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儿童节的语录
关于“儿童节由来”。
每当“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度着自己的节日。
那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歌声，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但是你是否知道这“六一”节的来历
是否知道当年确定儿童节的时候，是因为世界上有无数的少年儿童在战争中被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那是在期间，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
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
为了悼念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贩子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日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即国际儿童节。
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作出决定，规定6月1日为新中国的儿童节，同时宣布废除旧政府1931起实行的4月4日为儿童节的规定。
目前，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儿童的未来，保护儿童的权益。
1990年通过的，我国是参与制定国和签约国之一。
在批准的同一年，我国颁布了，这对维护少年儿童的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切实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中国立法、司法、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分别设有负责妇女儿童保障的立法和监督机构。
国务院下设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儿童权益的保障工作，为儿童办实事。
传统：其实能有什么传统呢……日本的儿童节很特殊，分男女儿童节，男儿童节5月5日、女儿童节3月3日。
我国在1931年也曾经规定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
自从1949年确立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废除原来的儿童节，而统一为六一国际儿童节。
我国中央政府1949年12月宣布：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代替原来的四四儿童节，并规定少年儿童放假一天。
关于经济生活的作文
生活的变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
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
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
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我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那么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得从父母的回忆中去寻找答案。
听说爸爸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爷爷当时视若珍宝的半导体收音机。
家里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到两公里远的大河边挑水。
电灯每天只能用两三个小时，光线弱得跟萤火虫差不多。
一到夏天，各家各户都会到大街口乘凉，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电风扇。
说到穿就难以想象了，爸爸说当时买衣服，买布料都要凭一种叫“布票”的东西，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而且只有蓝和绿两种颜色。
去县城一天只有一趟车，拥挤得像插笋子。
吃的东西更简单，每天基本上都是蔬菜一个月能吃上三、五次肉就已经很不错了，粮食不够的时候就加点红薯丝之类的杂粮。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爸爸妈妈的生活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就说说我家吧。
我家住的是三层楼的楼房，我从小就有了子己的小书房，书房里有宽敞的书桌，明亮的台灯，还有我心爱的电子琴和各种学习用品。
家里的彩电、冰箱、空调、音响、微波炉、电风扇、全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
在我要查学习资料的时候，我只要打开电脑，天下尽在眼底。
同学生日，或有事联系，我只用点几下鼠标，一封电子贺卡或电子邮件就搞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超市，妈妈会给我买回一大堆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
前几天，爸爸妈妈还带我去吃了自助餐和肯德基，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还听爸爸说，我们家以后还要买家用小汽车，到那时候，我们出门游玩就会更方便了。
我们家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时代在飞速发展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观看了录影形势大课堂，看到了中国的新变化，生活的新面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变得让人大吃一惊。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如今已成了科技发达的国家。
我们首先说说火车的事吧。
如今，中国的火车已经进行了六次大提速，今天的中国铁路位居世界第三位。
其中青藏铁路是世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铁路。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特别缺氧的地方，修路工人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把青藏铁路修好了，青藏铁路的诞生可是一大奇迹。
火车开到了外国人断言开不到的地方。
中国人是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的人。
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中国人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现在中国物资丰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还给农村的孩子免除了学杂费，现在的农村家长用不为孩子的学杂费担心了，也用不着担心孩子上不了学了。
现在的孩子就是幸福，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并且用不着再住冬天漏风，雨天漏雨的棚户区了，如今已有21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消失了。
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
看吧，路修好了，从此人们都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现在都实行村村通，偏僻的小山村也不例外，人们家家都买了大彩电，让那些山村的孩子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让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村的老人也感受感受外面的气息吧。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中国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在此，我向全中国的学生发出宣告：奋斗吧，努力吧，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再一次的创造奇迹，让那些瞧不起中国的人，从此对我们中国刮目相看，努力奋斗吧
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越多越好!!!查不着要挨批的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参考资料：
各少数民族的名称，特色，节日，饮食，服饰，住房
蒙古族 [民族简介] 蒙古族，现有人口约4800，00人。
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
千百年来，蒙古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
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子”。
蒙古族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特别是明代以来，在历史、文学、语言、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对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民间文艺方面，“好力宝”是蒙古族中流传很广的一种演唱形式，马头琴是最富特色的民族乐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
“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始见唐代。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了。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学。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为内蒙古、卫拉特、马尔虎－－布里亚特三种方言。
[饮食习惯] 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
马奶酒、手扒肉、烤羊肉是他们日常生活最喜欢的饮料食品和待客佳肴。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
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
随着科学的发达，生活的繁荣，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
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
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
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干大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
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名。
斟酒敬客，吃手扒肉，是草原牧人表达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
当你踏上草原，走进蒙古包后，热情好客的蒙古人便会将美酒斟在银碗或金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上，唱起动人的敬酒歌，款待远方的贵客，以表达自己的诚挚之情。
[建筑特色] “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
“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
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10几个人。
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2.5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3 . 2 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
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
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
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
搬迁简便。
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
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
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服饰特色] 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4个主要部分，妇女头上的装饰多月玛瑙、珍珠、金银制成。
蒙古族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似与族相似。
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钮扣，格外醒目。
[民族禁忌]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3、回族 [民族简介] 回族，有人口约8,000,000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新疆、青海、河北以及河南、云南、山东也有不少聚居区。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其先民主要是1 3 世纪蒙古人3 次西征后大批东迁的“回回”人，以及远在唐宋时期侨居中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通婚等多种因素，并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族等生活习俗，逐渐形成了回回民族。
汉语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在日常交往及宗教活动中，回族保留了一些阿位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在边疆民族地区，回族人民还经常使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
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
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大都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因此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回族主要从事农业，有的兼营牧业、手工业。
回族还擅经商，尤以经营饮食业突出。
[宗教习俗] 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
回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建有清真寺，由阿訇主持宗教活动，经典主要是“古兰经”，信徒称“穆斯林”。
生活习俗固守回族传统，遵循教规，讲究卫生，不吃猪肉。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举行礼拜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的还负有传播宗教知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使命。
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心目中有着重要位置。
按伊斯兰教历，每年1 2 月1 0 日为古尔邦节。
每年的这一天，形成了宰牲献祭的习俗沿袭至今。
另外，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教历9 月定为斋月。
在斋月里要封斋，要求每个穆斯林在黎明前至落日后的时间里，戒饮、戒食、戒房事……其目的是让人们在斋月里认真地反省自己的罪过，使经济条件充裕的富人，亲自体验一下饥饿的痛苦心态。
到教历1 0 月1 日即斋戒期满,举行庆祝斋功完成的盛会，这一天就是开斋节。
开斋节这天，人们早早起床、沐浴、燃香，衣冠整齐地到清真寺作礼拜，聆听教长讲经布道。
然后去墓地“走坟”，缅怀“亡人”，以示不忘祖先。
[饮食习惯] 回族分布较广，食俗也不完全一致。
如：宁夏回族偏爱面食，喜食面条、面片，还喜食调合饭。
甘肃、青海的回族则以小麦、玉米、青稞、马铃薯为日常主食。
油香、馓子是各地回族喜爱的特殊食品，是节日馈赠亲友不可少的。
民间特色食品有酿皮、拉面、大卤面、肉炒面、豆腐脑、牛头杂碎、臊子面等。
多数人家常年备有发酵面，供随时使用。
城市的回族一年四季早餐习惯饮用奶茶。
肉食以牛、羊肉为主，有的也食用骆驼肉，食用各种有鳞鱼类，如北方产的青鱼、鲢鱼、鳇鱼等。
鸽子在甘肃地区的回族中被认为是圣鸟，可以饲养，但不轻易食用。
如有危重病人，征得伊玛目（宗教职业者）同意，可作补品食用。
回族长于以煎、炒、烩、炸、爆、烤等各种烹调技法，风味迥异的清真菜肴中，既有用发菜、枸杞、牛羊蹄筋、鸡鸭海鲜等为主要原料，作工精细考究，色香味俱佳的名贵品种，也有独具特色的家常菜和小吃。
西北地区的回族民间还喜食腌菜。
回族饮料较讲究，凡是不流的水、不洁净的水均不饮用。
忌讳在人饮水源旁洗澡、洗衣服、倒污水。
回族也喜饮茶和用茶待客，西北地区回族的盖碗茶很有名。
宁夏回族还饮用八宝茶罐罐茶也很有特色。
回族的典型食品主要有：清真万盛马糕点、羊筋菜、金凤扒鸡、翁子汤圆和绿豆皮等。
青海省西宁市，回族著名的万盛马糕点影响很大。
河北石家庄的金凤扒鸡、保定的马家卤鸡和白运章包子，辽宁沈阳市的马家烧麦，义县的伊斯兰烧饼，陕西的牛羊肉泡馍，湖南常德市的翁子汤圆、绿豆皮、牛肉米粉在当地都很有名气。
盛行于宁夏南部的清真筵席菜五罗四海、九魁十三花、十五月儿圆等套菜驰名全国。
“五罗”是指五种炒菜同时上齐，“四海”是指四种带汤汁的菜肴一次上桌。
“九魁”、“十三花”、“十五月儿圆”分别是九碗、十三碗、十五碗菜的谥美之词。
[服饰特色] 回族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所不同者主要体现在头饰上，回族男子多戴白色或黑色、棕色的无沿小圆帽。
妇女多戴盖头，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少女及新婚妇戴绿色的，中年妇女戴黑、青色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
回族男子在节日或遇有红白喜事时，喜戴白色小帽，妇女则戴披搭式巾帕，巾帕前端遮至下巴，后面披垂于肩头。
[民族禁忌] 回族人忌食猪肉、狗肉、马肉、驴肉和骡肉，不吃未经信仰伊斯兰教者宰杀的和自死的畜禽肉，不吃动物的血等；忌讳别人在自己家里吸烟、喝酒；禁用食物开玩笑，也不能用禁食的东西作比喻，如不得形容辣椒的颜色像血一样红等；禁止在人前袒胸露臂；凡供人饮用的水井、泉眼，一律不许牲畜饮水，也不许任何人在附近洗脸、或洗衣服。
取水前一定要洗手，盛水容器中的剩水不能倒回井里。
回族的日常饮食很注意卫生，凡有条件的地方，饭前、饭后都要用流动的水洗手，多数回族不抽烟，不饮酒，就餐时，长辈要坐正席，晚辈不能同长辈同坐在炕上，须坐在炕沿或地上的凳子上。
另外，舀水、舀饭均不得往外舀。
4、藏族 [民族简介] 藏族，约有人口4,000,00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
藏族是汉语的称谓。
西藏在藏语中称为“博”，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博巴”。
“博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娃”（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
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美丽神奇，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1 3 0 多万人口中，藏族占9 5 ％。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以前，藏族先民就聚居在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
由于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生产多以牧业为主。
主要有绵羊、山羊和牦牛、犏牛。
其中牦牛体大毛长，耐寒负重，除供奶、肉外，还是交通运载的“高原之舟”。
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菜、碗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对研究藏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
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祖国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
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
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
他们以歌舞为伴，自由地生活。
藏族民歌抑扬顿挫，合辙贴韵，悦耳动听。
唱时还伴以各种舞蹈。
舞姿优美，节奏明快。
其中踢踏舞，锅庄舞、弦子舞最为广泛流传。
藏族信仰佛教。
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至今已有1 3 0 0 多年的历史。
公元1 3 至1 6 世纪中叶，佛教日益盛行，佛事活动频繁，佛教寺庙遍及西藏各地。
著名的寺庙有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
[宗教习俗] 藏传佛教主要教派:公元10世纪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教派,早期的有宁瑞派(俗称红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当派,噶举派(俗称白教)等.15世纪初,宗喀巴实施宗教改革,创建格鲁派(俗称黄教).此外藏传佛教还有一些独立的教派:息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廓扎派,夏鲁派等. [饮食习惯] 以青稞等制作的糌粑和酥油、青稞酒是农牧民的主要食品。
糌粑由青稞或碗豆炒熟后磨制而成。
酥油茶是把砖茶的茶叶倒入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用长轴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
藏族同胞宁可三月无肉，不可一天无酥油茶。
青稞酒是用当地出产的青稞酿制而成的一种低度酒，男女老少皆喜欢，食物多用肉食和奶制品，不少人爱吃风干的牛羊肉。
[婚丧习俗] 西藏人死后有五种葬法，最隆重的是塔葬，然而只有圆寂的达赖喇嘛死后，在布达拉宫里把他的遗体修放在一座塔里，装饰这座塔就用去1 4 万两黄金。
其次，活佛和一些领主死后，即享受火葬。
小孩死了，或因其它病疾死亡的人，则把尸体丢进河里喂鱼，这叫水葬。
生前作过坏事的人，即用土葬。
藏族认为，被埋的人是永远不会转世的。
天葬寄托一种升上“天堂”的幻想。
天葬仪式一般都是在清晨举行的。
死者家属在天亮前，要把尸体送到拉萨北郊的天葬台，太阳徐徐升起，天葬仪式开始。
不经允许一般是不欢迎人们去观看的。
[服饰特色]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
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
妇女冬穿长袖长袍，夏着无袖长袍，内穿各种颜色与花纹的衬衣，腰前系一块彩色花纹的围裙。
藏族同胞特别喜爱“哈达”，把它看作是最珍贵的礼物。
“哈达”是雪白的织品，一般宽约二、三十厘米、长约一至两米，用纱或丝绸织成，每有喜庆之事，或远客来临，或拜会尊长、或远行送别，都要献哈达以示敬意。
[民族禁忌] 接待客人时,无论是行走还是言谈,总是让客人或长者为先,并使用敬语,如在名字后面加个:啦字,以示尊敬和亲切,忌讳直呼其名.迎送客人,要躬腰曲膝,面带笑容.室内就坐,要盘腿端坐,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不能东张西望.接受礼品,要双手去接.赠送礼品,要躬腰双手高举过头.敬茶,酒,烟时,要双手奉上,手指不能放进碗口. 藏族人绝对禁吃驴,马肉和狗肉,有些地区也不吃鱼肉. 敬酒时,客人须先用无名指蘸一点酒弹向空中,连续三次,以示祭天,地和祖先,接着轻轻呷一口,主人会及时添满,再喝一口再添满,连喝三口,至第四次添满时,必须一饮而尽. 吃饭时要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出响. 喝酥油茶时,主人倒茶,客人要待主人双手捧到面前时,才能接过来喝. 禁忌在别人后背吐唾沫,拍手掌. 行路遇到寺院,玛尼堆,佛塔等宗教设施,必须从左往右绕行. 不得跨越法器,火盆. 经筒,经轮不得逆转. 5、维吾尔族 [民族简介] 在中国西北边陲新疆，有一座白雪皑皑的天山，天山脚下聚居着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
共有7 2 1 4 4 3 1 人。
史籍记载：维吾尔族原是公元三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牧民。
由于受部落间战争的影响，各个部落的分支逐渐迁徙西域（今新疆），先后曾被译为“韦纥”、“乌纥”、“袁纥”、“回鹘”、“畏兀儿”，以后才改为“维吾尔”，沿袭至今，是“团结”、“联合”之意。
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
此外还擅长园林艺术。
中国最大面积的葡萄生产基地，即葡萄沟就在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东南1 8 4 公里的吐鲁番盆地。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是他们的传统宗教节日。
维吾尔族能歌善舞，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意为《十二部大曲》）是他们的艺术精华。
群众喜闻乐见的顶碗舞、盘子舞、手鼓舞等，最富民族特色。
[宗教习俗] 信仰伊斯兰教。
[饮食习惯] 日食三餐，早饭吃馕和各种瓜果酱、甜酱，喝奶茶、油茶等，午饭是各类主食，晚饭多是馕、茶或汤面等。
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
主食的种类有数十种。
最常吃的有馕、羊肉抓饭、包子、面条等。
维吾尔族喜欢饮茯茶、奶茶。
夏季多伴食瓜果。
新疆盛产绵羊，由此维吾尔族便有了烤羊肉串的习俗。
讲究的羊肉串肉质鲜嫩，味咸辣，孜然的特殊味浓郁。
与羊肉串相媲美的手抓饭，也是维吾尔族的传统风味食品。
在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地区，逢年过年，婚丧娶嫁的日子里，都必备抓饭待客。
他们的传统习惯是请客人围坐在桌子旁，上面铺上一块干净的餐巾。
随后主人一手端盘，一手执壶，逐个让客人净手，并递给干净毛巾擦干。
然后主人端来几盘抓饭，置餐巾上（习惯是二至三人一盘），请客人直接用手从盘中抓吃，故取名为“抓饭”。
维吾尔族抓饭的种类很多，花色品种十分丰富。
[婚丧习俗] 男女青年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码目（均为宗教职业者）诵经，将两块干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
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手抓羊肉、抓饭。
[服饰特色] 花帽，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的标志之一。
早在唐代，西域男性多戴卷檐尖顶毡帽，款似当今的“四片瓦”。
到了明代，因受阿拉伯和中亚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男子削发戴小罩刺绣花帽。
清代初期，维吾尔族花帽在用料和款式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冬用皮，夏用绫，前插禽羽。
女帽皆用金银线绣花点缀与装饰，喀什干的四楞花帽脱颖而出几乎成了维吾尔族花帽的主流而延续至今。
经过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断创新，花帽做工愈益精细，品种更为繁多。
但主要有“奇依曼”和“巴旦姆”两种，统称“尕巴”（四楞小花帽）。
[民族禁忌]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
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
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
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待主人收拾食具完，客人才能离席。
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
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
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
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
中国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
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
其次是服饰变化。
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
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
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
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
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
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
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
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
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
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
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
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
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和吴趼人的，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
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卢梭的、孟德斯鸠的、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
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
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
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
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
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
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
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
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
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
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
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
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
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
改定教育宗旨。
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
重订学制。
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
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