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苏文化》写一篇读书心得
“三苏文化”的继承发展既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打造，更离不开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提高和有效制度机制的建立。
在城市硬件建设中，“三苏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古树木、古民宅、古城墙和韵味悠长的亭台楼榭中。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市政府扩建和修建三苏祠、东坡碑林、东坡布衣雕像、八百进士堂和远景楼的大动作。
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性文化和专业基础，曲终人则散。
所以，还必须建立一支过硬的群众性文化队伍，郏县的 “三苏文化”品位才能越浓越醇!一个“文化三苏”的出现将是郏县发展之福! 当然，从文化的三个层面来理解，“三苏文化”可这样来确定它的载体和支点：一是实用文化。
包括雕版书籍、宣纸、苏词歌赋、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二是艺术文化。
包括苏体字画、建筑艺术等。
三是思想文化、哲学理念，它的载体是人。
总之，应从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两个方面人手尽可能让“三苏文化”更为鲜活具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如今，招商选资，各地纷纷以人为本，举起了文化新旗帜，以城市精神大打文化牌：北京市，围绕“人文奥运”，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杭州市提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大连市提出“创造、创业、创世”的口号„„这些精神都成为了城市的名片。
显然，在鹰城，也散落着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作为三苏文化核心的苏轼所彰显出来的处变不惊、通权达变、豁达乐观、关注民生。
这样的传统文化理应被温故知新，作为一张城市名片存在。
提起这些，市旅游局局长张风岭深有感触，他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旅游产业，挖掘城市旅游文化内涵，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吸引外资、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包括郏县三苏园景区在内，实际上我市不少景区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要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探索旅游文化精髓，把它们打造成一张张城市名片。
” 曾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感而生便甚爱苏轼。
后来又惊讶于所看到的句子：“上下几千年，没人比苏东坡更丰富。
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
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
他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一个苏东坡，胜过十万影视明星。
”何其厚重、何等深奥，如此厚评令人对东坡先生肃然起敬、爱之又深。
以苏轼为核心的三苏园神秘而厚重，三苏文化本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籍，值得更多人来思考研究。
以三苏文化为题写一篇读书心得
在中华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中，翻开了中国以及天津现的新篇章。
在天民六十年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天津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
如今，天津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它那巨大的变化也另我们应接不暇：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立交桥横架长空；快捷方便的地铁见证了时代的进步，高超尖端的科技发明让我们提前进入了原本未知的世界……如果说到天津的历史，当然少不了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鼓楼商业街位于天津老城厢繁华商业区，它是天津的发源地和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一条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一座座雕龙绘凤的亭台楼阁，无不体现了天津悠久的历史，成为了记载天津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而炮台是明代崇祯十二年，为阻止满洲统治势力侵犯而修筑的防御工事。
铃铛阁则是明代万历七年建成的一座藏经阁。
这“三宗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天津历史的特色，成为了天津人民永远的骄傲。
天津为渤海之滨，是一座美丽而又有着六百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城市。
蜿蜒的海河横贯其中，犹如一条巨龙，从三岔口流入渤海之湾。
倘若俯视海河，它又像一条如玉的飘带，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妖娆。
黄昏，在夕阳的照耀下，海河泛着金色的光芒，似乎有一条金纱铺展在上面。
夜晚，当色彩斑斓的霓虹灯逐渐点亮时，音乐喷泉翩翩起舞，美丽的焰火映红了夜空，此时的海河更加艳丽，好似一块巨大的七彩水晶光芒四射。
那座高耸入云的天塔，在它旁边的天塔湖内设有世界一流的大型音乐灯光喷泉组泉、水幕电影。
白天，鲜花草木与湖光塔影相应成趣；入夜，波光夜空间，荧塔与星月争辉…… 还有那银河广场就像一只圣洁无比的白天鹅；还有那独巨匠心的堆山公园；还有那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无不体现出天津——这个极具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天津的美景令我道不尽，说不完。
我爱天津——我的家乡。
它带给我太多的惊喜，我爱这美丽而精彩的城市——天津
眉山三苏祠游读后感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话中，mzd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红星照耀中国十二章概括200-300字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讲述作者对红色世界的好奇，开始深入苏维埃红区的冒险，去探究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共产党的秘密。
并且讲述了张学良和杨虎成与共产党达成一致抗日协议的原因和经过。
第二篇 讲述在进入红区的路途上被白匪追逐的经历，并讲述了国民党通过“民团”这一组织对地方的统治和镇压政策。
介绍了周恩来及贺龙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
介绍了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而参加红军、热爱红军的故事。
第三篇 斯诺终于见到了，介绍了很多他了解到的的事迹，包括他的传奇、他的妻子、他的影响力、平时的生活包括日常的伙食等等，特别说明了他的性格：复杂、有趣、天生精明、精力过人、自尊心极强。
接着介绍了对一些国际人物的看法，包括麦克唐纳、罗斯福，还有他的学习：关于印度、关于哲学、关于宗教观等等。
接下来斯诺将要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论点：“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无法实现的”，然后介绍了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政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与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最后他记述了林彪的一些生平、他在红军大学回答问题的情况、以及一些他观看红军剧社表演和采访红军剧社社长危拱之的一些情况。
第四篇 主要记述了他采访的情况。
通过与的几个晚上的谈话，他了解到了的生平，先是他的早年经历：如何出生、童年时的生活、他父母亲对他的教育，他如何反抗他的父亲，他如何读“禁书”、如何干活等等，然后介绍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情：长沙人民因为饥荒起来反抗和被镇压的故事。
接下来介绍了早期的思想来源、如何从军、如何进入湖南师范学校、北平工作。
然后介绍他投身政治的政治活动：主笔《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反对军阀、组织工人等等，尤其他如何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随后就是作为共产党员的辉煌事迹：参加一大、广州国共合作、组织起义、参与建立苏维埃政府，最后简要记述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几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以及最后通过长征到达甘、陕的历程。
第五篇 记述的是长征的情况。
一开始斯诺简要交代了长征起因，包括蒋介石如何组织第五次围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失败、红军如何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撤出江西根据地等等。
然后介绍了长征的艰苦卓绝：如何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如何遭受严重损失、如何改变战术轻装上阵，重点描绘了红军是如何在大渡河克服重重困难而突破险阻、创造奇迹的。
接下来介绍了红军在过草地、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所遇到的困难。
最后，斯诺通过一组统计数字（18条山脉、24条河流、12个省份、62座城市、10个地方军阀包围）证明了长征的伟大以及长征所取得的成绩：到达对中、日、苏当前命运起重要作用的地区，沿途解释了土地革命目的以及抗日政策，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并训练了游击队。
第六篇 记述刘志丹的早期经历、如何建立了陕北红军以及如何被冤枉的，从中可以看出刘志丹嫉恶如仇的性格和较为激进的革命路线。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中国西北老百姓的苦难，这包括缺乏饥荒的有效赈济手段导致人民大量饿死和以及人民的历代反抗经历，这解释了西北苏维埃运动兴起的原因。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西北苏维埃运动的若干举措，这包括取消租税、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穷人、给穷人提供贷款、合作化运动、妇女婚姻自主权、普及教育、货币改革等等。
最后，文章记述了徐特立以很大年纪参加革命工作、如何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包括军事教育、社会教育站、推广拉丁化拼音等）。
第七篇 记述了斯诺去甘肃边境和前线时的所见所闻。
一开始文章记述了他陪年轻的共产党员胡金魁与农民谈话的经历：一开始大家对红军有些抱怨，比如粮食征收太多等，但一旦跟白军相比，农民们又纷纷记起了红军的好来，包括红军是免税的，买东西也给钱，这些都是白军做不到的。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很多关于苏区工业的内容，包括苏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工业，包括手工业、油井等等。
最后，文章描写了普通工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包括篮球赛、免费医疗、社会保险、读书写字、唱歌等等，并将其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做了对比。
最后总结为一句话：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第八篇 记述了斯诺到达红军一方面军总部后了解到的红军的各种情况。
一开始， 他叙述了他了解的红军的基本状况：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各种军官学校毕业的，包括黄埔军校；红军对妇女持尊重态度、群众对红军的道德有很好的评价，军官伤亡率很高，他们都跟士兵并肩作战，军官与士兵吃穿基本一致等等。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他对彭德怀将军的印象，包括他的生平，他直截了当的作风，还有他迟睡早起、喜欢孩子、关心同志、如何阅读共产主义的读物、如何参加党的工作、对游击战如何高度重视等等。
最后本篇记述了他对红军生活的了解：他们坚忍卓绝、饮食简单、按时作息、列宁室的作用、如何上政治课等等。
第九篇 一开始记述了徐海东的生平，包括其早年的经历、他的强烈的阶级意识及其产生原因（徐家被国民党杀死了六十六人），他如何参加共产党、他如何看到国民党军队对原苏区犯下的残忍罪行等等。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西北马家（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对西北政治的影响，包括各种苛捐杂税、征兵政策等等，以及西北回民的历史和现况，包括深重的汉回矛盾等等，还有红军对回民的争取和策反，包括如何发布针对回民的政治纲领、如何创立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如何在尊重宗教的情况下发动回民革命、如何枪决一个冒充共产党征税的国民党税务官员等等。
第十篇 开始记述了有关红军骑兵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是一些与红军小战士有关的事迹，包括一位红军小战士如何参加红军、红军如何帮助他们家人，少先队员的英勇事迹，他们的精神状态等等。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他了解到的红军如何实践统一战线的情况。
最后，文章重点叙述了朱德同志的事迹，包括他对红军的杰出领导、他夫人的情况、他对部下的爱护、天性极端温和又十分负责任、喜欢读书，然后是朱德的一些早年经历以及如何参加革命工作，以及他与的合作：朱、毛的联合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
第十一篇 开始记述了养马老人的故事，他年纪很大了但还坚决要求参加红军，认为为红军做事值得干。
接下来记述了一位基督徒士兵的故事，顺带介绍了一些红军的宗教政策，然后写了一个围歼民团的故事。
此后，斯诺写了他回到保安的一些生活趣事，包括打牌、饮食等等。
然后，斯诺开始记述俄罗斯（苏联）对红军的影响，共产国际对红军的影响，基本点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中共获得了很大好处，但遇到的一些严重挫折也与共产国际有关，包括1927年的挫折、对拥护革命的19路军的处置，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术防御计划等等。
最后，斯诺记述了他最后一次访问的情况（关于联合抗日、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等等），以及他是如何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红色中国的。
第十二篇 前半部分主要记述了斯诺所看到的西安事变的经过，包括其背景、先兆、事变如何发生、最终如何解决以及如何开始国共合作等等，从事变的解决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于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
后半部分，斯诺主要尝试探究中国革命的未来。
他先是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实现民主，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当前状态，回顾了之前的中国革命历史及抗日的背景。
最后他得出了颇有前瞻性的结论：“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
”
文章读后感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佛教为天竺所传，但如今中国境内的佛教早已被汉化）。
亦称华夏文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
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
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中华民族在神农时代以前的政治形态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领袖是「巫」。
这种说法与传统的认知差异很大，在历史上人们的认知中「巫」是迷信的，「巫」是装神弄鬼没有知识的。
实际上在先民的原始时代「巫」是科学家，「巫」代表知识的权威。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
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
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就教。
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
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
但谁敢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不会被推翻而指为迷信，反科学的呢
另外，人类有两件事情无法自己处理，必须要求助于他人。
一是生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须要请医生诊治。
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总是患得患失，东想西想，犹豫不决，这时必须要请教他人提供意见作参考。
现在的人当然知道，生了病要去医院诊疗。
心中有犹豫不决的事，要请教至亲好友，或者向专家咨询。
在原始时代，这两件事发生了，求助于同一人，就是「巫」。
由古「医」字写作「医」，及卜筮的「筮」字可做证明。
（一）先谈一谈巫的治病，原始时代，先民所害的疾病是很简单的。
多数是饮食不适合，所引发的肠胃病「腹泻」之类，和气候不适应所引起的「感冒发烧」等。
当先民生病去求助巫的时候，巫最初也是用祈祷的方式求助于神。
但是病是现实的，正在腹泻的病人靠祈祷是止不住的。
聪明的巫便改换用食疗的方法，顺手采一些植物给病人吃。
当然没有经过白老鼠、兔子、猴子做试验，直接做临床，是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病人吃的结果，有的病好了，有的没有影响，有的更严重了。
巫又把它记录下来，什样的草治什么病，把植物的形状绘出来。
到神农时候又把它整理归类汇编成「」，所以传说的，就是指此事，绝对不会是用自己做试验。
（二）再关于问事：先民所问的事，以气象为主。
主要是为了打猎。
让我们回想一下，气象台具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尚且无法预测气象的变化，巫又有什么本领可以确实预测呢
然后巫发现对于事情发展的推断，不如用药治病一样那么直接，那么明显，会产生极大的落差。
对于人民的问题，又不能不回答。
聪明的巫对于人民所提的问题不再予以明确的答案，而改采比喻的方式给对方一个暗示。
而其比喻多随兴采用民谣歌词。
一直流传到伏羲，把历代的巫回答人民的答案加以整理归纳成六十四个个案，这就是的由来。
「医」和「易」是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轴，有关的版本流传：在人类没有符号文字之前，是采用结绳记事，的八卦的「阳爻」，「阴爻」是用一个大结，和二个小结分别做代表。
一串一串绳子结挂在墙壁上就是「卦」的由来。
而是由八卦重叠而组合成的，因此每一个的卦是由二个三爻卦相联结，所以便称做「连三」。
又因为三爻卦中没「三」这一卦，只有「山」「艮为山」。
由结绳进步到符号文字以后，把「三」连结起来就像「山」如干卦的排列是「」好像两个山字连结起来的样子，故把「连三」改为（连山）了。
由于文明的进步，人类知识渐开，对周遭事务的认知也有改变，故对（连山）易有所修订整理。
至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把原先挂在墙壁的（连山）易，修改成平面的符号。
发现易的排列，应该由坤干两卦开始。
而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地，故把坤、干排在干卦前面，排在第一，为了正名故改为（归藏）。
一直延用到殷朝。
周文王被纣王政治迫害，被囚在羑里。
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为了避免纣王对他起谋反的疑心，所以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不敢读。
只有弄一本（归藏）易来读，以示胸无大志。
即是文王羑里演易故事的由来。
（归藏）易经周文王修订整理即改名为。
对发扬最有力的是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反鲁，六十八岁获得，发现自己心中一切的疑问，在《周易》中都可以得到满足的答案。
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可见其用功夫之勤。
并为《周易》写了十篇文章，阐扬《周易》的理论。
最后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自叹读易太晚了，假如在五十岁读到《周易》的话，就不必周游列国，到处问道了。
《周易》经过孔子整理后，就定稿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更改只字词组。
所以（连山）、（归藏）、《周易》实际上是一本书，由于版本不同而书名亦有所异。
参看中国古代文化 。
农历 - 武术 - 二十八宿 - 对联 - 龙 - 五行学说 - 八卦 - 中国传统节日 - 中国古代哲学 - 儒家 - 气- 道 - 茶艺 [编辑本段]传统学科： 数学 ：； （三国时刘徽著）； 祖冲之； 算盘 。
天文学：天象观察记录， 发明观测仪器：圭表；浑仪；简仪；高表；仰仪，制定历法(农历)。
医学 ：中医，藏医，蒙药 。
农学 ：，贾思勰著 郦道元著 四大发明 ：造纸术 ，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 。
建筑：参见 ，园林 ，庙宇 ，宫殿 ，故宫 ，阿房宫 ，塔 ，万里长城 ，墓葬建筑 。
绘画：中国画 ，清明上河图 。
书法 ：金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硬笔书法 。
音乐：中国民族音乐 ，中国戏曲 ，传统民歌 。
舞蹈：古代舞蹈，周朝雅乐 ，大舞 ，小舞 ，汉朝乐府 ，唐朝乐舞 ，现代舞蹈，彩带舞，武功 ，扇子舞 。
戏曲：京剧 ，评剧 ，越剧 ，粤剧 ，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 。
曲艺 ：相声 ，歌仔戏 ，皮影戏 ，布袋戏 ，南曲 ，高甲戏 。
戏曲影视：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史 。
服饰：参见中国服饰 。
饮食：请参照中国菜 。
八大菜系 ：川菜 （四川菜） 湘菜 （湖南菜） 粤菜 （广东菜） 苏菜 （江苏菜） 鲁菜 （山东菜） 浙菜 （浙江菜） 闽菜 （福建菜） 徽菜 （安徽菜） 筷子 教育：国子监 ，太学 ，科举制 ，私塾 ，书院 ，翰林院 。
文学：参见中国古典文学 。
中国神话 。
中国寓言 。
中国典故 。
中国小说 。
中国诗词 。
体育：象棋 -- 围棋 -- 武术（功夫） -- 气功 --点穴 --针灸。
华夏文明的文化逻辑与“天圆地方”说存在密切关系。
当然，如果我们认识到井田制度的文化来源——“疆理”农业和“疆理”规划对土地产权初始界定的作用和意义。
那么，从“天圆地方”和“疆理”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而这种文化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贾湖文化时代。
所以，井田制度的破解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夏、商、周三代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起源问题。
文化、政治、经济及其制度安排之间本来就存在整体性的结构关系，只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予以必要的揭示而已。
实际上，重商主义并非谁试图摆脱就可以摆脱得了的。
制度安排应当是探讨文明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也是讨论一定社会结构经济性质的一种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