能把点看； 九十年代在腰上，传呼手机随时亮。
（引自：顺口溜吧— ） ……
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
全社杀一头，足够吃半年.是什么意思
形容猪养得大而肥，一种极度的夸张。
这是在大跃进时期的一首打油诗，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浮夸风”。
还有一首：一粒米，煮一锅，一个玉米拉一车；高粱秆架电线，座着瓜皮过黄河。
请问“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 大跃进时期的这首诗是描述的哪个公社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
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
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新民歌运动”以“大跃进”为背景，与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接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扬作《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
“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
”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
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到处成了诗海。
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
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
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
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
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
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
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
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
“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
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
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
” 新民歌作品赏析 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
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
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
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
仅举几首为例——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
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 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
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
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
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
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
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
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学毛。
”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不再提倡：短命的新民歌运动 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
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
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
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
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无诗意,怎样写诗呢
你不是冤枉人家吗
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
这违反辩证法。
”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
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
纵观整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
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
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红旗歌谣》是怎样的一部诗集
《红旗歌谣》 新民歌选集。
编者郭沫若、周扬。
红旗杂志社1959年9月初版。
选收新民歌300首。
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重版时，更换了20余篇。
全书所收的新民歌分为四类：其中反映农业和农村生活的172首，占二分之一以上；歌唱工业建设的51首；表现战士生活的29首；党的颂歌48首。
《红旗歌谣》是在1958年全国开展的采风运动中，在各地出版的歌谣选集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编者在序言中称编选标准是既注意思想内容的新颖，又注意艺术形式的优美。
所选作品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烈感情，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一些作品也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及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选集中的《我来了》、《大河和小河》、《妹妹挑担紧紧追》、《小篷船》、《是谁绣出花世界》、《我愿变只多情鸟》、《月下挖河泥》等作品，想象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是当代民歌中富有特色之作。
《红旗歌谣》是大跃进形势下的产物，产生在犯了“左”倾错误的年代，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甚至是相当突出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如突出个人，神化领袖，夸大主观意志的力量，为“共产风”、“浮夸风”唱赞歌等等。
周扬在1982年发表的《“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新民歌“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其中多数是来自群众中的民歌，但也有不少是知识分子的创作。
更重要的是这些歌谣反映了当时‘左’的领导思想，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