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 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
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
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
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
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
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
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的刺激，全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的思想日益高涨。
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有什么意义?
捍卫国家主权，保卫人民生活，凝聚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地位。
清朝是怎么灭亡的
钓鱼岛问题是2012年国际上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2013年考生来说：不仅《形势与政策》有可能考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学科也可能涉及，所以，考生必须把握此问题的基本的知识点。
早在十四、十五世纪中国就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
在明朝初期，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中国就将钓鱼岛列入防区。
清朝不仅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而且明确将其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并改称冲绳县。
此后不久，日本便密谋侵占钓鱼岛，并于甲午战争末期将钓鱼岛秘密“编入”版图。
1895年4月17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钓鱼岛等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给日本。
1900年，日本将钓鱼岛改名为“尖阁列岛”。
1943年12月《开罗宣言》明文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国收回日本所侵占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国际法上业已回归中国。
1952年美国非法将钓鱼岛纳入托管范围，1971年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
美日的这些行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效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是明确反对的。
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严重困难是日方一手造成的。
20世纪70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
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举措，特别是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背离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和共识。
这不但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和挑战。
日方必须正视现实，承认争议，纠正错误，为妥善处理当前事态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使中日关系早日回归正轨。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本质上是不能彻底反省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
中国坚决反对和遏制日本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
高一历史必修一各单元要点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主要内容：发展工农业；训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等。
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变法背景国际背景经济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
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
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
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社会背景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逗势力范围地，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
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主要人物康有为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逗公车上书地，又未上达。
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
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
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
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
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
后在逗学海堂地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
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逗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地。
梁启超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逗公车上书地。
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逗百日维新地。
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
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逗舆论界骄子地。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逗嗜杀擅权地、逗克扣军饷地，逗诛戮无辜地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
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8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袁世凯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主要内容政治方面（1）开放言路。
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逗指陈利弊地，逗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地。
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逗堂官地（首长）代传。
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2）精减机构。
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3）任用新人。
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逗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地（秘书），参与新政。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逗懋勤殿地，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 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铁路矿务总局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 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教育改革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主要措施为：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目的目的：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①两大政治目标：挽救民族危亡 ；发展资本主义②救国方案：主张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改革，兴民权、设议院，走君主立宪道路，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将古老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结果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失败原因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直接原因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
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
西太后最初曾指示逗今宜专讲西学地，慈禧太后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逗改制立法地的祖师爷。
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
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
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
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
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14]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逗和平地逗合法地方式。
影响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
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光绪 (2张)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
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
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逗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
地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
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
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
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逗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地。
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
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逗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地。
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
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
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逗兴中会地（孙文）与逗维新派地（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
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评价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
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
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
维新派只敢讲逗民权地，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逗民主地，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
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逗启蒙地，曾提倡白话文和逗小说界革命地。
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
除逗小说界革命地外，维新派继续倡导逗诗界革命地、逗曲界革命地、逗思想革命地、逗道德革命地、逗宗教革命地以至逗史学革命地。
[14]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比较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
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
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2] 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
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
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逗九五之尊地，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
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
谭嗣同说：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地。
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
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逗无限权力地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
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
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
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
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
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
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这从光绪帝与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间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光绪帝纳几个妃子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废皇后重新立后可以说阻力极大，顽固派是不会允许的，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逗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地，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逗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看地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
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
这是慈禧企图再度逗临朝训政地，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
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
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逗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
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
地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逗诺亚方舟地。
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逗六君子地，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
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逗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
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
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地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藩、萨摩藩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级武士为主，也就是日本版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自己武装力量和组织基地，以逗开港倒幕地、逗强藩割据地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
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逗船中八策地、逗王政复古地、逗辞官纳地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逗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地，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
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
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逗兰学地。
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逗开放地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逗救亡地和逗兴中地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
林则徐、魏源的逗师夷之长技地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逗男女平等地、逗单一神权地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逗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地……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
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
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逗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地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
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逗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地、逗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地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
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
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
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逗黑洞地，变得杳无踪影。
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
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有阶段性，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也就是说，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一个适应的阶段。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逗四民平等地；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
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
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
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有人说，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侵略性战争的实质是为了占领领土，掠夺财物，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也有人说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还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甚至有人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
从现在的客观角度看，关于殖民主义，应该承认其存在的两面性。
首先，在经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常年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安宁的前提而无从谈起。
可以说侵略是在不断的汲取中国的原有财富。
但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被逐步破坏，取而代之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大刀阔斧地调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文化方面，中国遭到的是可与焚书坑儒等量齐观的巨大打击，从万圆之圆－圆明园的彻底性毁灭，到莫高窟敦煌经卷的大量流失，中华无数灿烂的文化精髓只能与我们这一代人失之交臂.奴化教育，文化入侵同样改变着大国的作息，无数优秀传统被无情的丢失与遗弃。
但同样，建立在儒法统治思想基础上的封建王朝，导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弊病在这场侵略中得以消除。
不能不承认，儒法统治束缚民智，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特点也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面前得到改善。
而且囿于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压制，统治阶层也绝无可能主动变法，即便统治阶级有心变法，也无力回天，王安石、谭嗣同的不幸就是最好证明。
最后，在政治军事方面，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的方式是军事侵略。
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用军舰和大炮进行武力威胁，发动侵略战争，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逐步升级，蚕食着中国大片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的逐步控制必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
中国人民开始通过学习先进的革命思想与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这主要是侵略造成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科学意识的建立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的。
所以，从性质上看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掠夺行为，但从客观结果看，还是对地域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侵略战争是残酷的，是可耻的，侵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合理借口，我们永远热爱和平。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的内容
《从鸦片到五四运动》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期重大的历史事件，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
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
虽然有些具体的结论在学术界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还是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引为参考。
纵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以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富于创见,颇具影响,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得到学术界一至很高的评价。
该书系统地叙述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历程。
作者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
作者认为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可以把1840-1919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和农民战争时期；第二个是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
我相信读者们按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去了解那段历史一定不会觉得枯燥，而那些一件件一桩桩悲痛的事件都让每一位爱国人士都深感沉重，悲痛不已。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
而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思想文化的沉闷，各级政府的腐败，为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以及租界的出现。
到了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等人利用被“修饰”过的上帝和人民的迷信号召农民起义，拜上帝会（附：我之前看了一本名叫《中国历史之谜》的书，书中否认了拜上帝会的存在，认为只是后人的误解，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与太平天国交战的清朝官吏的奏报及书信上没有出现“拜上帝会”字样，对此不知老师有何看法
）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
洪秀全等人上台后，官民制度两种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灭亡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也暴露出了仅靠农民起义的弊端，因为虽然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 权变和机灵，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阻碍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再后来，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但以本人的浅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
当时社会和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推行资本主义，这其中需要一个类似君主立宪的过渡阶段，而那时的中国不得不处在了一个不土不洋的尴尬阶段。
而且当时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比如清末的土地兼并问题、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等等。
他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倘若一直走下去必定会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新面貌。
不幸的是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走，更是将中国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正如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民主革命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这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没有把任何社会现象都归结于阶级问题，或者只是用阶被级根源来解释，也没有把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当时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
所以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
作者着墨不多，用事实再现了那段悲痛耻辱的历史，着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对民族英雄的钦佩敬慕之情和对卖国贼的愤怒不满。
这么多次的革命最终都悲壮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苦苦地挣扎，救国之路该怎么走
强国之路又该如何
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深思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中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巧妙地化解各种危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倒。
该书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我曾在别的一些文章里看到其他有观点认为谋略处是不存在，不知到底事实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