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的方言俏货是啥意思
我就是张北人，方言俏货就是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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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的方言
《详解张家口及各属县方言及其历史成因》缩改版。
在学术上，张家口四区十三县除蔚县外，各地方言均属于晋语（蔚县西部存在争议）。
晋语在80年代被语言学者李荣首次从北方官话中单独列出，其主要依据是晋语保留了古入声，从而在学术界引起长达二十多年的关注和争议，也从而大大促进了晋语的研究。
当然，保留入声这一点并不足以使晋语完全从北方官话中独立从而成为和粤语、吴语、闽语等并列的一种大方言，因为南方各方言基本都保留了入声——晋语还有许多其他非常独特和古老的特点，以后慢慢介绍（关于晋语的地位问题，仍有极大争议，本文就不讨论了）。
那么什么是入声呢
诗词里面常说的平仄问题，里面的平是指平声，仄就是上、去、入三个声调。
在绝大部分现代官话中，入声已经消失，而并入其他三个声调，比如北京话和普通话。
关于入声，我就不说什么学术上的定义了，看这几个字：一、七、八、十；吃、喝、德、渴；做、鹿、哭、说；踢、切、憋、捏；只要会说张家口各地方言的，用方言念一下，应该都能感觉出来什么是入声了，就是这几个字的韵母部分最后有一个气流突然阻断的感觉，很“促”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入声。
为了简单，可以用拼音表示为 k，比如：七 qiek，最后的 k 给口型，但是不出音，就能感觉到入声的发音特点了。
古汉语入声有多个韵尾，在晋语中合并为同一个喉塞音韵尾，国际音标（IPA）表示为
，即问号，来代替上面提到的 k。
知道了入声，就了解了张家口各地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晋语能独立于北方官话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在北方大部，传统的淮河-秦岭一线以北，只有晋语还系统地、大面积地保留有入声。
那么，为什么叫晋语呢
有的网友已经猜到了，和张家口方言类似的同属晋语的方言，中心区域大部分处在今天的山西境内。
这就要说到晋语的分布。
学术界给出的晋语分布范围包括：山西（除西南部靠近陕西的运城全境、临汾大部、大同属县广灵以外——广灵和张家口蔚县相邻，情况一样，下文讨论），主要城市：太原、大同、长治、阳泉、忻州、朔州、吕梁、榆次、晋城；内蒙古太仆寺旗-二连浩特一线以西到乌海-临河一线以东，也就是常说的西蒙，主要城市：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集宁）、巴彦淖尔（临河）鄂尔多斯（东胜）；陕西延安以北，也就是常说的陕北，主要城市：榆林、延安；河南北部黄河以北靠近山西的地区，主要城市：安阳、新乡、鹤壁、焦作、济源；河北张家口，邯郸西部、邢台西南部、石家庄西部这些临近山西的地区，主要城市：张家口、邯郸。
晋语又被细分为八片，即八种次方言，即并州、张呼、大包、五台、吕梁、上党、志延、邯新八片。
其中，和张家口方言最像的是大同、太原、呼和浩特，其它城市的方言在科普阶段不必了解。
张家口方言属于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方言），其他片不详细介绍。
下面说张家口各地方言的历史成因和语音特点，因为这两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联系起来更容易让大家对家乡方言有一个立体的认识。
另外，说到入声，《卖炭翁》就是押入声韵的，大家可以用咱们张家口各地方言念一下，比用普通话押韵效果好多了。
《卖炭翁》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请注意，下面有些观点就比较属于一家之言了，具体的问题大家具体对待。
当然个人感觉我的观点还是基本不太离谱的，呵呵，有点自恋。
废话少说。
张家口各地方言，虽然在学术上均被划为晋语张呼片，但实际上各地口音也有不同，不过这些不同在外地人耳朵里也许听不出来。
而张家口方言和呼市、大同、太原方言的相似程度恐怕不是晋语区的人也很难分辨。
这些问题涉及到张家口地区的历史行政区划、山西移民历史、晋商历史、近代张家口城市地位等问题。
这里说的张家口方言，主要指张家口市区“此地话”+ 各区县方言。
针对的主要是县域方言，因为“此地话”在市区越来越式微了，只有桥西蒙古营、下东营、碱店巷、元台子、堡子里等，这些桥西老城区的一些上点年纪的人还在做为生活用语使用，这也是挺悲哀的一件事。
由于京津经济的强势及普通话教育的推广现在社会上对于土语有一种鄙视的心态。
张家口市区可以说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的方言岛，尤其是年青一代，上点年纪的也大多在家庭内部使用，公共场合方言不常见（251和附属医院除外，县区来看病的人比较密集）。
仅在一些市井街头各区县务工生意者和此地话混合杂乱，张家口各地口音大杂烩颇为壮观。
方言在广大农村还是很顽固的，你去村里说普通话，认为你“谝piek 侉~”。
县城也以当地方言为主，但是县城的口音就比农村要带一股官腔了，没有那股土气。
宣化区和下花园区当地方言人口居多。
张家口方言有很多词汇是晋语中普遍存在的（当然在普通话中不普遍），也有很多词汇是张家口本地独有的，即便相近的大同、呼市、太原也没有的词汇。
同时，方言词汇的书面表达，涉及到一个正字问题。
这就是说，同一个字或读音，在普通话与晋语中有其他不同的含义。
各县区方言词汇和语音不尽一致各有特色，望有心人归纳整理。
有个小发现：安ngan、熬ngao、饿nge 、爱ngai，这样应该就能知道 ng 的发音了。
普通话中 ng 声母大多脱落，而晋语中还保留着，有个别脱落g而成为n的。
怀来话的第一人称mang，和山西五台部分地区同源，阎锡山（五台人）被蒋宋嘲笑的口音，就有一句：蒙不饥（我不饿）。
张家口临近北京的地区被官话化的非常厉害。
另外老北京话其实也有很多晋语底层词汇，但是调类和张家口迥异。
北京属县延庆其实和怀来下花园赤城一代口音一样，但由于离北京市区较远，曾经又是张家口属县，延庆的老一代人也不大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延庆人也说“去”北京。
但延庆话是划归北京官话京师片的。
可能有的时候行政区划也是一个因素。
延庆话可能由于使用者年龄都偏老，年轻人都是一口类似京腔的延庆北京话，和北京内城话差不多的样子，延庆社会上也流行京腔，加上行政上属于北京，所以被划为北京官话。
怀来、涿鹿一带不论年老年少，还是以当地方言为主的，所以至少目前难以划为北京官话。
个人而言，喜欢晋语，喜欢咱们张家口的方言。
一是因为是母语显得亲切温馨，二是因为晋语比较存古词汇语调很有特色，三是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和深厚的家乡感情。
说说张家口方言的调类。
古汉语原有平上去入四声，大家上小学都学过普通话拼音，也有四声，其中一、二声分别是阴平和阳平，三声是上声，四声是去声，普通话没有入声。
张家口大部分方言有五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去、入。
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多了个入声。
其他四声读法可相对应但读法各异。
在普通话中读一声和二声的字，在张家口部分地区方言无法区分，这就是所谓的“平声不分阴阳”。
万全、怀安的入声分阴阳，而在其它地方所有的入声字都只读一个声调。
其实除了万全、怀安，在有些地方老人也能区分阴阳入（比如尚义、康保、张北等地的老派），只是新派基本不分，或者对阴阳入字不太明确。
这就是说万全、怀安有五个声调，平、上、去、阴入、阳入，这一点上和晋语并州片的调类完全一致，调值也颇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万全、怀安话听上去更像太原一带。
我怀疑这可能和晋中商人的影响有关，张家口是晋商的东口，和著名的走西口的西口归化城（今呼市）遥相呼应，张家口是明清晋商云集之地，而万全曾经很长时间是张家口的治所所在，这可能是万全、怀安话接近晋中的原因所在。
现在张家口各地在新派中都有入声舒化的现象，把个别入声字归并到其它声调中。
这是受书面语、普通话教育的影响。
下面详细说说各张家口方言县和市区的方言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张家口四区十三县的方言，从调类、调值、听感上大致分坝上坝下两类。
详细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坝上张北西部、康保、尚义类；内蒙乌盟东路话。
二、坝上张北东部、沽源中西部、崇礼西北部类；乌盟东路话边缘。
三、万全、怀安类；坝上与山西结合部。
四、阳原西部类；大同与张家口坝下结合部。
五、涿鹿南小部、蔚县西部类。
入声消失，蔚县被归为冀鲁官话。
同样的，大同的广灵和蔚县相邻，也被归为冀鲁官话。
但是我认为作为张家口的一部分，蔚县应当留在晋语区。
除了入声，从词汇上、语音上看，蔚县也是近山西的，其风俗文化更是源汇于山西的。
涿鹿南部少部地区原属保定。
六、崇礼中南部、宣化（不含区）、涿鹿中北部、阳原东部、蔚县东部、怀来、下花园、赤城大部类（可含延庆西部沽源东南部）。
这一带是坝下的主要地区，语调受官话影响较重，但词汇和语音是典型的张家口类型。
七、赤城东北部小部、沽源东部小部类。
这一带地区比较小，靠近北京官话怀承片（怀柔-承德片），受北京官话影响，语调偏高，说普通话也相对张家口其它地方要标准。
八、桥西区、宣化区类。
这两地普通话占上风，宣化区其实还不严重，但趋势是桥西的趋势，就是此地话逐渐退出公共交际场合，变成家庭用语。
九、桥东区类。
罕见晋语（251除外）。
相对桥西而言，桥东是张家口市区新兴的城区，京张铁路的开通带来桥东的繁荣，带来大量北京、天津、河北南部、以致全国各地的人口。
从它发展的那天开始，桥东就是各地商客旅人云集之地，普通话占绝对主导地位。
继续说张家口方言的特点，今天说“入头词”。
入头词。
也就是以“圪”、“或”、“日”“国”开头组成的词，因为这些字在张家口方言中均是入声，所以这一类词统称“入头词”，是一种前缀。
其中，又以“圪”字头出现最为广泛。
圪头词：名词类：圪台（台阶）、圪器（膝盖）、圪涝子（胳肢窝）、圪板儿（尺子）、圪丁（公羊）、圪揽（秸秆）……有人认为北京话中的“疙瘩”和“胳膊”是引入的晋语“圪头词”。
动词类：圪谄(撒娇)、圪蹴（蹲）、圪眊（看）、圪转（转游）圪色（处理）……此外，还可有形容词、量词、拟声词等用法，不详列举，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搜集圪头词。
关于“圪头词”，可谓晋语第一迷案。
一是因为其来源不明。
二是因为圪头词分布广泛，构词手段丰富。
三是因为其独特性，圪头词仅存在于晋语中，其它各大方言均没有类似“圪头词”这样系统的前缀，加上其内部广泛性和一致性，有人认为简直可以用它来定义晋语。
另外，“圪头词”（以及其它两个入头词）是晋语复音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分音词，后面讨论）。
晋语的复音化在汉语诸种方言中也是非常独特，这可能暗示着晋语非常古老的一些层次，或者暗示着晋语的一些非汉语底层特点（注意：此观点争议很大）。
另一个复音化的重要手段就是“分音词”。
大家都知道，现代汉字都是单字单音节，每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
而晋语分音词，是把一个汉字读成两个音节。
例如：薄楞（蹦）、薄浪（棒）、菏浪（巷）、机灵（精）、图栾（团）、圪佬（搅）、忽剌（划）、圪榄（杆）、古陇（滚）、窟窿（孔）、得拉（耷）、支棱（撑）、薄来（摆）、摸捞（摸）、喝腊（罅，即“缝隙”）、突噜（因衣服肥大等原因而衣裤不整）、拨拉（扒，意为将东西搅拌或分开）、廓栾（圈，栅栏围起的墙）、圪料（翘，得意炫耀）、忽栾（圜，如“一忽栾”意味“一片”）、特拉（拖，如将拖鞋称为“特拉板儿”）、泼拉（扒，意为用手把布等东西弄平展）、克拉（块，用于“土克拉”）、或篮（环）……张家口晋语的分音词，绝大部分是在“原字”的声母和韵母之间嵌入“L”，并且将分开后的声母读成入声，后面的韵母加L拼读。
关于分音词的来源，大部分观点认为是上古复辅音的残留。
现代汉语中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单辅音的，一个汉字读成一个音节，而只有很少数地方还有复辅音残留。
由此可见我们张家口的方言，在保留这一原始汉语面貌上是相当古老的。
今天说张家口方言里面的一种构词特点：四字格。
我们知道普通话中有成语，大多为四字。
张家口晋语中也有这种词汇。
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张家口方言中这种词汇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灵活创造和组合的，一般称其为四字格。
比如：**浪荡、**呼出、**马爬、*眉*眼、*天*地……比如： A眉（mei、mi、mek）B眼——瞎眉怵眼、球眉杏眼、瓷眉瞪眼、老眉圪啧眼、白眉看眼、死么恙眼、瞎么葫芦眼……有人总结过A眉B眼结构在整个晋语区计有200个以上，可见其组词能力非常强大，语言使用者有创造新词的随意性。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搜集四字格。
再来说说“尖团音”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但是因为尖团合流问题，在张家口方言中已经注意不到它的重要性了。
在普通话中有jqx三个声母，而发这三个声母的字其来源并不相同。
“剑”和“箭”，如果发同样的音，在古代战争中是会出大问题的。
剑的声母本是g，箭的声母本是c(ts)，前者是团音，后者是尖音。
在晋语大部，都发生了尖团合流（除上党片部分地区，以及并州片某些字）。
但是与普通话相比，其快慢程度各地相当不同，尖团合流的各个历史面貌在各地晋语中均有反映。
在张家口方言中，尖团合流（主要是见系腭化）的速率甚至比普通话还快，比如：“隔壁”念“间别儿 jiek bier”、“耕地”念“jing di”、“客人”念“qiek ren”、“半夜五更”念“bae ie wu jing”。
张家口地区据说唯一能区分尖团字的地区是蔚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蔚县的朋友来印证。
再说说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就是同一个字在读书音和口语中不同。
如用方言读课文，因为内容是书面语的，于是便用普通话对应的方言读音来读，这是文读。
相应的，白读是口语中读音。
从另一个角度看，白读可以认为是该种方言“自身本有读音”，而文读是受官话和书面语影响的读音。
床，现在大家知道床是一种卧具，其实这已经离开了它的本意一段距离。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有一件日常家用工具，还保留着和床的本意非常接近的用法——饸烙床子
其形制上沿用的是胡床的基本结构，四足支架。
再配上压杆和转轴就是一个酷似重型冲锋枪的饸烙床子了说“瓦”和“往”的应该是和官话不通路径发展的结果。
“我”字在中古时期（隋唐）声母为n,韵母为a。
官话变成wo，声韵母均发生变化。
在晋语大部、粤语等中声母变成ng。
大部分晋语中韵母变成e，有的地方没有变，还是a，比如，吕梁地区“我”的发音是nga。
而在张家口很多地方单数 “我”是nge，复数“我们”是“nga们”，我认为这是张家口方言形成的历史条件带来的特点，因为张家口的晋语、尤其是坝上地区，基本是移民带来，所以在“我”字的读音上混合了晋中（nge）和吕梁（nga）。
其实仔细比较张家口方言和山西境内的晋语就会发现张家口方言吸收了山西不同地区的特点，也侧面说明走西口运动的规模。
而在另一些地方，声母n或者ng丢失，或者进一步变成w或v，成为“瓦”，这一点上和涿鹿一样的地方是山西东南部的晋城。
“往”应该是“瓦”进一步后鼻音化的结果。
怀来的“mang”和五台的“蒙”是同源的，而w和m是两个容易转化的音，这样看他们和“往”也是同源的。
从怀来到五台这一带“我”字的声母基本都是w或m而不是ng，考虑到这一地区历来人口相对充实，社会环境开发较早，我怀疑这种同源性要比坝上地区和晋中、晋北的同源性要早的多。
从山西的雁门关到宣化张家口一线以北，历来人口不充实，常年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易手之地，这一地区的晋语反而产生的较晚，很大程度上是明、清移民的结果。
而怀来五台一线以南基本上长期处在农耕文化范围，虽然是边缘。
所以这一带地区有相近的语音演变特点应该是说得通的。
好了，关于张家口方言的几大主要特点至此简单介绍完毕。
这些论点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其合理性，这也是我最近才有的一点想法，其实俄写这个东西也有这个用意，让大家了解张家口方言，了解我们的文化，增加对家乡的自豪感。
但是如果涉及到更大的推广甚至一些权威的认可，那就是漫漫长路了。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不说其他方面，就是张家口方言本身的研究还处在非常薄弱的阶段。
我们张家口的方言，整体上是放在晋语这个大框架下研究的，而晋语的研究大多注重山西境内，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由于张家口的晋语确实在有些特点上受官话影响而丧失或逐渐丧失自身特点，这也是张家口晋语不被方言界重视的原因之一。
再者，语言学界的研究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基本上最细到县，我们张家口除了没有入声的蔚县，其他的全部都属于晋语张呼片，但实际上各个地方口音都不大一样呢，可是这种地区内部的差异（尤其是不具特殊意义的差异）语言学家是不会管我们的。
这样，就只能是有人来专门详尽的研究张家口各地的方言，形成系统的东西才行，这样的工作谁来做
除非有政府或商业集团等等社会资源的支持，否则个人或者自愿团体是难以完成的。
下面说历史成因：：：：：：晋语的源头最早可考的年代在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上古汉语时期。
不过这个晋语的源头是不是现今张家口方言的真正源头，我还没有彻底闹机密。
西汉学者扬雄在《方言》中把西汉方言分为13类。
其中的“赵、魏之西北”可能就是现代晋语的直系祖语，赵国第一代都城晋阳（太原）、第二代都城中牟、第三代都城邯郸均在现代晋语区，赵国的版图加上魏国西北部的西河郡能和现代晋语区较高程度的吻合。
彼时张家口南部一直有一个小国代国，都城蔚（今蔚县）。
赵国被秦所灭后，赵王曾短时间流亡代国，这可能是古代晋语祖语首次进入张家口地区，当然它留在现代的痕迹有多大就不好说了。
而那时的张家口北部坝上地区尚没有大量定居人口，基本是游牧民族的牧场。
这种格局基本上主宰了张家口坝上坝下不太相同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坝下多为中原国家的边疆，而坝上多为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国家的前沿，这从后世长城在张家口的分布界线中也能看出来。
之后的历史就可以到隋唐时期了，也就是学术界比较偏爱的中古汉语时期，呵呵，跨度比较大，因为这期间对于疑似现代晋语前身的那种方言的记录比较稀少。
唐代颜师古《刊谬正俗》里记载了隋唐四大方言：吴楚方言（南方各主要方言）、山东方言（燕方言）、太原方言（赵方言）、“关中”方言（秦陇蜀方言）。
可见那时的太原方言（张家口晋语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显著不同于其他方言系统的。
到了宋代，有一本重要的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录了西夏语和西部晋语（主要是吕梁地区，这也是对张家口晋语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晋语分支）的互译，随着西夏文逐步破译，可以看出当时的晋语和太行山以东的燕、齐地区的语言有显著不同。
晋语核心的并州片和由其衍生的张呼片，早在八百年前的宋代就和太行山东部的平声分阴阳的方言沿不同路径发展。
同时，晋语的入声韵归并；知组、精组、庄组、章组字的归并等重要特点在宋、元时期也与官话沿不同路径发展，这些都是晋语独立的重要依据，也是晋语和官话不同的重要所在。
明朝是张家口地区晋语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上面提到的基本都是晋语主体的发展轨迹，但是由于在张家口的晋语的主要来源是移民带来，所以不得不了解张家口晋语的母体晋语，也就是山西晋语的发展轨迹。
明朝开始，张家口晋语基本开始了脱离母体晋语的过程，发展为晋语的一个重要次级分支。
关于张家口晋语的来源，我相信明朝的移民是形成张家口现代晋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以前的张家口地区，坝下人口一直还算丰富，一直有以宣府为中心的中原（广义）文化，坝上人口应该比较稀少，只有张北一地为比较重要的人口聚居地，再往北的地方更是人烟罕至，游牧民族驰骋的所在。
元末战争时期，张家口地区是元、明交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人口损失较大。
明开国后，从山西大量移民以实雁门关外，这应该是现今张家口地区人口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坝下地区。
而坝上地区在明朝多数时间上有点无主地的意思，明朝多次出征蒙古，主要就是在张家口坝上地区，明朝军队到来，蒙古人就北移，明朝军队返回，蒙古人势力又逐渐上升。
明以前，我相信坝下地区的方言可能比现在更接近河北中、南部，甚至中原一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接近山西，当然也不是完全和山西迥异，应该是一个沾染了一些山右（山西）特点的代方言，而不像现在是一个深受晋语浸染以致基本被晋语覆盖的代方言后裔。
不过目前由于东部京津强劲的经济和山西衰微的影响力，坝下以致整个张家口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官话化甚至普通话化了，这是后话。
而明以前的坝上地区，我不太敢说具体是什么方言或者什么语言，如果是汉语的话，我相信和当时坝下的差异不会太大；另一方面也必然有游牧民族语言，不提。
明朝的山西移民使得坝下地区出现了晋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形，对坝下地区产生明显的搅拌效应。
到了清朝，由于满清征服了察哈尔蒙古，坝上地区完全纳入中原版图，自此开始向坝上移民。
清康熙年间，从口里（山西、张家口坝下地区）大批移民口外。
这也是现今坝上晋语和晋北晋中地区的晋语及其相似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见当时移民的规模，足以在文化上将坝上地区全面覆盖。
同时也有从山西移民到坝下，以及从京、冀地区移来的人口，但规模太小。
另外，坝上地区罕见汉人文物和遗址，也可以佐证移民文化覆盖的观点。
不过人种上应该没有文化这么彻底，也就是说生活在坝上地区的各游牧民族在文化上被吸收了。
由于察哈尔是蒙古共主，察哈尔地区尤其是坝上的蒙文化基础相当深厚，这种吸收具体的说是三七开的蒙晋混合文化。
大约有 15%左右是归入汉族的蒙民以及极少数历史上遗留的游牧民族。
笼统的说，坝下至少半数以上人口是来的早的山西人，坝上九成以上人口是来的晚的山西人。
除了政府策划的大规模移民以外，明清之际的晋商活动和普通山西人走西口的自发谋生移民也是张家口地区人口和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明朝对蒙古人的贸易主要是以宣府为中心的“本地人”经营，也有部分晋商。
到了清朝，晋商一跃成为皇商、官商，随着官方移民形成的市场和文化规模，大批晋人蜂拥至张家口地区。
张家口成为晋商的重要根据地“东口”，并形成了堪比丝绸之路的“张库大道”，对蒙俄的国际贸易空前上涨，商贾林立。
贸易带动经济发展，又吸引着口里的人持续不断的“走西口”，这一段时间的移民浪潮可谓浩浩荡荡，张家口这座城市也随着晋商、贸易、移民的成长蓬勃发展起来，俨然当今的深圳。
一时间张家口成了北方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晚清京张铁路开通之际，可以说把张家口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推到了极致，旱码头辉煌的贸易成果似乎可以一直延续千年。
正所谓好烟烧得快，好景不常在，很快蒙古独立，张库线中断，晋商和大批汉人（主要是晋人）被驱逐出蒙古，晋商衰落，张家口贸易萎缩，开始了下坡路。
可以说，张家口的历史和晋商的关系何止休戚相关，简直可以说是一回事。
当然吸引来的不止是山西人，京城帮和蔚州帮（本地蔚县）商人也有一定势力，加上铁路开通后京冀移民的到来，张家口市区也有相当数量的京籍后裔。
走口外的规模之大，甚至到今天还有余波未平，就在解放初期，山西人还有习惯性的到张家口——呼和浩特一带谋生发展的意识。
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张家口地区都是不折不扣的晋人为主体的移民地区，其中走西口、晋商的经营等活动，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而张家口的方言，也在山西各地移民的口音之间融合妥协，形成了今天的模样，移民们渐渐淡忘了口里的籍贯，成了地地道道的张家口人。
只有个别村镇的年代比较近的整体移民还有模糊的印象，有类似“天城汉儿”、“灵丘汉儿”的说法，当是大同一带天镇、灵丘移民的后代。
随之而来的晋文化，也成了张家口的本土文化。
二人台，发端于晋西北河曲一带，随后红及西口、东口，东西二路二人台的口音差异主要在东路平声不分阴阳，西路平声分阴阳。
张家口青年晋剧团、蔚县晋剧团是我市乃至河北省难得的优秀剧团，也印证着晋剧“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老死在宁武朔州”的说法。
因为张家口，大同，朔州，乌盟是一个地理区中。
以及延伸的呼市，包头地区。
而且这种文化语言的趋同性有其历史传统。
最早的代国（桑干河流域）---赵代地（代，雁门，云中三郡，从桑干河扩展到河套）----秦代地----汉代地（其中汉文帝从小就封为代王，后为天子）-----拓跋代国（京甸地区为今天张家口，大同，朔州，乌盟，呼市，包头。
即太行山，燕山，阴山，陉北，黄河包围起来的地区）--------北魏末“六镇”地区----唐（突厥系民族为主，包括栗特，沙陀人）---辽西京（汉化与突厥化部落）----金西京----明（山西行都司）----蒙古察哈尔----清察哈尔，绥远，山西，直隶。
原作者未知。
我的青春期里的方言是哪儿的方言
方言是河北张家口万全县的方言，古城一中应该叫城关中学才对，是万全县万全镇，那会郝杰在4班读书，我们一届
张北方言数字电影-----茶壶在哪里拍摄的?
在尚义石井乡
1.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 事变概述 九·一变指1931年918日本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事变思考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旮瘩是什么意思
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