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篇读后感
有德者必有言---读＜论语,宪问篇＞有感 子曰：''有徳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徳；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老夫子这里讲[有德行的人－定会讲理,但会讲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人一定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
]这是孔老夫子讲述言论与道德,勇敢与仁德之间的关系,也是他的道德哲学观。
细读起来也很有深沉之意,纵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都有嘉言懿行,几千年留传至今;＜有言论的人,特别是那些欺世盗名的政客,立异鸣高的政治掮客,以及推销痞味文学的某些''写家',和那些充斥于世的''三俗产品'为了－己之利益出卖灵魂和良心,他们那会有人品,良知,责任和追索吗
仁民爱物的人,如夏禹在滔天洪水面前,率老百姓与洪水作长年的斗争。
我们国家在遭受天灾人祸时,领袖和各级干部和军队,总是奋不顾身,体现出全民族的大无畏精神,无数个可歌可泣的英勇亊迹,让人永世难忘
all.chinese
当然在现实中,也有人惊世骇俗,怒火中烧,－朝之忿而不顾身家性命,但未必有仁心仁德。
由此看来正如孔子所言：[人除了有勇以外,还要修身起家,时刻不能突破道德底线,才能成为有德之人。
]
扫黄打非对我们有何启示
一、《焦点访谈》的“技术治理”本质《焦点访谈》中“大快人心”的节目样式，往往正是揭露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的弊政、劣行。
虽然这对先它之前播出的《新闻联播》中的某些内容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效果，但决策者依然承担了这一点，并且通过规定比例、“命题作文”的形式加以弥补。
于是，《焦点访谈》在“用事实说话”的过程中，被中央政府通过嘉奖、领导题词、特许令等形式吸纳了，成为“说话”的“御史”、“言官”、“钦差”这一“新型的行政治理技术手段”。
正是这样的隐性身份，根本保证了《焦点访谈》等在地方政府、官员中的威慑力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一样，本身就是中央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技术治理手段”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焦点访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开发体制内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其间一些节目给人题材“焦点”不热或是分析戛然而止，或是方式简单粗暴的感觉了。
内部的有识之士都直言不讳：“《焦点访谈》———只有污点，没有焦点；只有名栏目，没有名记者；只有政策思维，没有媒介立场；只重社会责任，鲜见专业理想。
”许多研究也注意到了《焦点访谈》无“焦点”的缺陷。
有研究者对2004年4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共122期《焦点访谈》节目作内容分析后，总结出以下叙事模式：百姓利益受损→记者调查取证→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执法者出面→百姓利益得到补偿→对其他非法行动（主体）形成威慑、询唤（达到稳定政治的功效）。
这一模式传达的理念是：“最高决策层总是很英明的，其执政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在执政过程中出现差错、干了坏事的总是位于基层的领导干部；之所以涌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关键就在于上面的政策在下面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关键就在于中间执行层在具体操作时，或是未能深入理解、领悟上层的精神政策而在执政时出现了偏差，或是个人私欲膨胀、贪污腐败而导致权力的滥用……”这样一来，《焦点访谈》在报道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之时，毫无例外地只一味陈述事实，而从不去涉及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更不去引发当事人的深层次的社会怀疑，而在报道与弱势群体冲突的另一方或者腐败时则又毫无例外地强调道德、能力的背景，却避而不谈他们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巧妙地将权力机制置于批评的锋芒之外……对于制度性存在的关注乃至质疑则从未有过更绝不允许，除非权利核心已经宣布要予以改革。
二、《焦点访谈》缺乏独立性的场域特征我们以一个个案来说明《焦点访谈》场域的本质逻辑。
1998年11月12日在《焦点访谈》栏目中播出的《粮食“满仓”的真相》，是获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当年第四季度金奖，并荣获1998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著名节目，至今依然在许多高校的新闻院系作为范例讲解。
节目讲述的是1998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就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南陵县峨岭粮站，朱总理看到粮食满仓的情景，而据当地群众来信反映，粮食“满仓”是个假象。
《焦点访谈》记者通过调查采访得知，该粮站在总理前来调查研究时，弄虚作假，从其他粮站调粮装满粮库，调来的粮食竟占总库存的一半以上。
记者通过进一步采访发现，从别处调粮的真正原因是南陵县的粮食收购单位不按国家的规定来收购粮食，而是以库容不足、粮食水分过重为借口，对农民交售的余粮进行限量收购、压级压价、代扣代缴，服务质量也不如人意。
因此，农民只好把余粮卖给散布在全县各地的个体大米加工厂。
据统计，全县有1\\\/3的粮食被这些未经批准、私自收购农民余粮的个体大米加工厂收走了，国有粮站粮仓装不满，就只好在总理面前弄虚作假，临时调粮充库了。
“本片采编完后，朱镕基总理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经过，他支持对这种弄虚作假、破坏党风的行为予以公开曝光。
节目在《焦点访谈》中播出后反响很大。
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的粮食流通领域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性报道。
但作为朱镕基总理主政期间诸项改革中最引起争议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复杂性远不止此。
比如粮食水分问题，粮库由于要长期贮存必须烘干，这将使成本大幅度增加，而个体企业则收购后马上加工，没有烘干环节而成本低了不少。
这样在同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粮库收得越多，亏得越多。
更大的问题是，“老粮、老库、老人”三大负担，压得各个粮库喘不上气，而中央要求的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和妥善处理的人员安置、老库维修，由于数额巨大使许多地方政府难以承受没有落实，结果最终板子又都打到了粮库负责人的头上。
试想在中国对上负责的官员体系下，如果不是压力巨大，又有几个科级干部敢当面欺骗国家总理
畸形场域下新闻信息简单化、片面化的处理，导致许多“成功”舆论监督的背后，都有对“人文关怀”口号的反讽和当事人的愤愤难平。
因此，作为一个结论，虽然《焦点访谈》一直以来作为电视新闻的荣誉代表，但其场域逻辑依然不具备新闻场域的独立逻辑，那些“用事实说（的）话”，背后始终站着另外一个场域。
而自身缺乏独立场域逻辑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内容构成的浅薄，也伤及场域内部行动者的性情。
仍以《粮食“满仓”的真相》为例，其采写记者在其博客中写道：“我1998年7月刚到焦点访谈的时候，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召集我们开会，教导我们说：‘焦点访谈的记者名气很大，节目影响也很大，有人说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是中央的钦差，但你们给我记住，你们其实不过是一个做节目的人。
’这话当时对我简直是一种震撼
那时，我可是怀着为民请命、为改变中国现状鼓与呼的一腔热血来到焦点访谈的。
没想到，央视却并不要求自己的记者有如此高尚的抱负，而只要求我们作一个做节目的人
几年下来，焦点访谈的经历却让我改变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幼稚。
的确，我们这样的打工记者算什么呢
不过就是一个靠做节目拿钱过日子的人。
……”在网上记者博客、论坛中，类似的无奈甚至悲凉的感受随手可及。
“新闻理想，一个远去的背影”、“我是弱者，因为我是记者”、“有的时候真触及不了，你无法触及，你就觉得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手在阻止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当然是现状了，特别是做批评报道的时候，任何记者都是这样的。
”久而久之，这样的性情系统催生了以下习惯：一部分人在接触选题之初，就开始做“能否播出”的判断，直至对舆论监督选题敬而远之；一部分人采用“即然不能战胜它，就加入它”的策略，利用制度缝隙做“掮客”，孳生了大量媒体腐败的寻租行为；还有一部分人则深感束缚过多，与自己入行的期望不符，干脆改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长时间地坚守，采取变通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新闻理想。
这样职业图景，对于一个需要巨大激情和责任的职业，又意味着什么
三、《焦点访谈》的意义和将来回顾《焦点访谈》创立以来的15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政治沟通的单向沟通格局：依靠大众传媒、官方文件、工作组这三种严密的组织系统来完成。
其中，大众传媒除了依托如《新闻联播》这样的主要管道进行宣传、动员之外，还承担着采写内参的任务，比如新华社编写、按照密级和阅读范围分层的《红头内参》、《内参编辑》、《国内动态清样》、《清样附阅》、《国际参考》、《参考资料》、《报道参考》、《大内参》等。
“秘密沟通”体制，虽然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自下而上的信息，但实际上营造了一个内外有别的“信息金字塔”。
《焦点访谈》作人提供政治沟通自下而上的信息管道，也许是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象下更动人的存在意义。
从这一点上说，《焦点访谈》堪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新闻改革上升到一个新台阶的标志，但当《焦点访谈》面对平均每天500多个热线电话，1000多封电子邮件、500多条手机短信、300多封来信时，这样一事一报式的“舆论监督”，难免要生杯水车薪之叹了。
目前，《焦点访谈》自身也在酝酿着调整，如一种呼声是将“下一个十年”的目标锁定在公共新闻上，认同美国北卡莱罗那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梅耶（philipMeyer）的六个对“公共新闻”的界定：公共新闻要重新树立公共意识，让大家关心公共生活；新闻媒体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关注时间长一点，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事很快转向另一事；不能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还要帮助公众看到事实背后潜在的社会问题的要源；不要只关注极端，关注反常；对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该重视争论的内容而不是热闹的技巧；要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
但是，这种取向本身，又要面临业务上的难度：需要做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以准确把握公众的观点和需要；还要考虑如何有效拓展报道的深度，触及事件的深层社会成因；同时，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与社会调查成本谁来支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显然，如果不首先完成对场域结构的根本调整，那么，《焦点访谈》监督乏力的局面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求：帮忙仿写一篇文言文
小平铭 人不在高，有德则名；话不在多，有理则灵。
斯是邓公，智勇超群。
历史建丰碑，当代创理论。
谈笑论国是，浮沉惊风云。
可以挽狂澜，顶恶风；无“落难”之颓唐，无功高之忘形。
南疆特区设，北国乾坤定。
万众云：“伟哉小平
” 晚晴铭 菜不在精，清淡就灵；酒不在美，举杯就行。
同为“老朽”，淡泊人生。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儿孙常回家，不愁养老金。
可以练太极，习丹青；无是非之乱耳，无名利之劳形。
春游洞庭湖，秋登黄山峰。
笔者云：“何老之有
” 假食铭 技不在高，会冒则名；质不在优，会骗则灵。
斯是餐桌，唯假独行。
农药泡火腿，硫磺熏竹笋。
调料添石蜡，杜康兑毒鸩。
可以黑良心，冲奶粉；无脂膏之醇厚，无果蔬之清馨。
南夺寿，北亡婴儿灵。
百姓云：“何食之有
” 奥运铭 国不在大，技高则名；人不在多，参与就行。
斯是奥运，众星如云。
队员现绝技，教练出奇兵。
场上争金牌，场下叙友情。
一心破记录，论输赢；有拼搏之雄姿，有交流之文明；东土雄狮吼，西方苍鹰鸣。
国人云：“看我北京
” 公仆铭 位不在高，报国则名；权不在大，爱民则灵。
斯是公仆，为党献身。
建设马前卒，改革排头兵。
谈笑讲政治，往来有蓝领。
可以搞调研，访基层；无人情之乱耳，无饭局之劳形。
常思，难忘。
孙文云：“天下为公。
” 掮客铭 品不在高，会吹则名；业不在精，善诈则灵。
斯是中介，唯认佣金。
接待使心术，谈判耍拳经。
眼中有钞票，心头无六亲。
可以丧天理，昧良心；无廉耻之乱耳，无奔波之劳形。
南收好处费，西索违约金。
观者云：“何中之有
” 庸医铭 天津 李名隼 德不在高，猛炒则名；技不在精，穷吹则灵。
斯是“神医”，。
广告见荧屏，“妙手”能“回春”。
揽客靠摇舌，盈门仗鼓唇。
可以设陷阱，敛白银；无法度之乱耳，无医德之烦心。
北刊“神医”照，南载“专家”文。
患者云：“何神之有
” 平民铭 钱不在多，够用就行；食不在精，吃饱就灵。
如此洒脱，唯我平民。
名牌懒过眼，时尚疏耳闻。
谈笑有邻里，往来无阔亲。
可以看电视，侃球经；无私车之累赘，无二房之乱情。
豪宅千般好，不如我客厅。
俗话云：“知足常乐。
”
《神秘花园》这本书的简介
就是这个，完全符合领导要求你讲的贪的危害性，请采纳，谢谢。
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
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
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
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
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
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
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
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
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
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
(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
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
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
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
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
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
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
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
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
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
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
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
“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
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
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
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
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
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
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
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
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
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
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
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
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
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
“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
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
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
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