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概方面书籍的读书心得
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
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
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
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
对于这一问题，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二,探索$发现 发现一篇不错的毛概读后感 分类:读书笔记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
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
《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
《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
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
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
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
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
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
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
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
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
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
《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
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
《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
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
《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
《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
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
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
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
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
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
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
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
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
《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
《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
这一规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
《讲话》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
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
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工农兵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
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
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共产党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
实际上，《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
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
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
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共产党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
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
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
这说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
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
[20]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
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共产党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
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
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
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
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
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
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共产党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
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
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
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
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
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
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
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
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
《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
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
”[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
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
《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
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
《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
《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
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
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
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工农兵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
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
《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
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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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概的学习心得 经过这个学期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全面学习，使我对思想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大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
一个人的一生，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社会现状，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使命。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把握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前提，只有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清楚认识时代特征，才能保证大学生将来能够适应社会，使大学生能够科学、客观地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来规划自己的成才之路。
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 “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三位一体’的结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新的高度民主辩证地勾画出一个科学完整的党建体系。
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布局出发，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以上理论说明，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各个年代的有识之士，必然是在看清了时代的特征，洞察社会的根本问题后，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来大展宏图的。
选定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念，不懈努力，必然会有骄人的成绩。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为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所谓精髓，对于某一理论而言，指的是能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正确的理论原则，才有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同时，这个精髓又体现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理论基本内容和各个方面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前提和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包含了三层内容：一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即客体；二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客体间的相互联系；三是指人们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
了解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的内容后，重点是怎样做到从实际出发。
首先，要承认实际，尊重客观事物；其次，要认识实际；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依照客观规律办事。
在这三步中，正确认识实际是关键。
具体的认识规律和方法有：全面地看问题，从事物的全部情况出发，决不能见木不见林；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停留在现象表面；用发展的观点对事物作动态考察，不能静止不变地看问题；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等。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实际”，主要指人们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活动，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根本途径。
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实践活动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南；二是科学理论只有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
要判断是不是做到了实事求是，是不是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社会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判定认识或真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为以后的健康成长和事业腾飞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决定了他将如何看待人生中的问题和怎样处理所遇到的问题，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决定了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和科学的人生目标的实现。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路线，它是科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我们可以从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以及基本内容的解读中看到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哲学方法对大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处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们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
这些声音有的可以借鉴，有的则不能。
因为，人生目标有合理的，也有非合理的。
合理的目标，会极大地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之不断地取得成就；非合理的目标，会使大学生丧失信心，一蹶不振。
对此，必须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指导。
从实际出发确立目标后，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目标，不断进行总结和调整，以期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实际，最客观、最有成功可能性的成长道路。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伟大的意义奠定了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可动摇的地位，探索其现实意义，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认识它的同时体会到它的强大生命力，深切感受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丰，灵魂是活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谁有毛概的关于原著文献研读的就是读后感形式的文章
《思想概论》就这门课来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学说.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要谈思想,首先要了解思想的精髓所在.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丰富的内容和理论特色、理论的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各部分内容又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下,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被人们运用于各个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毛概读后感。
如何认识思想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立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思想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正是思想，中国才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脱出来，中国广大民众才能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解脱出来。
但是由于晚年，则1957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对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本文就如何认识思想作出阐述，从思想的源头以及结合中国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以及一些个人的观点。
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
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萌芽和成长。
随着新航路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工业革命的产生，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发展，资本主义逐渐在欧洲展开，代替了落后的封建主义。
然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虽然象征了先进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只不过由封建社会贵族、领主、农奴等多重阶级对立转变为更为简单化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而由于资本家最求利润的最大化，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的金钱交易，使得工人即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
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工资降低，廉价雇佣女工和同工等等，资本家拼命压榨工人的血汗，这种严峻的阶级不平等甚至更甚于封建社会。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也终于引发了工人们的反抗。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并且这种斗争逐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慢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因缺少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几次工人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成立。
②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指引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科学社会主义也从理论发展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斗争失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
然而，中国毕竟有自身的特殊国情。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农民数量广大，这样的特殊国情意味着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经验。
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有过失败惨痛教训，党内多次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历史经验说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过程的形成同时便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二、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思想在中国的革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又指导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
在此基础上，思想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着宝贵的理论指导，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①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主要形成于土地革命前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仅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这样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指出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走上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思想及时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危机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得到系统的总结，并多方面开展达到成熟。
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军事和统一战线的思想，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目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和纲领，论证了党的政策和策略，而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以后，思想得到继续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
在毛泽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反动派，完成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族主义革命最终胜利，中国人民也从此站了起来。
②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当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依据这条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了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三大改造。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解决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③思想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方针和思想。
思想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农、轻、重等各大部门的比例，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和指导。
虽然探索中失败与成功并存，但总体来说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以及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思想与的个人思想思想不是的思想，而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和经验总结。
晚年虽然出现过一些重大失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破坏性影响，但是那是基于晚年的错误认识和倾向上，而不是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之中。
①“思想”概念的阐述起初，中共党人对“同志的思想”、“思想”这两种提法混用，均从个人的思想角度来理解思想。
1943年，王稼祥在《延安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一词，并对此概念进行了比较准确的阐释，尤其将之与“中共二十二年实际经验”相联系。
但这篇文章存在着将思想与个人思想意义混用的表现。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思想被确立为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队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说明思想此时已经变成了公认的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政治上抬高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也抬高的个人思想，所以起初人们容易将思想与个人思想混淆。
但思想上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成就与贡献，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无法仅仅归结为一人。
而本人也表示“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②思想与晚年个人失误1957年以后，由于开始进行了错误的领导和道路探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十年文革”，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使中国错失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时机，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落后了约五十年。
虽然思想不等同于的个人思想，但是对于晚年思想认识上的严重转变，我们还是要进行研究，以便于我们更客观的评价本人以及正确看待思想和个人思想。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及其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1957年后二十多年的曲折和挫折，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认识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冒进的“左”倾错误，在先前的革命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的情绪，以至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努力的作用，在后期则将错误的将阶级矛盾视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酿成了灾难；另一方面，也有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导致，“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中共无法避免的用过去的旧经验旧模式来应对新局面和新变化，使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扩大化，势必会造成失败。
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中国承受着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国内进行的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
于是党内难以抵制等人的“左”观点。
四、小结——解析晚年错误思想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通过以上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作用的回顾，以及晚年个人错误思想的探究，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晚年发上了错误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否说明背离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理论体系。
我认为，虽然自1957年后，政治走向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本人的根本上的价值与思想方法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他本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现方法和政策手段上发生了偏差。
即后期并没有改变他的本质理念，虽有着“左”倾的观点和政策，但并未发展成为“左”派。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研究者布兰特利 沃马克在《在何处误入歧途》一文中称之为“的政治的二阶连续性”。
如通过走向大众并动员他们展开对党内右派的批评，鼓励以群众为导向的政治风格，并进行公开的批评。
虽然这些政策本身是新颖的，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群众观点，依赖群众动员，这些都是比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早的价值和方法。
只是他的这些政策错误的运用了群众观点。
虽然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缺乏现实主义，表现出不以实践为根据，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思想。
但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较少关注政策带来的实际效果，而是转为用他的经验范例作为指导，用一个胜利的经验范例来概括论证所有情况。
“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
”“实事求是”仍是所坚持的原则，只是他将之以一种错误的理解进行实施。
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中共已对前二十多年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重新的走上了正规。
我们不能一概否定的贡献，虽然他在晚年有过失误，但是就其一生而言，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值得人民永远尊敬和记忆的伟人。
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中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仍是指导中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进。
谢谢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