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核心内容的解释
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
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高潮，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
其正式提出“学术保卫”概念，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之民族取向和实践化工作理念。
《资本论》是从历史中统一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的。
具体看下面两个知识词条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_百度百科如何把握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劳动洞察价值：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关系得以解决。
以劳动二重性把握价值，能够将劳动性质的发展归结于商品生产发展本身，相应提炼出有关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实践化的工作批判关系，有效避免“系统抽象法”。
根据那种认识，价值在抽象与具体上具有不同位次，从而仅仅是抽象程度相对不同的社会知识概念；其中，低位次的抽象对高位次的抽象而言是“具体”，反过来，高位次的抽象对低位次的抽象而言是“抽象”。
抽象和具体就这样被炼成了。
然而，它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动的对单纯商品生产而言的历史替换关系，即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实体替换掉劳动者的个体生产，以及资本主义流通相应更换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在这里，价值本身同时要被看成是历史财产关系，因为整体生产关系生长的规定就要求这么做；换言之，马克思实际上持有一种整体生长学说的生产关系观点，他把生产关系生长看成统一的财产活动，当作统一结构的构型这项工作规定来对待。
这就避免了一种指责：马克思回避纷繁复杂的价格现象，从概念出发，利用哲学思辨构建出劳动二重性，将等价交换教条上升为“交换必有共通物”，作为了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这就使劳动价值理论远离了经济现实。
劳动价值论并不排斥理性选择模型。
实际上，仅拒斥以抽象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分析（例如约翰·罗默那种打着劳动价值论旗号的新古典主义）。
但是，人们也不应当将个体分析诠释为该类型——以唯理论建构为路径演绎。
此种逻辑不仅拒斥一般的差异性（工资差异、剩余价值差异、利润差异等等）研究，而且排斥任何组织结构的存在。
所有制和财产运动的关系昭示了劳动价值论对于个体分析的内在接纳性。
同时，各种存在均有结构，恰恰是不争事实，并且结构必然是关于整体性规定中各种个体因素的存在的结合，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即如果说所有制不过是财产的特定创生方式，那么，它是由个人对财产的特定拥有关系（占有或占用关系）所组成的，其间充满了个体运动轨迹。
这种轨迹从方法论来识别，不过是结构内涵的工作逻辑（从定性方面看），或是数理内涵的工作逻辑（从定量方面看）。
两方面的逻辑实现形式即劳动价值论的结构与数学的规定，在形式化方面可以形成连结二者的工作接口。
因此，只要不把所有制神秘化，坚持在所有制下研究各种财产（占有）关系，就必然可以显明化马克思的这一工作意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体现社会生产之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社会选择理论和个体选择理论的统一。
这使得生产方式成为考察经济行动的一个载体。
“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
而又由于事物的本质就体现在“道”和“德”的统一性当中，因此，对规律的把握必须有一个内在结构和路径予以支撑——例如质－ 量－形式。
这样，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的构造图式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
例如，《资本论》四卷所完整刻画的，就是资本的社会历史生产图式、资本的流通行动图式、资本的生活交往图式以及资本的认识图式。
这些“行动角色”不断地转换、更迭，推动了“客观批判－主观批判”过程的发育发展，造就了人格化范畴的经济学。
据此，我们可以阐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历史路径。
[6] 如何把握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价值洞察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体制得以解决。
所有制体现为特定财产占有之社会经济关系，是寻求财产生产关系的实体域的解决。
剩余价值生产之于一般价值生产的撤换在于，促成基于劳动的财产占有关系向基于资本的财产占有关系历史转变。
在这一点上，“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这种生产体制要求全部价值在工厂制度下生产，准确地说，是全部剩余价值由工厂中产生。
这里，工厂制一般地替换个体的私人劳动制；即在这里，市民社会的多数人的小财产要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少数人的大财产。
生产规律的这种历史变迁要求交换规律与之对应，从而造成了分配的社会实现运动，即不仅在工厂内，更为紧要的是要在社会流通领域内实现。
价值实现为社会价值c + v + m。
价值全部由运动财产组成。
资本的运动本性要求每一项财产（这里还仅涉及生产性财产）均是社会运动意义的财产，——这里，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不动产。
也就是说，“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
”这里，在社会运动财产中亦包括一项特别内容，即劳动成为非财产，成为资本的财产；换言之，社会运动财产全部是资本财产，即资本的不变财产和可变财产。
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普天之下莫非王（资本家）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资本家）臣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亦即，“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
”[7] 因此，从价值生产角度审视，交换价值代表的是与交换权实现有关的社会制度（我们把它们称为“市场制度”），委实是从社会交换角度来看的“价值（财产）”。
这样则有了资本的诸种运动形式，诸如货币资本（财产）、商品资本（财产）以及直属生产领域的固定资本（财产）、流动资本（财产）。
由于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的财产生产关系，这些运动财产形式毋宁称作是生产性财产的不同社会占用方式或形式。
整个流通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社会工作关系。
《资本的生产过程》阐释了W = c + v + m公式的历史生成，从中直接取出两个指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
其交换域中的羽化形态是资本利润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实质上内含了这个工作规定。
一般而论，资本有机构成是生产方式上的工作规定，剩余价值率是较为纯净的生产关系规定，而资本利润率则可视作是交换关系（或交换方式）上的工作规定。
这里直接看到了研究对象不同实践元素之间的互动情况。
例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锁定的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阐明一定资本有机构成的生成条件下的研究。
整体看，剩余价值生产体现了生产方式（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率）的历史互动性。
而剩余价值分配：是锁定了剩余价值率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利润率的研究，整体展示生活领域中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的社会互动性。
据此可以扼要说：理论部分乃是集中研究资本有机构成，工作剖解和它契合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利润率的运动关系。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而且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和特殊的交换，以及它们由于采取特殊的结合工作体制所导致的特殊的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8] 也因此，坚持从W（商品价值）的社会公式中整体取出资本利润率指标，不能说是为了显露现象，也是为了进行认识批判的需要。
同时，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孕育在资本利润率背后的实存规定，首要表明了一种工作整体性，即《资本论》将经济运动体制描写为有机整体的结构，绘成生产体制和流通体制的运动统一。
在这种情势下，任何个体的或组织的研究均是这个有机整体的某一工作局部或方面。
当然，按科学本性而言，《资本论》不反对这些研究，相反，热忱欢迎。
[9] 如何把握交换关系的内在逻辑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生产价格洞察市场价格：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得以解决。
我们基于广义含意具体运用市场价格的经济范畴。
（1）就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体制来说，市场价格锚定于生产价格形式域内，是生产价格形式的工作规定，从而可说清楚它的演化内涵和历史变迁的逻辑；（2）市场价格具体受供求关系影响，为其调整，供求其实是市场价格本身的短时变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消费实现运动的调整区间（结构）。
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关系说明了资本生产的性质——资本积累性，其经济体制上的性质则在于寻求资本积累的整体（运动）形式。
马克思一再指责整个古典学派包括李嘉图在生活过程中玩弄现象学的变戏法，“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
”古典学派把交换关系看成完成表面化的关系，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从而忽略了对内在交换过程的研究和把握。
但是，后者恰恰是说明社会分配（实现）过程的基础。
因为我们不能够忘了，资本家是将其所得看成全部财产的回报的，它从全部财产均参加了社会交换这一点上找到了根据。
资本主义整个交换过程都是为资本积累的生活形式而设置。
它直接从分配出发，从货币财产出发，直接把资本的货币财产形态当作社会财富增值实体，从而，事实上已经引发了对于财产形式“实体化”的要求。
《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说明了生产危机的根源性，即必爆发于对实体生产的损害、社会消费的日益严重不足、再生产结构的屡遭破坏的环节。
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阐述尚“隐瞒”两种特殊商品的交换权：一是货币所有权，二是土地所有权。
前者在金本位制度下可通过金属货币的扩大再生产完成，后者则指望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二合一（规定），当然，这是一种抽象把握。
反过来则说明：资本共同体有不断扩大发展这种要求的内在趋势。
在生活过程领域，尤其纸币（本位币）制度纵容了上述两种交换权的社会特殊性，愈加使得货币（财产）的实体扭曲成为财产（形式）的实体。
这样通过从分配出发，生产性财产和非生产性财产的界限被模糊了，非生产性财产同样作为资本财产，作为资本分配财产。
通过一种操作，等额财产等额分配，财产权获得了直接实现形式。
于是，流通中大量充满了仿真的货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财产中亦充满了大量的虚拟财产。
这样在生产价格和虚拟运动形式双重发展的阶段，“供求规律”整体上亦要被证伪
因为，“在虚拟经济范围内，供给与价格成反比，需求与价格成正比。
”证伪行动上升为一种“准定理”，称之为“反供求律”；在“反供求律”下，“与之相关的一个推论是，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率’也不会有下降趋势这一规律。
”[10] 它造成一种假象：一般利润率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或至少已处于从属的地位。
发展实体生产的经济要求为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的主张所替换，国际的、国内的资本集团协同加强掠夺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工作名目是发展“高端服务业”，例如金融房地产，美曰其名“经济的高价值化”。
这种操作化的分配关系势必越来越对生产本身造成一种逼迫，由此变相提高工人的社会剩余价值率，乃是不可阻挡之势
这就是现代的资本家要采取的欲壑难填的社会应对办法：一边与邻为壑（实体资本的竞争），一边合作共赢（虚拟资本的联手），使得老百姓越来越能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策略的存在性——自己的钱越来越少、别人的钱越来越多；他们每一个人都如此切身感受着，——它像一个越来越紧的魔咒箍在每一个人的项上，越来越有了实际生活的含义。
这就是现代财产状况，个人的财产竞争直接体现他们之间的竞争，这就是现代博弈理论的用武之地，包罗其中的实质性规定除了这些，恐怕不会再有其他东西。
[11]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作）_百度百科 中国化的解读和运用五四运动以前，《资本论》和中国实践渐渐合流。
《资本论》到中国来，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学和用”。
[21] 贵在“善读”、“善用”和“善于转化”。
善读者，不拘泥于文本诠释学，善于创造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引入马克思的文本研究。
善用者，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善于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善转化者，不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工作成果，进行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深挖，例如寻求“辩证法”的中华转化——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讲述体系。
中国化的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
针对这一点，《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22] ，《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23]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24] ，《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25] 。
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进而做到马克思所言“我的辩证方法”真正为我所用。
其作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共同的历史方法论财富。
在中华历史－思维－语言的工作感召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资本论》研究方兴未艾，渐渐迎来理论创新时代。
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新高潮，推进原典解读与批判的结合，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
书中正式进一步提出“保卫《资本论》”这一概念，以此寻求中国的原创思维和《资本论》的多路向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研究填补了同类作品的空白：从批判转向建设，从逻辑转向历史，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达成对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
这种统一历史的“国学”“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研究进路创造性地规定了“历史科学”，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地吸纳了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其大大拓展了《资本论》的既有研究领域，因而，使之能够切实获取“重读”与“重写”双重意蕴的理论拓展能力，这种互构的运动方向也是这部伟大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理解张力。
[26]
资本论的释义
《资》是马克思的著作，是以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读《资本论》有感
《资本论》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 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
” 《资本论》的版本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每出一版，都写了序或跋，这些序言和跋文构成《资本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我们学习《资本论》的入门向导。
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一共有七篇，其中前四篇是马克思自己写的，后三篇是恩格斯写的。
在这七篇的序言和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在这几篇序言和跋文里，讲到了有关《资本论》的许多重要问题。
例如，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结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以及学习《资本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
一、《资本论》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马克思在大学本来是学法律专业的，但主要精力却用在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上。
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
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了“林木盗窃法”，公然侵犯贫民阶级的权力。
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问题。
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之一。
于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资本论》的创作和完成时期。
1857―1958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这是他创作《资本论》的最初尝试，通常称它为《资本论》第一稿。
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书名分册出版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六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第一分册的书稿于1859年出版，但这个第一分册只包括两章，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
这是“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绪论性的两章。
在1861－1863年期间，马克思接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结果写成了一个篇幅庞大的书稿，共包括23个笔记本。
它开头的总题目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副标题是《第三章资本一般》，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二稿。
在写作这个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分四册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
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撰写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三稿，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
从1866年初开始，到1867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誊写工作，同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 按原计划，《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
但是为了“联贯和完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内容，也扼要地收入《资本论》中，其中关于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换过程等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不因此而失去独立的科学价值。
例如，关于贵金属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而在《资本论》中就只是简单地提到。
所以，在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时，不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照着来阅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修改和再版工作，并帮助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文，校订法文本。
同时，还积极收集材料，改写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原稿。
《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
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
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
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
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
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
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
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
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
《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
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
“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
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
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
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
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派。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英国，始于威廉?配第，发展于亚当?斯密，至大卫?李嘉图而登峰造极。
在法国，始于布阿吉尔贝尔，中间有魁奈、杜尔哥，最后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
例如，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规律。
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所以，古典学派发展到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
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
”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
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
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
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
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
”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
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
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
四、《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马克思说明了《资本论》的方法论。
总的来说，《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但要真正掌握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
”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是“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说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
对于人们的种种议论，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别详细引证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
这段评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三、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四、马克思特别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五、马克思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等等。
对于考夫曼的上述评论，马克思满意地认为，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
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是马克思的首创。
“就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 马克思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
针对有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
”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
”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
什么是抽象呢
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
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五、《资本论》的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的分卷情况，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不尽相同。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译文校订工作，并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把《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整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出版。
但是，考茨基把它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平行的独立著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
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只是分卷和名称。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资本论》第二卷是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四卷是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资本论》中心突出，结构严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
资本论里经典的话 。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将会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论断。
他具体分析到，如果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本应是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的，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在资本积累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趋势，而原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又并没有改变，所以资本中用于支付劳动力价值（即工资）的可变资本那一部分相对减少，于是就出现了资本与技术共同排挤工人而形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
本文主要对马克思关于这方面在文中的具体分析做一梳理，详细展示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整个过程和机制，进一步提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在马克思革命论意义上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马克思在阐述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时首先假设了 “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本应存在的一种劳动力需求状况。
关于这一点，他将资本的构成分为两部分。
“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
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
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
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
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
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1] 在给定了“资本构成”的含义以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到，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
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
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
[2] 但是，事实上，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过程中，资本的可变部分是相对减少的。
当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就成为积累最强有力的因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又表现在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
这样，即使工人个体工资水平的绝对量有所提高，在巨大飞速发展的生产力面前，其所获得的由可变资本转化而来的工资报酬仍然是大幅度地相对减少了。
关于此，马克思具体举了一个例子，即“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7\\\/8，可变资本占1\\\/8，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1\\\/2，可变资本占1\\\/2，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
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小了。
”[3] 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这种生产率的巨大进步又和科技的发展分不开。
生产中强大科技因素的渗入使得整个生产力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化。
而就在这种生产力的超速度增长过程中，因为原有的那种“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劳动报酬支付的方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作为“活的劳动力”，成批的工人就在这种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逐渐被排挤到了应有的劳动需求之外，而成为仅仅充当“产业后备军”的相对过剩人口。
在文中，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分为三种形式，既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流动的过剩人口”主要是指城市和工业中心临时失业的工人。
这些工人时而就业、时而失业，具有流动性。
这是由于有的部门和企业因生产萎缩，或因采用新技术，或因资本转移，随时都要解雇工人；与此同时，另一些部门和企业却因生产发展需要吸收一部分工人。
这种流动过剩人口还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循环而表现为：在危机阶段，失业人口增加；到复苏高涨阶段，许多失业人口又被资本所吸收。
“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业过剩人口。
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农民破产；同时，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的广泛使用，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地甚至是绝对地减少。
这样就在农村中也形成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
他们和城市工业中的流动过剩人口不同，通常还守着一小块土地，一年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也极端贫困，是一种潜在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
因为他们一有机会就流入城市、矿山、铁路、建设工地，从事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的工作。
这部分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企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停滞的过剩人口”是由于过度劳动而早衰，或者是缺少资本家所需要的文化技术，往往经过多次失业以后，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
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有依靠从事家内劳动和打零工等勉强维持生活。
他们的劳动很重，“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
[4]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他们是需要救济的贫民及其子女、孤儿及丧失劳动力和各种迫于生计的流浪者。
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以及它在数量上达到的一定规模，在后来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的革命论意义上是一种重大的推理依据和分析基础。
他讲到，“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其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5]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又恰恰与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分不开。
并且他最后对“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的那种肯定性结论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本身不可估量的战斗力和战斗决心之上的。
这种战斗力不仅与无产阶级本身的数量规模相关联，而且是直接与无产阶级自身的状况以及由这种极端恶劣的状况所迸发出来的毅力决心密切相关联的。
所有这些条件（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战斗力、战斗决心），其最初都直接与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和产生来源紧密相关，所以，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论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巨大科技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共同排挤了劳动力，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
而当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或规模以及他们的处境（如贫困状况，被剥削程度等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无产阶级就诞生了。
马克思正是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展开他对社会革命以及制度更替的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