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甲乙经的简介
出生于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成长于三国魏，成名于魏晋，病故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享年68岁。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以《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本书为蓝本，广泛吸收秦汉时期针灸学实践经验，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对魏晋以前的针灸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将有关脏腑、经络、体质、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根据针灸学需要，专门化、系统化起来，成为条理性很强的专科知识。
笔者以为，皇甫谧在针灸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保存了针灸古文献资料。
《针灸甲乙经》最早最完整地收藏和整理了自黄帝始至魏晋以前针灸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保留了《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基本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云：“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十三卷……杨元孙《黄帝明堂》三卷，今并亡佚。
惟赖是书有其精要。
” 弘扬了《内经》针灸学术思想。
《内经》是中医基础与针灸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始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皇甫谧将《内经》原经文篇、序重新编排，使事类相从，便于查寻。
由于《素问》、《针经》以经文所论，理论说得多，临床实用者少，皇甫谧将《内经》中有关解剖、生理、病理、体质、脏腑、经络、诊断、治疗等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整体性指导针灸理论与临床，发展了《内经》的针灸学说。
皇甫谧发展了《内经》的腧穴学，由《内经》确定腧穴160个，发展到官定348个。
在《内经》循经布穴的原则上，创立了划线布穴法，实现了腧穴和经络在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扭转了临床取穴不统一、不准确的局面，大大方便了临床应用而具有实用性。
在临床诊断与治疗方面，《针灸甲乙经》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卷，介绍了针灸的临床应用，从诊断方法到治疗原则，到特殊穴位的应用及具体病症的辩证配穴施治，使针灸学在临床各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对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集西晋以前腧穴学之大成。
皇甫谧把人体的腧穴，按头、面、项、肩、胸、背、腹、四肢等体表部位，划分为排列穴位的35条线路，例如：背自第一椎循督脉下行至脊骶凡十一穴，这是正中线；背自第一椎两旁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这是第一傍行线。
这样寻找腧穴，便利而准确，且皇甫谧所记载的每一腧穴，都注明了属于那条经脉，如：“天鼎，在缺盆上，直扶突，气舍后一寸五分。
”是针灸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后世孙思邈《千金方》以及王执中《针灸资生经》等均沿用此法排列穴位。
记载经穴别名70多个。
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但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却记载有70多个，既对腧穴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又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提供了方便。
同时补充完善了《内经》的未备内容。
不少穴位，《内经》仅有其名，未说明取法和部位，《针灸甲乙经》对其作了补充，如风府，“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
记载交会穴80多个，既扩大了腧穴的主治，又为考订提供依据，还方便临床选穴治疗，拓展了选穴思路。
如大椎为三阳经之会，不但能治督脉“脊强反折”等病变，而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中级、关元为足三阴经任脉之会，既能治疗任脉疾患，又能治疗足三阴经病变。
提出“脉气所发”穴100多个。
如兑端(督脉穴)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足阳明)为足太阳脉气所发。
增补完善了五输穴的体系和内容。
关于五输穴，虽《难经》对《内经》所述有所补充，但仍欠完整，《针灸甲乙经》进一步增补了手少阴经五输穴，使之得以完整。
确立了针灸操作规范。
《针灸甲乙经》以前，有关针刺深度的记载很少，《灵枢·经水》篇仅有某经针入几分的原则叙述，而《针灸甲乙经》则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如一般头面部诸穴3分，肢末、背部、胸胁处3-4分，肩部5-7分，腹部8-10分。
这样区分不同情况的针刺深度，既保证了针刺的安全，又给后世学者确立了针灸操作规范。
规定了200多穴的留针时间。
书中论述，一般每穴平均留针时间9-7呼；少商诸井穴只留1呼，最多者为环跳、公孙，为20呼(约1分钟)。
规定了艾灸的壮数。
《针灸甲乙经》规定一般为每穴3-4壮；其中头部、颈部、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腋、腹部多为5壮；最少者为1壮，如井穴；最多者灸9壮，如大椎；个别甚至灸到50壮，如环跳。
与现代临床肌肉丰厚处多灸的原则基本一致。
指出了误刺误灸的不良后果。
《针灸甲乙经》载有误针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13个，误灸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29个。
最早应用化脓灸。
《针灸甲乙经》卷三云：“欲令灸发者，灸履鞴熨之，三日即发。
”对后世各家强调“用灸必发灸疮”的主张影响很大，如宋代王执中即主张“凡著艾得疮发，所患即差，不得疮发，其疾不愈。
” 汇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
(一)归纳了不同疾病的选穴经验。
重点是从卷七到卷十二的48篇中列出了内外妇儿各种病症的配穴方法。
(二)记载了500多个处方。
其处方的内容是晋以前其他古籍中从未记载过的，特点有：单方多，即一病一穴或一症一穴，如“骨痹烦满，商丘主之”，“足下热，胫痛不能久立，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较少称取某某经脉，多指明具体穴位，如治疟，《内经》谓间日疟不渴刺足太阳；而《针灸甲乙经》则指出：“疟，不渴，间日疟，飞扬主之。
”；处方内容较少提到用针或用灸，用补或用泻，如“身肿皮痛不可近衣，淫泺瘈疭，久则不仁，屋翳主之。
”虽有“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等记载，但为数甚少；处方近取穴多，远取穴少。
如《手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第六》一篇，对龋齿齿痛，先提到目窗、正营、浮白、完骨、颧髎、兑端、耳门、龈交等近齿部穴位，然后述及合谷、三间等远端穴位；论述了200多种病症的治疗。
有内科病症、外科病症、妇科病症、儿科病症、五官科病症等。
使针灸学传播到国外，在对外医学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南北朝开始，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学就传到了国外，《针灸甲乙经》即是其中之一。
公元七世纪初，日本仿唐医事制度，制定医药职令，规定的医生通用教科书中就有《针灸甲乙经》，之后朝鲜也仿效之。
《针灸甲乙经》也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流传至140个国家和地区。
针灸甲乙经白话精解的介绍
针灸发展史三大里程碑的著作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
1、《黄帝内经》大约公元前2～3世纪，《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医学发展的新阶段，已形成中医理论体系并为临床各科奠定理论基础，至今仍奉为经典著作。
该书包括有阴阳五行、脏象、诊法、治则、经脉、腧穴、剌法、针灸治疗等丰富内容，使针灸理论渐成体系，主要成就有：①经脉方面，已有十二经脉、络脉、经别、经筋、皮部、四海、气街、根结、标本等，各有专篇论述，奇经八脉也有论及。
②腧穴方面：有“本输”、“气穴论”、“气府论”、“背俞”等专论，穴数虽与现行经穴数相近，但穴名与现行穴名有一定差距，符合现行穴名者约160穴，其余多指部位或概算计穴法。
③刺灸理论及手法也提出“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逆而夺之，追而济之”、“以开其门，利其户，针与气俱出”、“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针孔四塞”、“伸而迎之”、“微旋而徐推之”等，包括疾徐、迎随、呼吸、开合、提插、捻转等补泻针法原则。
在剌法方面《灵枢-官针》即有“九刺”、“十二刺”、“五刺”等26种针法，包括取穴法、进针法、出针法、补泻法等内容。
④针灸治疗和取穴：《内经》记载病候180余种，用药只有13方，诸多病候皆以针灸治疗为主，或取其穴、或取其经。
如《灵枢-厥病》中有“肾心痛，先取京骨昆仑，不已取然谷”；“胃心病，取之大都、太白”；“脾心痛，取之然谷、太溪”；“肝心痛，取之行间、太冲”；“肺心痛，取之鱼际、太渊”，这些均以五腧穴为主治。
另外还有治咳“治藏取其俞，治府取其合”，“治瘘独取阳明”，“补其荥而通其俞”等治则。
⑤针具已创制九针，其形态、功能、用法均有较完整记载，包括常用毫针（微针、小针）、放血、排脓、按摩等用具。
⑥阴阳五行学说完整地指导着中医理论，成为辩证施治的纲领。
在针灸治疗上应用天人相应的思想，阐明气血运行、经脉流注经穴的整体观，提出针刺原则“法天则地，合以天光”，“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的因时开穴理论，为后世按时取穴奠定理论基础。
由于针灸治疗广泛应用于临床，也总结出许多针禁、针害等内容。
因此，《内经》的出现，标志针灸理论体系的始创，蕴含着针灸专著的丰富资料。
故称《内经》为针灸基础之作，并不为过。
《难经》的出现，充实和补充了针灸内容，如对奇经八脉的系统论述；对命门学说具有开创性的阐述，详论了原气的生成、运行、功用及与原穴的关系，对《内经》提出的“五脏六腑之有疾者，皆取其原也”的未尽之意，给以精辟的阐述；对腧穴理论亦有发挥，如五腧穴的五行属性，及应用五行理论对五腧穴的相生相克的临床应用取穴法，俞募穴、八会穴的提出及应用；在针刺补泻方面亦有较多发挥，如进针法、候气法、调气法及取穴补泻的泻火补水法，刺井泻荥法、迎随补泻法都有较深入发展。
总之，春秋至秦汉时期为针灸理论体系开创时期，逐步完整充实具体内容，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2、《针灸甲乙经》针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著作《针灸甲乙经》的问世，标志了针灸理论体系的形成，针灸专著的出现，使针灸成为临床的独立学科，开始了临床实践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针灸甲乙经》的理论部分取材于《内经》，针灸腧穴及治疗部分取自《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但做为针灸专著与《内经》已有显著不同。
《甲乙经》是皇甫谧经过20多年编撰，撷取《内经》理论，筑起针灸楼阁，其体例、逻辑、组织材料、目的要求，皆以针灸理论体系为宗旨，以针灸临床为目的，特别是编入《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的取穴及腧穴主治内容，厘定349穴，记述针灸治疗内科病症43篇，外科病症3篇，妇、儿各1篇，共200多种病症和500多针灸处方。
可以说《内经》为中医基本理论、临床各科奠定基础，是指导各科的原则；《甲乙经》则是建筑在《内经》理论基础上的针灸专著，已标志针灸学发展的一个新特征。
3、《针灸大成》《针灸大成》由明代杨继洲原著、靳贤补辑重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
共10卷。
所述内容十分广泛，首论《内经》、《难经》中有关针灸的论述，其次有针灸歌赋选、经络腧穴、刺法针法、灸法、针灸证治、杨继洲医案和小儿按摩法。
《针灸大成》总结了明代以前中国针灸的主要学术经验，尤其是收载了众多的针灸歌赋;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并附以全身图和局部图;阐述了历代针灸的操作手法，加以整理归纳，如杨氏补泻十二法等;记载了各种病证的配穴处方和治疗验案。
中国著名针灸学专家有哪些及他们有哪些代表作
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
《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其主要内容至今仍是针灸滨核心内容，故《灵枢》称为《针经》。
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349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
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354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元代滑伯仁所者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
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14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
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的荒谬理由，悍然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歧视和消灭中医，针灸更加受到了摧残。
尽管如此，由于针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间仍广为流传。
针灸名医李学川公元1817年写出《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361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