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理位置的特点
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是连接东部沿海省与西部内陆省的桥梁地带。
全省土地面积 21.18万平方公里。
因大部份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
又以省内最大河流为湘江，而简称“湘”。
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形成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
境内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平原、盆地、丘陵、水面约占一半。
主要山脉有雪峰山、武陵山、幕阜山—罗霄山及南岭山脉。
省内最高峰为炎陵县的酃峰，海拔 2122米；最低点为临湘市的黄盖镇，海拔21米。
主要水面有洞庭湖及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由西南向北汇聚洞庭湖，经岳阳城陵矶注入长江。
湖南是我国人口众多的省份之一， 2001年末全省总人口6595.85万人，在全国31个省市中，仅低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排名第7位。
湖南又是人口密集的省份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311人，比全国平均人口密度高1倍多。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全国 56个民族，都有居民在境内生活。
少数民族分布在全省14个市州，但多数在湘西、湘南一带，呈小聚居、大分散态势。
湖南是我国旅游大省之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极为丰富，素以名山名水、名楼名寺、名城名人著称于世。
旅游胜地星罗棋布，遍及全省。
主要有：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岳阳、凤凰；省历史文化名城永州、衡阳、郴州等6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岳衡山、武陵源、岳阳—洞庭湖、韶山、岳麓山、崀山6处；省风景名胜区桃花源、苏仙岭、猛洞河、吉首德夯等22处。
国家森林公园莽山、云山、九疑山等22处；国家自然保护区东洞庭湖〔湿地〕、壶瓶山、八大公山等6处；省自然保护区洛塔、大围山、八面山等17处。
全国和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炎帝陵、舜帝陵、蔡侯祠、屈子祠、三绝碑、浯溪石刻、杜甫墓、铜官窑、张谷英村、故居、刘少奇故居、彭德怀故居等古陵，古碑，古建筑，古遗址及近现代重要史迹200多处。
河南三门峡渑池有什么特产
推荐1仰韶大杏 地理标志产品 仰韶大杏，又名仰韶黄杏，河南省渑池县的水果类特产。
因渑池县为仰韶文化发祥地而命名。
渑池县属秦岭余脉，为豫西丘陵山区，土层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
其果形似鸡蛋，俗称鸡蛋杏，果实成熟后，核肉分离，摇晃有响声，又称“响铃杏”。
因其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无筋、酸甜可口、营养价值高。
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仰韶大杏因产于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河南省渑池县而得名，已有2 图2 渑池县仰韶大杏采摘现场.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渑池县境内的果园、天池、英豪、仰韶、段村5个乡镇，主产…… [详细]推荐2仰韶贡米 地理标志产品 仰韶贡米渑池仁村乡坻坞贡米专业合作社 渑池县仁村和洪阳两乡镇的南坻坞、北坻坞、仁村、东张村、蟠桃、杨河、红花窝、雪白、大水沟、东段村、上西村、高堂、台口、上庄、石盆、德厚、北沟、柳庄、雷沟、上洪阳、刘村、赵窑、义昌、崤店、堡后、胡坑、吴庄共计25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4′00″～112°01′00″，北纬34°29′00″～34°40′00″…… [详细]推荐3仰韶酒 地理标志产品 仰韶酒是中州佳酿中的古香新秀，因厂址在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南侧而得名。
仰韶酿酒，历史久远。
从仰韶村和附近的二里头文化遗址0土的大量酒具看，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酿酒了。
以后，酿酒业又得到很大的发展。
据《渑池县志》记载，治县东里许，玉皇庙沟，有水极甘美，能助酒味，酿酒家多取之，故名醴泉。
仰韶酒继承和发展了古代醴泉春的传统工艺，以优质高梁为原料，加以精心勾兑，具有无色透明，入口芳香，窖香浓郁，甜绵爽净，回味悠长的特点，并略带苹果味，是馈赠亲友，佐餐饮宴的佳品。
仰韶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河南省渑池县城…… [详细]渑池热点特产:仰韶牛心柿 牛心柿产于渑池县石门沟，因其形似牛心而得名。
历史悠久，享有盛誉，是当地群众在长期的栽培实践中，筛选出来的一个优良品种。
主要特点是：个大、肉细、汁多、味甜、无核或少核，平均单果重25O克，最大果重375克。
制成的牛心柿饼，甜度大、纤维少、质地软、吃起来香甜可口，若将柿饼放在冷水中搅拌，能化成糖浆，别有风味。
这种柿饼曾在清代作为贡品进奉朝廷。
仰韶牛心柿 河南 渑池县段村乡农业服务中心 渑池县段村、坡头、南村、洪阳、仁村、四龙庙村、中朝村、柏隆村、宋村、林场村10个乡（镇）132 个行政村。
东经111°33′～112°0…… [详细]四龙庙牛心柿河南省渑池县段村乡四龙庙村的牛心柿种植历史悠久，在古代是送往朝廷的贡品，被称为“贡饼”。
牛心柿个大、肉细、汁多、味甜、无核或少核，其形状牛心，皮薄味甜，故称牛心柿。
平均单果重25O克，最大果重375克。
脱涩吃脆酥利口，烘吃汁多甘甜，晒制的牛心柿饼，甜度大、纤维少、质地软、吃起来香甜可口，使人有食后复思的欲感。
将柿饼放在冷水中搅拌，能化成柿浆，可和蜂蜜媲美，别有风味。
柿子都含有单宁物质，易与铁质结合，从而妨碍人体对食物中铁质的吸收，所以贫血患者应少吃。
糖尿病人忌食。
2011年四龙庙村的牛心柿被作为“仰韶三…… [详细]坻坞小米 坻坞，分南、北两个行政村，位于渑池县城东北的仁村乡西部。
南坻坞的小米是本县农产品中质量最优的一大特产。
该地所产的小米，最大的特点是：煮粥喝，能出现三层米纹，米油丰富，营养价值很高；做成米饭，盛到碗内和别处的米大不相同，别处的米做成的饭，凉后米饭和碗分离，而该地所产的米，做成的米饭，凉后饭和碗粘合在一起，食用起来别具风味。
据传，在古代曾给皇上进过贡，因而称为“贡米”。
河南省渑池县仁村乡、段村乡、南村乡、洪阳镇、城关镇、张村镇、英豪镇、天池镇、仰韶乡、陈村乡、果园乡、坡头乡12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详细]仰韶黄杏仰韶黄杏因产于绳池县仰韶文化发源地而得名，又因其果形似鸡蛋，俗称鸡蛋杏。
果实成熟后，核肉分离，摇晃有响声，又称响铃杏。
其特点是：个大、味鲜、营养丰富，果皮和果肉橙黄色，阳面有红晕，单果平：均重70克，最大果重126克。
肉细汁多，无纤维，酸甜：可口，芳香浓郁，适宜鲜食，加工后制成的糖水杏、杏浆等也都是上品。
仰韶黄杏历史上曾作为贡品。
1986年6月，在河南省大杏鉴评会上，获得冠军。
…… [详细]牛心柿饼 牛心柿产于渑池县石门沟，因其形似牛心而得名，特点是个大、肉细、汁多、味甜。
牛心柿饼曾是清廷的贡品，甜度大、纤维少、质地软、吃起来香甜可口。
仰韶柿饼，又称牛心柿饼，河南省渑池县特产。
仰韶柿饼是由牛心柿制成的。
牛心柿饼曾是清廷的贡品，甜度大、纤维少、质地软、吃起来香甜可口。
入选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仰韶柿饼是由牛心柿制成的。
牛心柿产于渑池县石门沟，.为柿树科柿属木本植物，因其形状似牛心而得名，牛心柿，个大皮薄，肉细味甜，汁液丰富，少核或无核，纤维少，平均单果重250克，最大可达375克。
柿子成熟后，晒制的大牛心柿饼，…… [详细]渑池烟叶烟叶，是渑池县经济作物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所产和烟叶有两种，晒烟和烤烟。
晒烟，传入的时间是明末清初，当时种植面积不大，但较普遍。
尤其是段村乡东庄沟的晒烟，以香气足、劲头大、口头顺、生津利痰而闻名，一人吸食，满屋飘香，和其它烟叶相比迥然不同，因而在清代多次进贡皇上，素有“贡烟”之称。
烤烟，1900年传入我国，渑池县在1973年先在笃忠乡藕池村试种，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逐年在发展壮大，到1984年，进入大发展、大普及的一年，全县种植面积达5.89万亩，总产1527万斤，平均单产259斤。
1985年，种…… [详细]仰韶油茶三门峡仰韶系列油茶以其方便卫生、营养丰富、价格实惠，成为商超的-货，早餐喝油茶已成为消费时尚。
据了解，北方居民喝油茶已有千余年历史，曾一度成为皇宫贡品。
仰韶牌系列油茶，精工选料，科学配方，现已开发出南瓜荞麦、降火绿豆、中老年无糖无钙、学生装、山珍海鲜等十多个品种，并适时开发了核桃粉、豆奶粉、麻辣牛肉系列，大大丰富了油茶家族的种类。
产品自上市以来，已畅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
…… [详细]
什么是说明文
说明文有什么特点
说明方法有那些
说明文是一种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1] 。
它通过对实体事物科学的解说，对客观事物做出说明或对抽象事理的阐释，使人们对事物的形态、构造、性质、种类、成因、功能、关系或对事理的概念、特点、来源、演变、异同等能有科学的认识，从而获得有关的知识。
说明文的中心鲜明突出，文章具有科学性，条理性，语言确切生动。
它通过揭示概念来说明事物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性。
说明文一般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类别、关系、功能，解释事物的原理、含义、特点、演变等。
说明文实用性很强，它包括广告、说明书、提要、提示、规则、章程、解说词等。
说明文有的是以时间为序，有的是以空间为序；有的由现象写到本质，有的由主写到次；有的按工艺流程顺序来说明，有的按事物的性质、功用、原理等顺序来说明。
特点 以说明为主是说明文与其他文体从表达方式上区别的标志。
在各种文章样式中，说明文体是一种客观的说明事物,阐明事理的一种文体。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说明文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和实用价值。
现实生活充分表明，说明文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文章形式，而是运用范围极为广泛的常用文体，它与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相当密切，而且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说明文写作正在大量涌现，并更多地融入到我们生活。
(内容具有高度科学性；结构具有清晰的条理性；语言具有严密准确性)。
说明文的特点是“说”，而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
这种知识，或者来自有关科学研究资料，或者是亲身实践、调查、考察的所得，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为了要把事物说明白，就必须把握事物的特征，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即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还要说明“为什么”。
应用性说明文一般只要求说明事物的特征，阐述性说明文则必须揭示出问题的本源和实质。
说明文是客观地说明事物的一种文体，目的在于给人以知识：或说明事物的状态、性质、功能，或阐明事理。
属于后者，它以和为例说明中国石拱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的特征。
属于前者，文章科学地说明了知识。
说明事物特点和阐明事理是说明文的两种类型。
为了把事物特征说清楚，或者把事理阐述明白，必须有相适应的。
常见的有举例子、分类别、作比较、列数字、、作诠释、、摹状貌、引用、画图表（作图表）等。
写说明文要根据说明对象和写作目的，选用最佳方法。
采用什么，一方面服从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作者有选择的自由。
是采用某一种说明方法，还是采用多种说明方法，是采用这种说明方法，还是那种说明方法，可以灵活，不是一成不变的。
说明文虽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类文种，但若没有其他表达方式（如叙述、议论、描写等）的恰当配合，则无法圆满地完成向读者介绍事物、解释事理的任务；而从学习写作说明文的角度讲，如果能确切了解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在说明文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准确使用叙述、议论等方式来辅助说明，说明文就能写得有声有色，文采斐然。
说明方法 为了说明清楚事物的特征，须采用恰当的说明方法。
常见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分类别、、作诠释、配图表等。
阅读说明文，了解它采用的说明方法，一要看用怎样的说明方法，说明什么对象，有什么作用，二要看所用说明方法是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这样分析才透彻、扎实。
体会说明文的 准确、简洁、平实是说明文语言的主要特点。
当然，说明文的语言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各有特色的，有的以平实见长，有的以生动活泼见长。
以此为据，可概括为平实说明和生动说明两种方式。
一般来说，以说明事物为主的说明文，重在抓住事物的特点，用简明的语言平实地加以说明。
而科学小品，讲究趣味性、文艺性，须要作必要的生动、形象的说明。
红岩特务中猩猩的性格特点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为什么说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文化
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概念。
或者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吃的是文化。
这使饮食问题带有了社会性(甚至艺术性)，而不再仅仅是一项形而下的生理活动。
日本人饱食终日，自然把饮茶的过程，也提炼为向哲学靠拢的茶道，有点在清风、明月、插花与器皿中求真理的意思。
中国人则更了不起，把一日三餐都当作兢兢业业的功课了，煞费苦心，追求着那令人拍案称绝的艺术效果。
好吃极了!是较流行的一句赞美用语。
所以，美食家的虔诚丝毫不亚于画家或雕塑家，对美的体会甚至更全面：色、香、味,连深藏不露的舌头都调动起来了，成为鉴赏的工具。
当一席大菜合盘托出，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餐桌中央，简直就像揭开了蒙在某一尊艺术品上面的幕布，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由衷的喝采,当然，这是躲在后台掌勺的厨师所期待的。
宾客们举杯相庆，仿佛在进行小小的剪彩仪式。
然后就各司其职，频频挥动蜻蜓点水的筷子。
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评《红楼梦》，也不过如此吧：在字里行间作点小楷的眉批。
不管是冷盘还是炒菜，最终都必须经得起筷子的酷评。
在中国，每一桌宴席的推出，都笼罩着新船下水般的热烈气氛。
而每一位食客，都是动作熟练的老水手,或者说，都是潜在的评委。
难怪开餐馆的老板，都很会看客人的脸色。
看客人的脸色就能了解到厨师的水平。
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喜字。
这也是中国人最热爱的一个汉字。
而吃饭是最能烘托出这种喜气的。
喜气洋洋，东道主自然满意。
传统的喜宴，被清代的满汉全席发挥到极致。
从其名称即能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意味，强强联合的意味。
正宗的满汉全席要连吃三天三夜，茶肴不重复。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一场饮食文化的马拉松!吃饭，在中国是最日常的仪式，是最密集的节日。
信奉基督的西洋人就餐前习惯在胸前画十字，念叨一句上帝保佑，感谢上帝赐予的面包与盐，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把酒临风时反而充满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饱餐一顿(若能持螯赋诗就更好了)，是离他们最近的一种自由。
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宗教感匮乏，艺术气息却很浓郁。
在我想像中，美食家都是一些拥有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家。
西餐折射出私有制的影子，各自为政，管理好自己的盘子,使用刀叉是为了便于分割利益。
中餐则体现了最朴素的共产主义。
中国人围桌而聚，继承了原始氏族公社的遗传基因，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人人皆可分一杯羹。
大锅饭的传统很难打破。
好在中国的饭桌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地方，有福同享、有难共担的绿林好汉作风颇受欢迎。
中国人通过聚餐就能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幻觉，这种虚拟的亲情毕竟大大增进了其食欲。
所以中国人吃饭，也是在吃环境，吃气氛，甚至吃人际关系。
边说边吃，边吃边听。
这是一种超越了吃的吃。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吃是最有情调的，最有人情味的。
中国人有四大菜系八大风味。
川菜、粤菜、湘菜、齐鲁菜、淮扬菜、东北菜乃至上海本邦菜仿佛实行军阀割据似的。
但在我眼中，这更像在划分艺术流派。
出自圣人之乡的齐鲁菜，称得上古典主义。
缠绵悱恻的淮扬菜，属于浪漫主义。
假如说辛辣的湘菜是批判现实主义，麻辣的川菜则算魔幻现实主义了,一粒花椒，有时比炮弹还厉害，充分地调动起我们舌头的想像力。
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换算：上海菜属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派，东北菜则相当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派 我喜欢琢磨一系列特色菜名：宫爆肉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古老肉、梅菜扣肉、素什锦、糖醋里脊、豆瓣鱼、白斩鸡、地三鲜、拔丝菠萝就像在玩味隽永生动的词牌：菩萨蛮、忆秦娥、浣溪沙、虞美人、临江仙、蝶恋花、满江红、雨霖铃、一剪梅、鹊桥仙、沁园春、青玉案呀什么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或雅致、或俗俚、或温柔、或高亢的菜名，经历了亿万人传诵、千百年陶冶，本身就如同一阕阕吸风饮露的如梦令。
比梦还要豪奢、还要飘逸的中国菜哟! 我曾经有一个理想，开一家词牌餐馆，用词牌来命名各种新旧菜肴，譬如将水煮鳝鱼改称为水龙吟，将酸菜鱼改称为渔家傲，将辣子鸡改称为贺新郎，将小葱拌豆腐改称为念奴娇，将烤乳鸽改称为鹧鸪天，将冬瓜连锅汤改称为西江月，甚至将油炸花生米改称为卜算子，将沙锅鱼头改称为水调歌头后来想一想，觉得太复杂，还是算了。
况且像蚂蚁上树、狮子头、地三鲜，灯影牛肉呀什么的，是没法改的，它们本身就很有诗意了。
许多菜名都有一种浑厚古朴之感，一改就没味了。
譬如某皇帝将民间的青菜豆腐肉丸汤赐名为珍珠翡翠白玉汤，精美有余，但毕竟显得雕饰与做作。
我最好还是别向那傻皇帝学习。
某些菜名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是有典故的。
我们在吃菜的同时，无形中也在吃典故,用筷子就能把它晃晃悠悠地挟起来。
譬如在叫化鸡弥漫的香气中，分明还晃动着那位无名的乞丐的身影,他哪是在乞讨呀，分明是给后人施舍了一道美味。
还有东坡肉(以及东坡肘子)，很明显沾了宋朝那位大诗人的光。
而我们也在吃他老人家的遗产，吃他的名气。
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首《猪肉颂》(足以证明东坡肉不是讹传)：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饮得自家君莫管。
苏东坡无形中担任了红烧肉的形象大使，作了近千年的广告。
我一向以为：苏学士有两大造福于平民百姓的功绩不可磨灭，其一是在杭州西湖修筑的苏堤，其二则是为中国饮食文化贡献了东坡肉,这确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古老肉。
英雄所见略同，当代也出过一个爱吃红烧肉的伟人：。
他相信肥腻的红烧肉补脑，使人聪明。
毛主席的诗歌，在豪放程度上一点不比苏东坡逊色,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有勇气把土豆烧牛肉写进词里。
在全国各地以毛家菜或韶山菜为金字招牌的湘菜馆，都会把毛氏红烧肉推举为主打项目。
你能说吃中国菜，不是在吃文化吗?文化是比油盐酱醋，姜茸葱花更重要的调味品。
洒那么一点点文化味精，你就能吃出别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