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廉政故事读后感
政故事《禹王戒酒》有感 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事，特别是他为了治三过家门不入的传说是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可是禹王曾下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戒酒令，而且这一道戒酒令与廉政有关，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廉政令，这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故事是这样的，大禹有一个女儿名叫游春，有一年春天，游春在路上偶然闻到一股奇香，她寻香便找到了一个叫仪狄的家里。
原来仪狄是酿酒的，他酿出的美酒又香又醉人。
游春一喝，不由得感到浑身舒畅，便把仪狄请到了王宫里去酿酒，说是等她爹大禹回来好喝。
仪狄酿的酒好，王宫里的人没一个不想喝的，有些人趁大禹不在，便经常饮酒作乐，自然这样一来就耽误了办事。
后来，大禹治理了九条大河回来，游春就立即将美酒献给大禹喝，大禹喝后也觉得味道好极了，便连喝了几碗，于是大醉。
一醉就两天昏昏沉沉什么都不想干。
酒醒后，大禹猛然悟到酒喝多了要误事。
于是，他把臣子们召集起来说：“酒虽好喝，但难免误事。
”还断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于是下了一道戒酒令，不准人们再酿酒、饮酒。
可是，仪狄还是偷偷酿酒，并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到了商纣王时代，这个暴君为了饮酒作乐，专门把仪狄的传人召进王宫大量酿酒，把酒装到花园的大池里，把肉挂在树枝上，“酒池肉林”荒淫无度，最后亡了国。
后人通过历史故事总结出这样一句带有真理性质的名言：“禹王戒酒传天下，纣王酗酒失天下。
” 这个历史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美酒、美味、美色味道好极了但凡是人谁能不喜欢，何罪之有
在这个世界上生来就抗拒美好东西的人恐怕在正常人群中是找不到的，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嘛。
但是当美好的东西成为了一种诱惑的时候，人们面对诱惑就各有不同了。
比如，诱惑在大禹这样的人面前马上就变成了一座警钟，立刻让他联想到“亡国”的大事上去了；而在荒淫无道者商纣王那里，诱惑就成了一把利剑，一让他亡了国，二要了他的命。
历史之鉴使人警醒，虽历经上下五千年其教训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犹在眼前。
怎样做好国税局收入核算科工作
一、税收计划、预测分析工作。
年初本科根据市局下达的税收任务编制税收计划，科学分解税收任务。
为准确掌握经济危机对我县经济的影响及税源的变化情况，科室抽专人对所辖重点企业进行了细致的税源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开展了税收与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为领导指导征收工作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加强税源预测分析，时刻关注政策、体制、市场变化以及招商引资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我县的重点纳税企业、小规模纳税企业、个体税收进行了纵向、横向比较，通过比较使市局和县委领导对我县的税源、税收情况及我们所做的努力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二、加强宏观税负分析、税源监控工作 收入核算科把税收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常规性工作。
每月负责采集，整理全局的微观税负、各重点企业税负及各行业税负，进行旬、月和季度的税收分析。
及时指出各项指标异常的现象。
为加强税收征管提供了十分详实的资料。
加大对重点税源企业管理，进一步扩大重点税源监控范围，及时掌握重点税源变化情况，增强了税收分析的预警功能。
三、数据质量管理工作 按照市局的工作要求，加强信息化数据管理，围绕“零差错”理念抓监控，牢固树立“数据质量无小事”的观念，不断提高数据质量管理水平。
一是加强差错预防。
二是严格数据审核。
三是抓住监控重点。
严格落实“自审”、“互审”、“复审”三审制度。
要求数据管理员定期对照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项的进行清理和整改，全面提升数据管理质量。
在市局组织的七项数据质量考核中取得了较好的名次。
四、税收会计、统计工作 认真做好与银行的对账工作，确保了每月会统报表数据与综合征管软件中的报表数据、国库收入数据相一致。
按照市局的计统工作要求，及时准确上报各种数据和资料。
严格执行组织收入原则，认真审核各种退税的真实性，退库的合理、合法性，严格按照县局的要求及时办理退库。
进一步规范欠税控制措施，切实抓好催缴工作，确保安乡县国税局 20××年再次实现“零新欠”。
五、票证管理工作 认真落实新税收票证管理制度。
在保证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彻底梳理了科室过去的所有规章制度，使票证管理所有工作的细节（如取票、消号、对帐）制度化，责任到人，严格执行市局制定的税收票证“按日审核制”和“按日销号制”，在检查中出现问题的相关责任人员，按制度进行责任追究。
根据市局关于认真开展税收票证检查工作的通知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进行了税收票证的自查、整改。
使我县的税收票证管理工作再次得到了市局领导的高度评价。
六、预防教育工作 一年来，收入核算科的同志积极参加党风廉政建设，观看预防教育的警示片，时刻做到警钟长鸣。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收入核算科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梳理。
科室人员按时参加纪检日学习活动。
针对学习案例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每个干部都写出了深刻的学习心得，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警示教育活动，以及反面典型教材的学习讨论，使我们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思想受到深刻洗涤，更是从中得到一些深层次启示和警醒。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知得失”。
收入核算科工作存在的不足： 1、宏观税负分析方面：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配合，总结宏观税负分析成效，及时反馈信息，将情况用文字材料汇报。
征、管、查互动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要充分发挥宏观税负分析互动作用。
2、数据质量管理方面： 电脑信息与纸质资料不一致，税种登记行业征收品目不匹配， 需进一步加大数据监控力度，把好综合征管软件入口关。
3、干部思想作风方面：须加强工作责任心，热爱本职工作，要增强爱岗敬业的意识。
4、业务学习方面：业务学习风气不浓，需在收入核算科形成一股学业务、勤钻研的良好风气。
如何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档案管理工作
如何加强基层纪检档理工作 摘要检监察档案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纪检监察档案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影响到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浅谈；检监察；档案管理 一、纪检监察档案的概念和范围 纪检监察档案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职能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本机关的会议、审查、审理、巡视巡察、信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材料。
其范围可分为案件档案、文书档案、巡视巡察档案、信访档案、人事档案、廉政档案等。
二、纪检监察档案的作用 一是查考和服务工作的重要依据。
纪检检查档案是纪检工作的真实记录和写照，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对于帮助我们实现查考和研究历史提供极为便利的条件。
规范详实的档案有助于办案人员在查办各类案件时能快速、准确的找到法律依据，准确定性，以提高纪检工作人员工作效率，工作能力，充分发挥纪检检查档案的价值，从而快捷高效地为纪检监察工作服务。
二是宣传教育的重要教材。
纪检档案内容丰富，尤其是案件档案凝聚着广大纪检干部的辛勤劳动，积累案件办理的宝贵经验，同时也记载着一些党员干部蜕化变质、腐化堕落的事实，利用案件档案材料剖析反面典型，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发案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又可以有针对性的加强防范措施，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三是对办案质量有监督作用。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时，要按照办案方
在贞观之治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苦难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徵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
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
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
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
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
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
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治世治绩：唐太宗在位23年，励精图治，对内则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则击败北方强权东突厥，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
以下分述贞观之治在各方面的治绩： 1.亡隋为戒隋末民变，使太宗认识“民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
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2.君主贤明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3.贤臣辅国太宗为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因有既往不咎的前提，群臣多为贤能之辈，勇于上谏。
贤臣中尤以房玄龄、杜如晦最著，时人称“房谋杜断”，其他如李靖、魏徵、尉迟恭等，人才辈出，均名重一时。
4.吏治清明太宗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5.平定四夷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唐朝疆域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西北各族共尊太宗为“天可汗”。
由是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太宗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太宗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
金中住宿所需的东西
历史上把李在位期间的统治局面称为观贞之治。
李世民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初，由于杨广统治后期暴虐无道，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
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杨坚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杨广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
) ，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
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李世民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杨广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李世民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
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
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
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疆域：由于李世民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政治：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
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
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
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
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
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
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变，使李世民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
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李世民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房玄龄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绩、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李世民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李世民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李世民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世民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李世民以杨广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被称为“谏臣”，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李世民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
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李世民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李世民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李世民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李世民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李世民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
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由于李世民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
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
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李世民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
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
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李世民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李世民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
李世民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
李世民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声威远播。
加上李世民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李世民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
李世民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
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
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
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
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
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
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经济：李世民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
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
李世民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李世民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
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
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李世民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李世民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李世民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
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
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
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
平均每户4口人。
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民族：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
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
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
李世民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外交：李世民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步辇图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
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
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
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
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文化：在文化方面，李世民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李世民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文学馆复原图即位后更在京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李世民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李世民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
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社会：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读《李世民转》有感觉2000字
关于隋炀帝“没有隋炀帝就没有唐太宗“李世民其实不单看到隋朝的灭亡，也看到它的兴旺；正是由于隋朝的盛威，使李世民不免可惜它的衰亡。
李世民在贞观初曾说过：“炀帝威加中国，颉利跨有北荒，叶护国富兵精，雄据西域，此三君者，可谓盛矣。
”他在位初年的抚民以静，不单可解释为他克制私欲，也可解释为当时尚缺乏达成他的愿望的那种物质条件。
贞观期的政治取向，与其说他有好大喜功的症候，不如说他对隋炀帝所为“爱憎交织”来得贴切——一面恐惧自己走上隋场帝的结局，另一方面却不能不以他的成就来作为衡量本身帝业的标准。
从炀帝时有专为外国僧人求法的设施一事来看，当时的国学若有留学生实不为奇；唐太宗时各邻邦君长子弟到中国学习，可算是前代措施的延伸或扩展。
李世民征高丽，相信超越前人隋炀帝功业动机多于国防理由。
唐室击败东突厥后得到西北各族拥护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炀帝朝与中国交往得到不少好处，而不仅是由于唐太宗的“德政”。
如果炀帝在中国有九百万户时出征吐谷浑是劳民，则太宗在只有三百万户时派兵讨高昌、龟兹亦应得到同样评价，而日后高宗、武则天多次建立安西四镇更是太宗带来的后遗症。
关于李渊在评述李世民登基前所立军功之余，却完全忽视了李渊在战阵后方推行的种种政策。
从他所下诏书中可知，李渊曾劝农，置社仓，放宫女，禁行刑屠，禁献奇兽异物，令民食于宽乡，罢差科徭役，禁言符瑞，令陈直言，增官掌选事，行新律令，释奠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令诸州举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措施效果有限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能否认，唐太宗为后人乐道的善政，皆可在李渊任内找到渊源，这些措施不少也是前代遗制。
因此，李世民在位时采取的各种政策，实在必然性多于自发性。
评价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应更多地从推行各种政策的成效来考虑。
关于经济建设贞观十八年，太宗出巡雍州，发现本应受田一百亩的农民只得三十亩，于是下令官府找出田少者，迁就宽乡。
这件事，赵、许著（105页）和胡著（103页）均认为是太宗认真执行均田制的事例。
但雍州是京畿所在，李世民在位十八年，王都附近的农民竟仍然未获得充分土地耕种，需要皇帝亲自干涉，实在有多种可能。
一个是均田制已发展至顶峰，出现土地兼并情况，政府无力于涉；另一个是官员一直未有严格贯彻执行均田制。
不论何者，均难说是均田制成功的表现。
关于用人在文治上，首先，论者多夸张了科举制的作用。
只要看看唐初明经及进士的有限数目，他们及格后能得到的低微官阶，及当时以这条途径入仕宰相的比例，这点不赘自明。
其次是李世民收纳到的人才，主要是凭个人主观决定。
传记作者所谓太宗量谋通变，扩大宰相范围，便是这种有强人政治色彩做法的结果。
领袖慧眼识人提拔高官可能比循资晋升来得有效，但太宗的做法也有其可商榷之处。
例如魏征性不习法，位为侍中，太宗却要他负责尚书省的法律问题；卢承庆任兵部侍郎，太宗又以他兼理官员选举事，卢虽然指出这有违职权，太宗却坚持己见。
这种作风带来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吏治唐初吏治，地方远不及中央。
其中原由，可以从马周在贞观十年的上书中略见端倪：“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
唐太宗并非忽视吏治，贞观八年，他已经知道：“连帅刺举，或乖共理之案，县司主吏，甚多黩货之罪”，因此派使巡行天下。
地方官的不理想，迫使太宗在贞观二十年又不得不再次派使巡察，结果多所贬黜。
由于不服判而上诉者甚多，太宗亲自审理，发现能升擢者只有二十人，其余死罪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除免者的犯罪，包括所谓十恶、受财枉法、私铸钱、奸盗略人等。
唐初有县一千五百多，有问题者达数百千人，可知地方吏治的好坏，实不能只靠旧史中良吏传的几个样板人物来断定。
关于纳谏唐太宗的广开言论是应该肯定的，但求谏与纳谏不能混为一谈。
贞观四年，太宗有意巡幸洛阳，修筑宫城，结果张玄素上谏阻止。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又上书批评，太宗大怒，后得魏征说项，免死之余还得赏物。
论者均赞扬太宗纳谏，却忽视了皇甫的批评显示了洛阳宫已在修筑的事实，亦未注意到太宗可能未因皇甫的意见而停止工程。
三年后，太宗终于游幸洛阳，他自称修筑洛阳旧宫“无所改作”，不过是在大水毁损民居后，恐怕人民指责他奢侈营造带来天灾而作乱时提出的辩解。
从他答应用“自外材木”协助灾民修建居宅一事来看，可知他到了洛阳后，营造仍未停止。
关于晚年在309页（二版）的袁、王著中，到第280页始告知读者，唐太宗从贞观六年起开始，逐步背离自己的诺言；从十七年起，他的晚年近乎一无可取。
共258页的胡著，亦只在第221页开始讨论太宗晚景，认为他当皇帝“真正朝气蓬勃的时间不过十年，从贞观十年以后就在下坡路上越滑越远”。
在400多页的赵、许著中，第120页便提出太宗朝当以贞观十一年为界，主张后期不如前期。
袁、王著较详细，亦未载战事的准备曾经引致少数民族的反抗，迫使太宗不得不出兵镇压。
事实上，从史籍中所见，支持该役的朝臣只有李绩，属于少数派。
由贞观十六年民众为了避役而效法隋时自毁肢体一事来看，人民眼中的唐太宗，早已成为另一个隋炀帝。
政府不单没有试图减轻人民负担，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将犯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李世民无疑多少明白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故此在十八年的征辽诏中，特别强调这次军事行动与隋炀帝时不同，极力去消除群众的疑惧，结果“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大半”。
说明太宗虽然没有不顾民生，但他的决定不单欠缺人民支持，兼且带来极度的不安。
贞观前期无疑有其灿烂一面，但后期的种种阴暗处，同样可以成为反面教材。
关于贞观之治在唐代，贞观之治一词并未流行。
同词在范祖禹的《唐鉴》曾出现，在成为后人注《贞观政要》时的常用语后，开始变质。
贞观之治与其他“x x之治”是否近代教育家为方便弘扬中国历史的光荣面而创造的一组褒词，有待深究。
《贞观政要》用儒家观念把为君之道具体的纲目排列出来，选用贞观朝事迹去引证，故易为后人接受，广为流传，唐太宗成为古今论政者偶像，与此书的成功有莫大关系。
但《贞观政要》很可能是玄宗朝史臣吴兢在屡谏无功、失意政坛后凭史寄意之作，总之是并未全面反映贞观政治。
可以注意的是吴兢另外著有《太宗勋史》，此书虽已失传，但单从书名不难想象当属“歌德派”著作。
他政治上的英明，正如在战场上一样，表现在成功地把握时机，充分地利用资源。
他缺乏隋代盛时的丰富物质条件，却把中国再度推上国际舞台成为盟主；他身处的年代仍遗留着前代的政治投机主义，他却以怀柔高压手段，和缓了国内不同势力，减低纷争出现的可能性；他虽然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却懂得“先存百姓”，故此他尽管劳役百姓，却未引至大规模暴乱。
他的长处，不在创造而在顺应潮流；但懂得观察潮流，小心不为覆灭，并非易事。
然而要评价李世民，必须把他的统治思想、实际行为与最终效果分开讨论。
要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莫过于他亲自执笔的《帝范》，书中亦儒亦法的道理，正是中国皇帝把握和运用权力的结晶品，与现代领袖学的原则异曲同工，开日后武则天《臣轨》、《百僚新戒》，徐坚《初学记》以至吴兢《贞观政要》等统治阶级教科书先河。
唐初何以少见“兔死弓藏”、“杯酒释兵权”一类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是否因唐室是个传统贵族军事政权，有别于汉及宋代的新兴政权
唐太宗的影响，哪部分是由他主观愿望和直接行动所致，哪部分是偶然事件和客观条件造成
常用的功过二分法无疑便利，但是在将事物分为功过的时候，评者能否意识到一件事可能会同时有功过并存的矛盾性质，也因人、地、空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