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梳理我国公益广告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
看这篇论文 在商业广告大量充斥的今天，公益广告犹如一阵清风，摒弃功利色彩，唤醒道德良知，带给人们启迪与思考，同时也给广告传播赋予了新的涵义。
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条件下，进一步回顾我国公益广告十几年来的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展望今后发展前景，对更好地促进公益广告及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公益广告释义 公益广告不以创造商业利润为目的，也可称其为公共服务广告、公德广告，是为公众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德，帮助改善或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组织开展的广告活动 ]。
公益广告还可称为社会广告，主要是指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广告形式[2]。
公益广告主要通过公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做法，其属于广告业的一种，是为公益活动、公益事业提供传播服务的，是以推广有利于社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为目的的广告传播活动，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具，是经济发达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和产物。
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相比有一定的区别，公益广告的广告主一般是政府的有关机构及社会有关团体，还有企业及广告经营单位;而商业广告则是以企业为广告主，并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但是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也并非完全对立，从人文精神上看，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从其内容上看，公益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公益广告行为的诸多环节都存在着商业性表现l3J。
2 公益广告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概况 2O世纪四十年代，第一则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诞生于美国。
当时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公众的思想道德品质逐步下降，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向社会呼吁，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响应，公益广告应运而生。
世界公益广告的大面积、大密度投放则始于2O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日本从 7O年代后期开始，成立由广告公司、著名企业组成的公益广告委员会，每年评选表彰最佳公益广告，以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国公益广告起源很早，而起步较缓，正处于发展期。
2.1 古代概况 人类社会早期，远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尚未出现之前，出于沟通生产和生活信息的需要，社会广告已经先于商业广告而产生，并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公元前359年秦国商鞅变法，为了显示其变法的决心，更是为了取信于民，特意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贴出悬赏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两金子。
”这正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广告“]。
在我国，虽然早期的社会广告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益广告，但它已经具备了现代公益广告的大部分特征，深刻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我国公益广告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社会政治导向性向公众服务导向性转变的过程。
我国古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军事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作为社会传播主要内容的公益广告，多是以政治、军事为核心，但也有极少的社会服务性公益广告。
如据记载，在我国明朝中期，杭州有位叫做田艺衡的学者，除读书写作之外，酷爱花草，曾在杭州城里一处多花之地竖牌挥毫：“名花犹美人也，可赏而不可亵，可爱而不可折。
撷叶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痕者，是挠美人之肤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喷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触花者，是香美人之目也。
看花赏花，莫杀风景⋯⋯ ”“ 这里，他以花喻美人，提示人们要爱护自然，美化环境。
其实，这正是一则公益广告。
但是在历史上，这样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的公益广告还是较少见的。
2.2 近代概况 1840年以后，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过程中，报刊的发行被当作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方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传播马列主义思想。
如19i8年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用于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抨击军阀政府，发挥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社会政治类公益广告。
战争年代，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当年的八路军、解放军所到之处，都留下过大量的宣传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等。
这些口号，旨在启蒙群众，振奋革命斗争，团结最广泛的革命力量，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在当时起到了很好地传播革命火种的作用，也是属于公益性质的社会广告。
抗战胜利后，由于进口的洋货对中国民族工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我国自己制造的产品一时难以占领市场，致使民族工业几乎走到崩溃边缘。
于是，当时的“国货机制工厂联合会”组织起来，在其领导人的倡导下，发起了一次“腑国货最光荣”的宣传运动，旨在抵制外货挽救 族工业。
当时还设计了一些标志，在本地区和外埠的报纸及路牌上登载广告，号召人们使用国货[4]。
这便是一场典型的公益广告运动。
建国初期的公益广告，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色。
虽然当时发布公益广告的媒体主要是广播、报纸、街头标语和横幅等，但是由于其自身极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条公益广告，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地反复出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它的感召下，多少中华好儿女“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谱写了一曲I曲噗雄赞歌。
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这类公益广告，对于培养和树立公民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总路线广而告之，使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文革期间我国的公益广告出现了质的变化。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等等“公益广告”，以最高的频率和最密集的覆盖面，先后出现在电视、有线无线广播、报纸、杂志、街头广告牌等一切媒体上。
它们的作用却是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搞垮了国民经济，搞乱了全国政局，其实质可称为“公害广告”了[5]。
对于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可算是我国公益广告事业历史上的悲剧。
2.3 现代概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意义的商业性广告的恢复和迅速发展，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带有公益性质的公益活动在人们的自发意识下不断组织起来。
我国媒体参与的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活动是在80 年代中期开始的。
1984年7月5日，由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公益广告活动。
1986年，贵阳市政府和贵阳电视台合作创作了题为“节约用水”的电视公益广告。
1987年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开设“广而告之”，这是我国第一个电视公益广告栏目。
栏目初期由于公益广告投放量较小，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另外，当时公益广告的题材、创意、表现手段等都较简单、粗糙，有的只不过是用广告形式包装的宣传材料而已。
自那时起，我国公益广告进入了一个建设发展的阶段。
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自身工作职责和经费情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公益性宣传活动。
例如，以优生优育、晚婚晚育、预防交通事故、绿化造林、预防火灾、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保护珍禽异兽、宣传爱国卫生运动等为主题。
这些公益宣传活动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是街头招贴、设立广告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散发宣传单等，有些也在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进行知识性的宣传。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公益广告在我国进入全面发展期。
1996年开始，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政府部门连续组织了若干大型公益活动。
如1996年“公益广告月”(9月1 日一10月1日)活动主题为“中华好风尚”i1997年，公益广告活动月的主题为“自强创辉煌”i1997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作好公益广告宣传的通知”;1998年的公益广告活动，以服务中央工作大局为中心，引导人们关注解决社会热点问题;1999年，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了题材广泛、主题突出的宣传活动;2000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组织开展了以“树立新风尚，迈向新世纪”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 ]37。
。
近几年，政府组织的大型公益广告活动充分发挥了公益广告在社会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成绩卓著，有目共睹，这也为公益广告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我国公益广告的现状 尽管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公益广告事业仍有相当的距离，但是经过十几年来的努力，现代公益广告在我国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国公益广告已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吸引了一批单位来支持、参与公益广告事业。
3.1 现阶段我国公益广告的特征 第一，公益性。
公益广告的最显著特征是公益性而非商业性。
公益广告是纯粹的“公益服务广告”，其中不应含有任何商业目的。
公益广告虽然也是在从事一种诱导性传播，但是其广告信息均围绕公众利益，而不是广告主利益。
第二，义务性。
公益广告作为广告主的行为，反映其强烈的义务性。
公益广告内容与广告主商业利益无直接关系，但还要投资制作，体现处投资者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感。
无论是政府机构、社会团体还是企业，都是在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下，策划、出资制作了相关内容的公益广告。
如最近电视上经常播放的一则公益广告：妈妈为女儿讲故事哄她睡觉，以为女儿睡着了，便轻轻地关上门出去了，转到下个镜头是妈妈为她的母亲洗脚，老人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和怜爱的目光说，“你也累了，该歇歇了。
”妈妈说：“不累。
”这 切正好被没睡着的女儿偷偷看到，当妈妈为老人洗完脚，进女儿房间白g时候，女儿不在床上，妈妈回头一看，女儿很吃力地端来一盆水说：“妈妈洗脚。
广告的结尾打出某制药厂的字幕，证明其广告主是一家商业企业。
在当代社会的公益广告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益广告的义务性。
第三，社会性。
公益广告的主题及公益广告所产生的效益带有显著的社会性。
公益广告的主题内容存在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取材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再通过广告以鲜明的立场、健康的方式实现正确导向。
它解决的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通过社会的倡导或警示产生效益。
公益广告从主题内容和传播效果看，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
如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在每周日播出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中，由于播出时间基本上在深夜，所以在播出之前都会提示观众“夜深了，为了他人的睡眠，请您将音量调小。
”第四，大众性。
公益广告的诉求对象是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广告受众具有大众性。
公益广告从性质上讲是公众服务类广告;从内容上讲是社会性题材广告i从目标上讲是宣传教育类广告。
这一切都决定了公益广告具有最大的受众面，公益广告是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
第五，观念性。
公益广告在内容上不是介绍商品，也不是宣传企业，而是传播事关社会公众直接利益的一种观念，这种非关商品、非关企业个体而关注社会公众利益的观念性广告，成为公益广告的又一特征。
公益广告信息传播的观念，或是告知一个与全民福利有关的讯息，如“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可能是我们的眼泪。
请珍惜水资源”;或是传达一个助人、健康的活动，如“助人乃快乐之根本”;或是传播一个政令、共识、理念，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或是教导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围绕社会公众利益的观念。
第六，教育性。
公益广告以广告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对社会公众产生教育目的，负有教育使命。
公益广告诉求方式丰富多样，以其社会性的主题，表现在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里，寓宣传教育于情理之中，以倡导、鼓励、规劝、警醒甚至批评等方式引起共鸣，达到一般政治教育所不及的社会效应。
3.2 现阶段公益广告的创意形式 公益广告作为社会公共信息的传播手段与社会观念的劝导方式之一。
与教育、宗教、游行等方式，宣传、公告、新闻等工具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传播功效。
这是由公益广告隶属于广告范畴的要求所决定的，即既要传达明确的信息，又要通过富有创意的形式来表达，从而减少了人们信息接受防线的警戒，能使人们主动地参与沟通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一般的宣传、公告相比，它具有更高的传播境界。
公益广告需要创意，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情愿地接受发讯者的意图。
一般地，当某样东西是你的迫切需要时，你只要知道信息就可以了，并不十分在意被告知的方式。
而对社会观念、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参与，如果传达缺乏情感共鸣的切入点。
缺乏震撼力时。
人们对公益信息不是视而不见，就是熟视无睹。
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创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距离。
尽管如此，其间也不乏一些好的作品。
如《北京日报》的“一条大河曾经波浪宽”用文字添补的方式在印刷体和书写体之间造成幽默对比，于轻松的微笑之间使受者感到观念的沉重。
香港曾推出一幅宣传环境卫生的招贴广告。
画面是风景优美的海湾照片。
这则广告画面上并没有诸如“请勿乱扔果皮纸屑”、“请勿随地吐痰”以及“吐痰罚款”之类的广告语。
而只是在画面的天空中画了一双深邃的眼睛，明亮传神。
仿佛注视着天空下的每一个人。
以此表明清洁与健康与每个公民都有着密切联系[2 Jl 。
这幅广告的表现手法颇与众不同。
妙在没有直白、含义蕴藏。
使人在欣赏深思中得到警醒。
3。
3现阶段公益广告存在的问题 由于现代公益广告事业在我国起步较晚。
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无庸讳言。
存在一些问题。
如整体水平仍然较低。
而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缺少精品，部分公益广告仍流于公式化、图解化、简单化，公益广告的绝对数量及其与商业广告的相对比例期待进一步的提高等。
总结起来。
我国现阶段的公益广告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3.3.1缺乏良性的资金保障体系 目前。
我国公益广告与广告营业总额大幅增长的态势极不相符。
与商业广告占广告总数的份额相比，公益广告的比重太低。
而国外发达国家公益广告已占社会广告总数的1O 以上。
我国公益广告缺乏良性的资金保障体系，良性的公益广告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公益广告作为“公益”事业，必然需要资金保障其运行，而且和传统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制作更复杂、收益更少的特点使其在资金运作上有更大的风险性，更需要资金的有力支持。
但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公益广告的创作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支持、广告公司的“义举”或少数企业的短期投入，缺乏长期、良性的资金来源体系。
企业作为最大的广告主，并未能从长远利益角度认识公益广告的效应，从而无法长期投入。
对此，北京某广告公司经理曾建议：成立一个公益广告同盟，各广告公司相互扶持，在经费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公益广告的发展L6]。
这不失为一条公益广告发展的可行之路。
另外，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他们对于公益广告的认识，将成为真正促使公益广告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
3.3.2缺乏高水平的创意 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有相当差距。
在创意水平上也明显落后于我国的商业广告。
公益广告对创意水平要求相当高，它不仅要求创作者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底蕴，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目前，国内公益广告作品大多创意平平，甚至没有创意。
主要是没有摆脱说教的立场、教育人的口吻，把公益广告图解化、套语口号化，使得公益广告退回到一般宣传的层次上，其沟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忽视了公益广告的指导哲学。
公益广告由于没有商业广告的业绩导向，容易使创作者忘却受众的需要，只注意完成“发讯者”自己的使命。
另外，纵观我国目前的公益广告作品，普遍存在表现元素单调、雷同的问题，这都是由于习惯性思维的缘故，为何不尝试一下创造性思维。
摆脱习惯、摆脱思维定势，换个角度看问题。
那样恐怕效果会好得多。
公益广告主题的“严肃性”并不与创意上的“趣味性”相抵触。
实际上。
创意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沟通的趣味性。
广告创意要幽默、趣味、轻松、快乐、感性。
商业广告要如此，公益广告同样要如此。
如1992年台北家庭计划中心以“计划生育”主题所作的报纸广告。
就很好地体现了趣味性，比硬邦邦的说教效果好得多：画面上是一奶嘴与避孕套，猛一看非常相象。
再配以最简单的文字说明。
就是最直接的“多一分小心。
少一分担心”L3]。
画面两者似同而不同。
文案也似同而不同，发挥了异曲同工之妙，让受众在最短时间内就能理解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很好地表达了“计划性的生育”这一主题。
3.3.3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的混同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业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我国公益广告近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商业广告瞄向了这一“商机”，借船出海，无孑L不入。
虽然。
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并非完全对立。
如从人文精神上看。
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从内容上看，公益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公益广告行为的诸多环节存在着商业性表现。
但是。
作为公益广告本身而言。
它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与责任。
其不直接牟利的性质不容更改。
有些产品为扩大宣传效果，往往假冒公益广告之名或拼凑上公益广告的内容。
使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含混不清。
如某广告宣扬禁烟。
广告主却是某香烟企业;宣扬关爱父母题材的公益广告，却附带着某制药企业生产的中老年保健品等等。
着实有“挂羊头。
卖狗肉”之嫌。
在我国公益广告事业中，虽然企业、广告公司或媒介本身会为广告出资。
但是他们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主，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趋向，而且他们不可能成为推广公益事业的主体。
也正是由于目前公益广告主的缺乏，才使得媒体单位、广告公司或工商企业不得不代替其职能，这样做出来的公益广告就难免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比如带有一定程度的商业性质。
又或往往是各自独立的一幅幅公益广告作品，而非有计划有目标的公益广告活动，以及定位不够明确、媒体发布很少经过选择等。
这些现象的发生虽然在我国现实国情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不应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主流，因为公益广告同商业广告在内容、目的、特征上有着实质的区别，不能将二者界限混淆。
因此，有关管理部门应严格监督、划清界限、区分标准，使公益广告不受商业广告的冲击。
另外，广告监督和管理部门还应该注意制止商业广告中一些与社会公益相矛盾的内容，以保证公益广告的整体效果。
4 公益广告的未来发展路线 回顾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历史，其从量到质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都是以人们对公益广告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的。
既然公益广告是公益事业，就不应仅仅是政府行为，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未来公益广告的更好发展，首先还要依赖于社会各界对公益广告作用认识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公益广告是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促使人们明辨是非，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种有效形式。
公益广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应遵循以下路线大力发展： 一是增强文化色彩，提高艺术性，不断推出“精品”。
目前，我国公益广告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是制作流于简单化、程式化，缺乏文化色彩和感染力。
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应积极开拓广告内容，其内容既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应涵盖竞争、创新、效率等时代性方面，以此把公益广告引向更深的思想文化层次。
另一方面，在制作上要执行较高的标准，应精益求精，严格把关，赋予较高的文化色彩和品味。
对广告制作的各个环节，如语言、画面、声响和整体意境等都应高标准、严要求。
二是明确受众对象。
以公益广告的定义出发，社会效益应是其首要的追求，其诉求主题应是公益性的、慈善性的、服务性的，其目的是赢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这一点已是无可置疑的。
公益广告面对整个社会，它的服务对象是公众，受公众监督，要对公众负责。
作为向整个社会呼吁的公益广告，因每一则广告的切入点不同，它的广告主题、广告内容、广告诉求点也不同，所以它应该是针对着某一相关群体受众而言的，对这一相关群体的受众有着直接的影响力。
不能因为强调了它的公众性而忽略了它对某种问题、某种现象的针对性，只有加强公益广告的针对性，才会使公益广告对社会诸多问题切入准确、渗透力强。
如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心声要用心去聆听(老人篇、学生篇)》，其主题使唤起全社会对老人、孩子的理解和关爱，广告对象是十分明显的，所切入的社会热点也是十分明了的[7]。
正是依靠这一相关群体受众的感悟，才能波及整个社会的感悟，才能达到社会共同利益的目的。
因此，公益广告的创作也应遵循一般广告的基本规律，要有明确的目的及广告对象，在强调公益广告的社会性和公众性时，同时注意广告对象的特定性。
三是加强规范，提供优惠政策，为公益广告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公益广告要有一个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广告管理部门应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如规定媒介公益广告的投放应达到一定比例;另一方面，应出台公益广告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积极调动广告制作部门、媒介等的积极性。
对街头公益广告的制作，应由政府部门积极承担起来，并鼓励企业、商家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另外，有关部门每年都应组织公益广告的评比，对优秀作品予以厚奖。
通过以上路线的指引，使我国的公益广告不断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5 结束语 现代社会，公益广告在公众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日趋明显，其作用力日趋深远。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公益广告在我国必将快速发展、潜力无限，它将成为我国广告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推动我国社会公共事业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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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是什么时候写的
冼星海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乐作品,特《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大激发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士气和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音乐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对振奋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非常喜爱冼星海的音乐,平时也注意阅读他的生平事迹资料,研读他的音乐理论和创作。
今年是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正好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我特别撰写了这篇介绍冼星海的文章,希望通过它,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冼星海,认识冼星海,进而喜爱他的音乐,学习他的精神。
我想,这也是我对冼星海最好的纪念。
一、从渔村走进音乐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
父亲冼喜泰曾做过水手,后以捕鱼为生。
冼星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黄苏英寄居在外祖父家。
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
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
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
从10岁开始,他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
1918年,他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六年。
他酷爱音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担任过指挥,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
1925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同时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兼任图书管理工作。
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
后来,他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
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
“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
当年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靠朋友的帮助和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法国,实现了到巴黎学习音乐的愿望。
二、艰辛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
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
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
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
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
对在巴黎求学时的贫困生活情况,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
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
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
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
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
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
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
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
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
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
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
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
”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
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三、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
开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维持生计,其间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运动会歌》,这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正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1936年,他参加了孙师毅和吕骥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组织。
他要让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用他的音乐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我们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战歌》、《救国进行曲》和《运动会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
由于这些歌曲的销售量创造了该公司的纪录,他还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
然而不久,《战歌》的唱片和母版被当局没收销毁,他便辞职离开百代公司,仅靠给电影写些歌曲为生,义务给领导救亡歌曲运动的干部教作曲和指挥,到进步歌咏组织教唱。
不久,新华影片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
后来,他又从新华影片公司辞职,但仍在上海进步文化界、音乐界里,从事配曲、教唱等工作。
冼星海对教育和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
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办了“山海工学团”,便定期去该团做辅导,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评价自己在上海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救亡文艺宣传工作,最后来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汉。
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起几十个歌咏队,举办了许多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
这个时期,他工作和创作的热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到达武汉前,为了深入生活,他来到汉冶萍煤铁厂,在矿厂里住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
他还下到煤矿井的底层,与矿工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况。
他感触至深,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冼星海更坚定了走救亡音乐道路的信念。
这时,他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
冼星海虽然比聂耳年长七岁,但他十分敬佩聂耳,充分肯定聂耳等人所开创的革命音乐道路的重要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称聂耳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
他继承并发展了聂耳开创的救亡音乐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救亡文宣工作的种种制约,使他的音乐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越来越困难,他萌发了离开武汉的念头。
这时他经常见到“抗大”、“陕公”的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使他深受感染。
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
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正当他注意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
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给他来了两次电报,这样,他就决定去延安。
五、走进抗战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
最初,他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
没过几天,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他刚走出房门,炸弹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赶忙卧倒,炸弹便在他面前炸响。
他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亲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残暴。
冼星海受聘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于1939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
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
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有一次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听得很入神,毫无倦意,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天亮。
由于他热情诚恳,找他请教和修改作业的学生众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去拜访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李焕之、李凌等都曾受教于他。
冼星海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
最近,为详细了解冼星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当我会晤或派助手拜访一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志时,他们都对冼星海的为人称道不已,有人说到动情处竟至潸然泪下。
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为人的亲和力。
当时延安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条件很差,仅有的一架钢琴,后来被日本飞机给炸了,少数几把小提琴还是个人带来的,其他就是一些民族乐器。
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风貌、斗争意志,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却激发起冼星海高涨的创作热情。
在这里,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赴苏执行任务竟成了与祖国的永别 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1940年5月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
在苏联期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因在中蒙边境受阻,被迫折返乌兰巴托,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授音乐。
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苏联的中亚地区,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奈等地停留。
在那里,他同苏联的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协助建立库斯坦奈的音乐馆。
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不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伴奏总谱,还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并写下了《神圣之战交响乐》等四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
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还完成了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
冼星海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无法根据实际演奏效果修改定稿,这些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然而,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当年11月14日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七、救亡音乐的丰碑,时代精神的强音 冼星海是一位罕见的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音乐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可由于战乱,大多已散失,现存只有200余首。
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具体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性、描绘性与鼓励性融于一体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等;有反映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创作的优秀电影歌曲,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等。
冼星海善于运用独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多样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进行音乐创作。
这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
冼星海在器乐创作中把重大的题材、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标题性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套曲创作。
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又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创作的成功典范。
八、《黄河大合唱》的震撼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的代表作。
他很早就有一个宏愿:用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创作冲动的必然结果。
1938年10月,诗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当他见到黄河的惊涛骇浪,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
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弦。
在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诗人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
不久,光未然因行军时不慎摔伤,回延安住院治疗。
冼星海与他在上海时就认识,得知消息后前去看望。
见面后光未然谈起创作朗诵诗的构想,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他把它写成歌词。
稍后,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诗句,经人协助笔录,终于完成了《黄河吟》,这也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1939年春的一天,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的一个宽大的窑洞里举行晚会,光未然和冼星海都应邀参加。
光未然带病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
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诗。
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
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于3月26日开始了大合唱的创作,到3月31日,《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仅用了六天时间!这虽然还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为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冼星海不愧为是作曲大师! 在钦佩冼星海的才华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的艰辛劳动。
实际上,在拿到歌词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仅为收集创作素材作了细致的调查,而且为写作大型作品进行了先期的“练笔”——完成了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创作和排练演出。
他还多次要求人们讲述渡黄河的情景和感受,对很多细节都再三追问。
他还去学唱船工号子,后来用到了《黄河船夫曲》中。
在创作期间,他经受了疾病的困扰和夜以继日的辛劳。
为了尽善尽美,他支撑着病痛之身反复推敲,每写出一章,就请人试唱,再做修改,仅《黄河颂》就改了三次。
《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后,在冼星海的帮助和辅导下,经过十余天的排练,于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
紧接着,从4月25日起,冼星海又连续十次亲自指挥“鲁艺”的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员从开始的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演出结束后,等领导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感动地连声说“好”。
以后,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主要节目。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也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
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
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在美国、加拿大、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广泛演唱,成为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对《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进行修订,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
这次修订,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音乐,重新编配了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总谱。
由于冼星海当时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还有不尽完善之处。
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了苏联舞台,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用俄语演唱。
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雄壮而激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生活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心声,震撼着神州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敌,夺取抗战的胜利。
《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在于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融声乐、器乐、文学于一体。
就合唱而言,给人以音乐与文学“协奏”的感受;歌词与音乐意境高远,形式灵活多样,富于歌唱性和音乐性;贴近劳苦大众,雅俗共赏,富于普及性;注意用情节、戏剧性渲染刻画人物;从艺术借鉴上看,它还带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
全曲由八首歌曲组成,既各成章节,又浑然一体。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传世名作,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黄河大合唱》产生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比拟。
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不久前,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告诉我,2005年2月23日至4月1日,他们到欧美七个国家的22个城市巡回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仍然是震撼西方乐坛的作品。
他在描述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这部作品的情景时说:“《黄河》时而翻卷澎湃,时而深沉低回,时而轻舒徐缓。
在20分钟的演奏过程中,我与全体演员始终噙着眼泪,年轻钢琴家郎朗的真诚泪水也与亲切的琴声一起,感动着台下的听众。
美国听众和中国艺术家的情绪完全沟通融汇,人人热泪盈眶……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个享誉全球的文化殿堂,最让我感慨和难忘的,不是乐团对古典名作的独到诠释所引来的全场欢呼,而是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带来的巨大震撼。
加演一曲整整20分钟的大作,是音乐会中的罕见之举!”我想,爱乐乐团这样安排,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九、音乐理论的贡献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从他的这些见解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
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
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
”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
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冼星海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音乐创作技巧形式多样。
他曾说过:“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我还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收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
”“现在作曲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
我非常赞成最后那一种。
”他运用在国外学习到的作曲理论和技法,进行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特色和风格。
他力图用新音乐把中西音乐的精华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强调与真、善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美,在艺术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把中国音乐提高到“国际乐坛地位”,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屹立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
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
”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
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
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不仅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人们都呼唤和期待着中国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冼星海提出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是否正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方向呢? 最后,我还有一个愿望。
冼星海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这使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散佚失传,他的很多生平事迹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清楚。
我们纪念冼星海,还需要深化对冼星海的研究,发掘和收集他的音乐作品,使他尽可能完整地伫立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宝库中。
参考资料：
详细的中外广告史及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胡文虎的影响
张乐平，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画笔生涯达60个春秋。
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三毛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