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广告词
某音响公司广告———“一呼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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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当铺广告———“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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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朋友圈服装广告语。
《临江仙·游圆明园》年代: 现代 作者: 顾随眼看重阳又过，难教风日晴和。
晚蝉声咽抱凉柯。
长天飞雁去，人世奈秋何。
落落眼中吾土，漫漫脚下荒坡。
登临还见旧山河。
秋高溪水瘦，人少夕阳多。
《三月初八日幸圆明园》年代: 清 作者: 乾隆秉时御气暮春初，灵沼灵台艳裔舒。
似毯绿茵承步辇，含胎红杏倚玫除。
下空回雁无忧弋，画水文鳞底用渔。
满眼韶光如有待，东风着意为吹嘘。
《圆明园思殇》乾隆溯前圆园月，咸丰凄零断残垣。
西洋楼下生荒草，海宴堂侧遗石龟。
怅然惜看几寒暑，掠消枯皇渺渺天。
半桥忆念青黛瓦，国人懑恨那拉氏。
《念奴娇·丙申四月二十七游圆明园凭吊遗址》年代: 现代 作者: 孙德振百年遗址，断墙边，锁住悠悠青史。
带水环山曾是这，殿帔瑞霞成绮。
蔚藻含晖，避喧听政，朝夕宣纶旨。
柳烟丛里，满园千景旖旎。
英法洗劫苍苍，萧条如许，花似当年否。
片片荒凉凝泪血，不见旧宫桃李。
捡得残诗，国人唤起，剑雪中华耻。
回眸归路，一声春响迤逦。
我想知道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永远是中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这是《宋：西风凋碧树》中的最后一个句子，既富有文学色彩又包含有历史的洞见：宋代文明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赵宋是中国古代最具独特性的朝代。
三二○年的大宋王朝，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
一样的文化昌盛，一样的武功不竞。
尽管陈寅恪先生早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语，软弱的军事，屈辱的外交，这样的王朝还是难以激起国人心中任何的景仰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于是更加追念汉唐精神。
倒是有些老外对这孱弱的两宋赞誉有加。
李约瑟说：“谈到11世纪（的北宋），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而在法国人谢和耐的眼里，南宋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诸如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然而这前后辉映的两个宋，彼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却先后两度亡于异族。
先是在女真人的追击下弃了东京，在“靖康耻”的屈辱中过了长江；后又在蒙元的入侵中，再弃临安入海，直到梦断崖山。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
大宋帝国灭亡了，“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世界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 南宋的灭亡，使处于近世早期的中华文明的进程遭受沉重打击，然而仍有一些宋文化的特殊因子顽强地生存下来，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肌体当中，成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严复就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此后贺昌群亦有言：“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与中国民族之生活方式、社会思想，无论优劣得失，大抵皆渊源于宋。
”宋代留给了后人最为丰富的历史遗产，而作为世界上最为广土众民、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却始则包羞忍辱，终不能保家卫国，它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最为深刻。
《西风凋碧树》——据作者所言，原拟名为《西风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是一部探求大宋帝国衰亡病因，思考教训的通俗历史文学作品。
与本系列丛书的其他三部从王朝晚期历史切入的写法不同，本书跨越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轨迹，从大宋开国之前的五代丧乱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全面展示一个盛世文明的生长与凋零的历史。
应该说这是颇具史家眼光的选择。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结构，历代王朝的盛衰变化走的都是大致相同的轨迹。
在前朝废墟之上的王朝重建，虽不乏艰难，却易于见功，故盛世多见于初期；而多数王朝的没落也几乎都有大致相同的衰亡图景，诸如主暗臣懦，外戚专权，宦官当道，士大夫无耻；政治腐败，民困财尽等等，最后导致一个辞旧迎新的解决方式的出现。
然而大宋帝国的衰亡却还自有其特殊的内在原因。
站在后知者的立场看，帝国开国伊始的创法立制在拨乱反正、开创一个全新局面的同时，即早已伏下了衰亡的因子，而其根源正在五代。
公元九六○年，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大将赵匡胤不动声色之间完成了周宋禅代，化家为国。
五代武人专政的“极乱之世”，后周恭帝孤儿寡母的教训都使得新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如何结束晚唐以来的割据，扭转武人政治的局面，兴致太平，使本朝延年益寿，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成为摆在赵宋君臣面前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赵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措施，调整了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武关系。
所有设置的核心原则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以防弊为核心的这一套创法立制被后人进一步阐释为“祖宗之法”，成为赵宋立国的基本国策。
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种种措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种种隐患，这种种隐患在此后的对外战争中日益暴露。
赵宋承五代丧乱之余，立国元气本已先天不足，又遭遇辽、夏、金、蒙元等前所未有之强邻，军队建设对于帝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军事起家，自始即注重国防，又养兵百万的国家，偏偏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同辽、夏作战的连续失利以及此后盟约的签订，加剧了宋朝的内向性格。
而防范武人这一条祖宗家法，在宋室南渡初期曾因迫于形势不得不做了一些改变，韩世忠、岳飞等大将得以各专一方，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南渡的小朝廷在经过了数年仓皇之后，终于在东南半壁背海立国，站稳了脚跟。
于是防范武人的家法重新祭起，岳飞难逃一死。
文武之间的倾轧直到南宋的灭亡，朝廷的重文轻武甚至成了许多将领降元的借口。
养兵百万，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
帝国政治、军事上的种种流弊，君臣上下并非不知，因此从仁宗开始，兴起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革新运动——作者形象地称之为“帝国的拯救运动”。
本书对改革运动的发展、变化以及运动的主体士大夫集团的分化做了很好的叙述与分析。
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在“朋党”的攻击声中无疾而终，更为可悲的是王安石的变法在宋神宗、王安石之后竟然从最初的政见之争一变而为意气之争。
“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
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到了徽宗和蔡京的时代，新法完全成为了党同伐异、消灭异己的工具。
而王安石和他的新法直到南渡之后仍在为北宋的亡国背负骂名。
有学者曾有妙喻：“宋王朝的覆灭乃是出于‘自杀’而非‘他杀’。
”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改革运动的先后流产，权臣的相继出现，都或多或少与宋帝国防弊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祖宗家法有关。
但这决不意味着宋文化本身从其出现之初即天然包含着走向衰亡的因素。
公正地说，中华帝国的宋代这届政府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做得都不坏，它杜绝了历史上很多变态政治的再现，催生了很多新生的经济文化事物。
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或者文化，才是导致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只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
谁又会预料得到会有一个更强大的蒙元政权的出现呢
在那个蒙古铁骑践踏欧亚的时代，南宋帝国早已经身不由己，它的陨落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此，我也很难认同作者的如下论断：“在中国上历史，从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在一开始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悲愤和失望。
”新鲜、活泼的宋文明遭遇了原始、强悍的草原帝国的崛起，我们只能相信，人类历史的步伐并不总是直线前行。
类似的论断在本书中同作者那些精彩的叙述和剖析一样不难发现。
文学性的描绘同历史性的判断须得有一种契合的方式方可相得益彰。
历史与文学的写作虽道不同，但他们却有可能在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中达到相对完美的结合。
然而这绝非易事。
因为两者的结合不但不应该削弱任何一方的写作水准，而且还需要历史与文学上的双重评判标准。
真正能像某著作的广告词所说的那样，把历史写得比小说还好看，是一种境界。
本书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努力。
诗化的标题和文学化的描述之下所展现出的两宋兴亡史，别具一番魅力。
作者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作品所应具有的史学关怀，而希望能具有史家的严肃和深刻。
在行文中我们到处可见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到的阐释和精彩的剖析。
例如，王安石同他的新法的历史地位几经浮沉，近来更是有毁多誉少之势。
作者在分析了新法的利弊后则明确指出，王安石的新法确实存在偏差，“偏差有时甚至会带来一时的灾难，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任何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
”而司马光上台后，“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对新法的废罢“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作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
”司马光昔日的盟友如苏轼、范纯仁等人的反对也证明了作者分析不误。
作者进而指出司马光如此做法的原因在于其报复心理，这真是诛心之论。
出于一己的报复心理而使新法从政见之争激为意气之争，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又如作者对徽宗、蔡京以及高宗、秦桧这两对君臣契合的典型事例的分析亦不落俗套。
蔡京、秦桧能够各自操持国柄数十年，主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蛊惑和擅权，而是在于善于奉迎。
“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
”蔡京迎合了徽宗的个人趣味，而秦桧则迎合了高宗求和的心理，“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
”作者说出了这两对君臣遇和的秘密。
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不允许出现独擅国柄的权相的，蔡京、秦桧的权力须臾离不开皇帝的支持，所以两位的擅权并不反映传统的君相之争。
徽宗即使在禅位之前，皇权也从来没有旁落过。
类似事例尚多，不能遍举。
作者的许多分析未必都立论坚实，但独特的视角使其能想别人所未想，给人以启发，使读者感受阅读的快感，而这也正是个人读史的魅力所在。
不过本书读来个人感觉仍有两点稍嫌不足的地方。
一是材料相对偏少；一是细部描写不够。
一些本属通俗文学作品可以一展所长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故事，多被虚化为假定读者已经知道的知识背景而存在；相对的则是议论、抒情偏多。
立足于较少的材料，而作过多的推演的，很容易流为自说自话。
就文学而言，会影响到故事的丰满，就历史而言，会影响其立论的深刻，使一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评论、剖析变为空洞的感慨。
在著作的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十数字的对话（故事情节）引发数十言的议论、感慨之处屡见不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我想效果会更好一些吧。
一个地名的来历
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总体，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物质环境所组成。
按其用途可分为休息环境、劳动环境、学习环境、工作环境、旅游环境等。
我们在简单下来就只剩下工作中的环境和工作以外的环境了，让人容易理解的是工作就是用自己所学在指定的环境下获取劳动的果实，然而工作以为的就是自己在朋友圈子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生活。
工作中的环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来面对，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成功是因为他的所长能容入到这个环境中，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好的发展平台。
失败的是他的所长没有在他该走的路上走，就好比光着脚在全是碎玻璃的路上跑和骑马在相同条件下跑动一样不用多想就知道其中的结果。
前者有他过多的个人原则放弃他利用马的优势去走这段路，后者却利用自己追马闻屁方式去寻找任何一条能走的路。
前者坚持到终点后者必将闻屁而来，后者随风而奔前者却枉死在半路。
工作之余的环境对于享受生活者来说是尤其的重要，他要去关心生活圈子中每个朋友的态度来营造自己美妙的生活。
这里最多能写到的就是生活中舆论对生活带来的伤害和生活中关爱对生活带来的快乐。
没有人关爱的生活的凄凉的、没有舆论的生活是寂寞的、没有选择的生活是失败的、没有成就的生活是荒唐的。
关爱的生活中有朋友的祝福、家人的支持、恋人的鼓励。
当你有件喜事的时候家人为你自豪、有朋友会为你喝醉、有恋人为你开心。
生活中充满关心和爱护，当失去关爱的那一刻你将发现生活是那么的狼藉那么的无助。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个人的心地息息相关，你付出过多少将收回多少甚至更多。
这就是有关爱的生活，倘若失去了这些生活的凄凉会步步逼近你的思维。
舆论的生活也将是必然的，他将反映生活事物背后的另一件事情。
它将帮助你成长，让你在人生路上不会那么的寂寞。
它有朋友牢骚般的话语对你成功的经历做出评价、也有家人无所谓般的话语对你儿时的过错做对比、更有恋人敷衍般的话语对你利润的分配指手画脚。
舆论本意将发生在朋友、家人、恋人之外的评价，但都是与之有密切关联。
朋友的朋友会为认识另一个人而跟踪试的查询底细、家人的朋友会为有一个这样的儿女而走街串巷的夸大现实、恋人的朋友会为有这样一个恋人而追问是否是真实的相爱。
（《舆论的爱与情》详细述说自己的观点）。
选择的生活中让你有更多的对比性，有句广告词这样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挺好的一句话，如果在生活中没有选择的话将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后的。
选择让人更理智的去做一件事情，选择让人更轻松的去面对以后要走的路。
没一个选择之后必将出现对与错，你是将这种对天长地久还是将这种错一错到底。
成就的生活让你有信心去面对任何一件即将来临的事情，小的成就不能让你富裕也不能让你享受。
但能让你永记成就之前的路是用什么方式走过来的，在以后的路上是否还能利用这样的成就在走类似的几回呢
男人向往成就的那一段路女人也向往成就来临的那一刻。
看到了明天的生活也看到了明天生活里的环境，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将要来临的考验。
让我们记住生活是用来追求和享受的，环境是用适应和克服的。
历史上如何评价宋徽宗
人物简介宋徽宗姓名：赵佶 出生：元丰五年（1082） 属相：狗 卒年：绍兴五年（1135） 享年：54 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 庙号：徽宗陵寝：佑陵 初婚：18岁 配偶：王皇后、郑皇后 子女：31子34女 继位人：赵桓 最得意：收复燕京 最失意：被金人俘虏最不幸：客死他乡最痛心：馆藏书画为金人所夺 最擅长：绘画、书法赵佶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为宋神宗第十一子。
初封端王。
元符三年（1100年），他的哥哥哲宗赵煦（神宗第六子）去世，因无子，皇太后向氏召立端王佶继位，赵佶时年十九岁。
赵佶继位在当时曾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认为其轻佻不可以治国，但向太后力荐之，并以神宗语驳斥反对派：“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六》）赵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号为“建中靖国”。
这是赵佶统治政权的开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赵佶即位后不久，即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免，时称六贼。
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定司马光、文彦博等臼余人为“元祜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
赵佶生活穷奢极侈，和六贼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
他派朱勋设立苏杭应奉局，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园林，名为“艮岳”，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很快挥霍一空。
“花石纲”又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宋徽宗赵佶 赵佶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
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
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
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
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
”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
被救醒后，他伸手要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
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
第二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
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
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3月底，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
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赵佶被囚禁了9年。
公元1135年4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
公元1142年8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青楼天子【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
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
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
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宰相章敦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不料向太后不同意。
章敦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bì）为帝。
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
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
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
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
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敦的意见。
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
”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
章敦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
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
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
章敦势单力薄，不再争辩。
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
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
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
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
他的挚友王诜（shēn），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
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
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
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
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
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
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
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蹴鞠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
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bì）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
王诜把篦子递给他。
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
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
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cùjū），就徽宗观高俅蹴鞠图在旁边观看等候。
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
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
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
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
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
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
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
”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
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
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
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
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
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
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
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
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
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
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
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
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
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
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
”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
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
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jiǎn）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
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
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
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
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
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
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
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
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
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
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
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
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
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
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
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fǔ）等人处理此事。
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长久的梦想与短暂的辉煌】蔡京、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混乱无比之时，又极力怂恿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
自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梦想。
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
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
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
童贯将他带回，改其姓名为李良嗣。
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
在李良嗣看来，辽朝肯定会灭亡，宋朝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出兵收复中原王朝以前丧失的疆土。
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
徽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虚荣心极强。
如果侥幸灭辽，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复了吗
这样，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
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
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
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
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
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蔡京画像 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
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
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
但这批人马一到燕京便遭到辽将耶律大石所部的袭击，大败而归。
宣和四年（1122）六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徽宗见有机可乘，再命童贯、蔡攸出兵。
此时，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
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
徽宗亲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
宣和五年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
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
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
所谓“代税钱”是指金人规定的由宋朝缴纳燕京地区的租税，实际上是一种赔款。
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
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
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dānsì）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
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燕云后，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
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御笔崇宁通宝 宣和七年（1125），金兵在俘虏了辽天祚帝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汴京。
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
后钦宗为稳住皇位，将徽宗接回京城。
靖康二年（1127），坐了25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被封为“昏德公”。
赵佶受尽屈辱折磨，最后死于五国城。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见杏花，悲从中来，赋《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
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曾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
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
徽宗和李煜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在政治上都是昏聩之君、亡国之君，连最后结局也大致一样，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开封，徽宗在囚禁中病死五国城。
徽宗与李后主两人的个性、经历，可谓相似至极，也令后人生出无限感慨。
艺术成就【独创“瘦金体”书法】【诗书画印四结合】【艺术主张】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
书画珍赏【传奇国宝《瑞鹤图》】《瑞鹤图》 绢本设色，纵51厘米，横138.2厘米。
《瑞鹤图》是公认的宋徽宗存世工笔写实类花鸟画真迹，为存世绝少的宋徽宗“御笔画”。
此图画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18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上空翱翔盘旋，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鹤动飞之势和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吉庆。
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述一段。
《瑞鹤图》曾收入《宣和睿览集》， 金军攻入汴梁时，这件作品被拆成单幅的卷轴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进清宫，溥仪私自夹带出宫后流失到东北，最终成为辽宁博物馆的藏品。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池塘秋晚图》卷 】《池塘秋晚图》卷 本幅以荷鹭为主体，将各种动、植物分段安排在画面上。
卷首画红蓼与水蜡烛，暗示水岸。
接着白鹭一只迎风立于水中。
荷叶欹倾，水草顺成一向，衬托白鹭充满张力的姿态。
荷叶有的绿意未退，有的则枯萎残破，墨荷与白鹭之间的黑白对比，增强水墨色调的变化关系。
后有鸳鸯，一飞一游，红蓼、水蜡烛及枯荷装点出萧瑟的秋意。
而白鹭的眼神、鸳鸯的动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势，让观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宋徽宗对绘画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长花鸟，据传画鸟用生漆来点睛，成豆形突出于画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为粉笺本，此粉笺新纸时，光洁亮丽，其上尚印有卷草纹图案，是当时极为珍贵的材质。
由于纸面经过上粉处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响到笔墨的趣味。
乍看之下，笔墨甚为质朴，有斑剥古趣。
其构图是将各种动、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画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习见的构图式，在描绘花草的形态技法较为古朴，有唐人装饰意味的遗意。
【《文会图》】《文会图》 绢本设色,纵184.4厘米,宽123.9 cm《文会图》这幅画充分表现徽宗院画精致明净的风格。
宋徽宗与宠臣蔡京也在画上留下题跋，以此作为帝王统治下人才云集的象征图像。
环桌而坐的文士，正进行着茶会。
宋徽宗称此图为文会图，但应与唐代以来“十八学士”的主题有关。
可能是当时摹写古代画作后，加入北宋元素的“改编“之作。
僮仆使用及准备中的茶具，在存世北宋茶器中有相应的例子，画家所绘确有根据。
图中从根部到顶部不断缠绕的两株树木，虽然复杂，但由于含蓄的表现，因此毫无杂乱夸张之感，而像是观察树木真实生长状况后描绘出的细腻作品。
徽宗时期画院作品常有种纤尘不染的明净感。
《文会图》中即使在各种树木垂下的细小叶片上，也可以发现这种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