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和刘墉谁的官大 我说的是到达顶峰的时候
的官大，不仅是东阁大学士，还是，而且是首席，是雍正、乾隆的亲信。
是，是正一品。
和他的儿子都是大学士，都是正一品，只是行政级别一样，职务不一样。
刘统勋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只是一个副总理，纪晓岚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部长，只是一个部长而已。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的全文是什么
新时代海关精神： 一、它必须体现于海关自身的历史，在每一个我们特有的历史时刻，都能看到其充分的表现。
人乃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众生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平日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大家都相差无几，这是人之共性；但遇到人生之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各人精神体现的时刻。
论起海关的精神，就首先要明白，只有在海关独有的历史时刻体现出来的那种整体精神，才是海关真正的精神。
因此，要说海关精神，就不能不说海关历史。
只有熟悉和理解海关特有历史的人，才有可能找到海关真正的精神。
从这点来说，我必须遗憾地向“9898”之后才进关的同志们指出，即使你们再怎么努力，“新时期”之前，也就是“9898”之前的岁月，你们都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旧”，又怎么说得出“新”
你们无法体会到这十年中海关的沧海桑田，也无法理解这十年中海关人的。
要你们写这段时期的海关精神，既是难为你们的文笔，也是不负责任的命令。
如果是我作评委，我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9898”以后才入关的同志的作品统统刷掉。
你们，无法理解海关真正的变化，也没有机会体会这十年，对我们整个海关意味着什么。
对不起，“9898”以后才进海关的人，你们没有资格来书写和评判，什么是真正的“海关精神” 二、它是我们海关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的风云中能够劈波斩浪，冲过重重困难的核心精神。
任何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缺少了它，就会沉入历史的海洋，被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但正是因为拥有了它，我们能够战胜历史给我们的种种磨难和考验，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在国门的岗位上工作和生活。
这是其它单位的人一辈子都无法理解的精神
建国以来，海关已经经历了数次危难和挫折。
从最初顺理成章的军人主管，到后来被划为外贸局属下的一个部门，海关的地位可谓朝不保夕，寄人篱下。
在陈旧行政势力的重压下，海关的年青人并没有失去进取的精神。
改革开放后，借着年青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春风，上海关校的毕业生登上了海关的领导舞台。
他们为现代打下了正规化、专业化的基础，从这点来说，他们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同窗、监察人情化也为日后的“9898”埋下了隐患。
“9898”，上海关校毕业的曹秀康成为了一切责任的替罪羊。
他的罪行虽然足以致死，但是却远没有起诉书里列举的那么多，更不该因此“诛连十族”。
从那时起，海关自己学校培养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进入海关的大门；而抓海关人、审海关人的外人，却当起了海关的最高领导人。
“9898”案办得再好，要奖励也不是这么个奖法；“9898”和关校人再有关系，要罚也不该这么个罚法。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9898”确实是的又一个历史转折。
从那时起，武警部队进入海关协勤、军转干部垄断领导中心、海关成为国务院的提款机等变化让我们离海关正常的运作越来越远；而推关衔制、搞准军事化……这些东西符合什么人的兴趣爱好，明眼人一看就知。
朱子治家格言个人心得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
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
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
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
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
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
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
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
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
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
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
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
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
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
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
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
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
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
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
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
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
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
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
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只有当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一回回战败的情况下，清王朝才被迫向西方学习。
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场变法运动，但仅有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几个帝党大臣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
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
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
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
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
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
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
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
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满清入关的利弊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2006年9月版 一道闪电 人类的历史原本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进步取代落后的历史，而满清入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以下从七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
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
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过多的利润加以剥夺。
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
出现大规模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运动不断发生。
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
(《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中国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道路吗
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本。
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
同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华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
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
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
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
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
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
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
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
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
是希望再来一次蛮族入侵，还是来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呢
在19世纪 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
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
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二、生产力相对停滞,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种植番薯等，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代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
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技成果异彩纷呈，是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的总结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
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是非常欢迎的。
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
翻译了《几何原本》.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
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
战战兢兢从事考据。
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
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
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
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
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满清入关其恶果还意味着古代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出现断层，国学从此中断了。
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
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
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
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
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辫子，被笑骂作“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
中国人何罪
要蒙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羞辱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以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但是明代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
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
鸦片战争时，曾经战功卓著，被称为名将的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连这个清末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闹如此笑话，其他人可想而知。
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
都被训练成奴才了。
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
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再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
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
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
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
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
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满清采用“帝国式”统治，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而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逃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满清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
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
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
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
……” 满清入关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少数民族同样生活在空前黑暗中，满清对于准格尔部族的斩尽杀绝都是历史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对回族的种族歧视，对西南苗民屠杀都是空前的。
就连视为“亲兄弟”的蒙古族，也用羁縻政策进行削弱。
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
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
……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
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
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
……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满清为了维护满洲人的利益将全国分而治之。
满清采用“多元式统治”，“分区隔离”。
全国分为满、汉、蒙、藏、维五区，区区隔离，特别是防备汉人到其他四区，防止汉人和其他四区有人员往来，在满清衰败前，汉官都是不能涉及其他四区事务的，满清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统治。
实行的是“征服殖民地”政策。
说满清促进了民族融合是无视历史事实。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
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256页）。
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发展的最大毁灭。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
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这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
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
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新型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等同。
可是意识形态呢
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闭关锁国。
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
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
再看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没有进步阶级利益集团。
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和湖北就有工人爆发了抗议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
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
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
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
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
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
这不是倒退吗? 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
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中不难看出。
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
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
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
尤其是上海出来的一群文人是买办势力的文笔鹰犬。
一直被培养着，扶持着。
从谭其骧推出“版图中国论”到葛剑雄鼓吹“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
戴逸在中央地方办的培训班里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
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
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
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
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
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
我是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马上就放假了请问开学时入关时我需准备什么材料。
如果你是想问放假回国探亲，然后再去加拿大入关时候需要的材料的话，主要带着中国的护照和加拿大的学生签证就可以了，最好有学校的证明信，这样更加保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