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有过几次严打，分别是什么时期
新疆民国时期社会是否稳定
新疆地区并没有外于全国性的特别严打，全国严打大概是四次，最严格一次就是1983年那次，不是有段子说吗，如果你放到那时候，够枪毙几次的
民国时期新疆，您搜搜盛世才这名字，大体就看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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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经历了哪几次严打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这是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一切工作的总指针、总遵循。
明确了这一点，就能找准做好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把握好这一点，就能掌握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新疆发展稳定，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进程中关系重大、影响重大。
如果没有稳定的局面，不仅新疆改革发展难以正常推进，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要受到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暴力恐怖案件多发高发，成为新疆社会稳定最直接最现实的危害。
事实再次表明，新疆的反分裂、反恐怖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必须把维护稳定作为新疆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通过维护稳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发展。
要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着眼点和着力点，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做好新疆工作，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特别重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
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强大动力，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
必须围绕稳定谋发展，通过发展促稳定。
具体工作中，我们抓经济发展，要以有利于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中心；抓改革开放，要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目标；抓民族团结，要以有利于巩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为根本；抓党的建设，要以有利于筑牢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坚强堡垒为重点。
要把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
事实证明，没有对暴恐活动的坚决打击，就没有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要深入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采取坚决果断有效措施，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力量建设，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打好反恐维稳的人民战争，使“三股势力”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自觉将新疆工作纳入全国大局，加强同内地的合作，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要始终注重抓基层打基础，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
学习反暴恐宗教极端思想心得体会
当得知5月22日早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上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这一消息时，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我对那些暴力恐怖分子表示极大地愤怒。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发生的破坏人类和平的又一起恶性暴力恐怖案件。
暴力恐怖分子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公园北街早市是周边群众，老幼妇孺进行买卖、购买生活所需的活动场所，他们都是普通善良的劳动人民，我们当然要向这些残害无辜的暴力恐怖分子表达强烈的愤怒。
我们都是人，人总会因各种原因离开这个世界。
当人们自然终老离世时，他们的亲人心情是平静的，会与之坦然地告别、悼念。
但若他们平白无辜地被暴徒残忍杀害，瞬间离世，他们的亲人们便会陷入沉重的悲痛之中。
因此，我们要向这些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表达我们最最强烈的愤怒和谴责
杀人偿命，为无辜群众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制造“5·22”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必须依法严惩
这不仅是我的、也是所有人民群众共同的要求
性质及其严重的暴力恐怖案件，再一次暴露了暴恐分子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质和丑恶嘴脸，并再一次说明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挑拨煽动。
()他们在穷凶极恶地干扰捣乱，制造事端和混乱。
他们伤害无辜，手段残忍，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
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各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现实危害。
我们反对暴恐的斗争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
暴力恐怖分子公开与人民为敌，蓄意破坏民族大团结，严重危害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已经激起了我区各族人民的公愤，他们残忍暴虐，必将遭受严厉打击。
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接二连三发生。
暴恐分子为什么要不断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稳定呢
难道杀人真的会进天堂吗
我们来翻翻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所讲：“凡枉杀一人，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如救众人”，《古兰经》上还提倡远离异端邪说，指出异端邪说是罪恶。
据了解，乱杀无辜的暴恐分子口口声称自己是“穆斯林”，而他们的暴行又怎能够称得上是穆斯林呢
他们是利用宗教作幌子反对人类和平的人，是让先进文明倒退的人。
他们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今天阿富汗等国家落后的情景。
让我们想起了17世纪在新疆进行宗教统治的依禅，他们的黑暗统治让我们的民族文明倒退了几百年，我们决不能再回到那个恐怖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坚决打击暴恐分子。
反对暴力恐怖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会就此停止。
只要国际“三股势力”存在一天，新疆的“三股势力”，尤其是宗教极端分子就不会消停。
在这里，我要向全疆各族人民，向我的维吾尔同胞们再次呼吁：我们一定要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宗教挑拨民族矛盾的所谓“宗教人士”，对那些宗教极端分子保持高度警惕。
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康光靠政法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广大各族群众的敏锐性、警惕性也十分重要。
只要我们每个人保持警醒、警惕，眼睛就会明亮，耳朵就会灵敏，就不会轻易被欺骗，并且可以做到先发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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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地对黑 性质组织的调查中，研究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
“大陆黑 社会”的真实一面是——大陆没有“黑 社会”。
这一判断来自官方，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 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 社质的组织”。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大陆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 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 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 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 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
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 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 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 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公安部内部对此进行讨论后便认为，“黑 社会”，这个提法“太大”。
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 社会”，规模有多大
有人说是100万人。
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
2000年，研究黑 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250个黑 社会团伙，人数达到3120人。
这个庞大的估算，在2004年时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万黑 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
”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 社会在一万人以上。
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9年，一共有12644人被以“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
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
北京大学研究黑 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
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事实上，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
所以，真的堪称是低级阶段。
【大部分黑 社会出不了市县】当下正在法院审理的刘汉涉黑案，就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大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刘汉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刘汉等人掌控的公司多达70家，而他旗下最庞大的汉龙集团，则相当于一个跨行业的托拉斯——从能源电力、化工产业到生物医药、地产开发，不一而足。
刘汉集团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媒体报道里四川的反应是：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常做生意了，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
但像刘汉集团这种势力范围可覆盖三个市——绵阳、什邡和广汉的情况，很少见。
实际上，目前尚未有一个全国规模或全省规模的组织。
与境外黑 社会已经壮大至全国规模相比，大陆黑 社会多带有地域特点或“山头主义”特征。
从势力范围上分，他们的控制领域主要分为地域和行业两种。
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涉黑犯罪多年的教授何秉松看来，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一般只限于村、镇、区范围之内，一般不超过省级市、县；但以行业划分，则不受地域限制，例如以火车上的盗窃为主业的组织，其足迹遍布铁路沿线。
何秉松的这一说法与目前各地对相关问题的调研结果相符。
根据刊载在2011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 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10%，跨省的为30%。
同时，该论文称这些跨地区犯罪的势力范围，通常集中在托运业中——因运输线路影响，从范围上来看，它超出了一个市区。
而在山东大学一篇论文《山东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分析》中，则可以看到“黑 社会”的具体分布地点——青岛市某区的废旧物品收购行业；烟台某村；威海某镇至某村海滩的蚬子交易市场；济宁市的某个县城等。
除了盘踞某运输行业条线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有溢出一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存在流动的跨地区组织。
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在对上海研究后指出，上海除了本地的黑 社会势力，还有六个“帮派”—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生的“东北帮”，以及主要从事盗卖车船的“温州帮”。
【大陆黑 社会的“地盘”】上文提及的运输业，实际上是目前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七大行业之一。
尚未有一份全国各地黑 社会“主营业务”的统计表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但据2006年时任全国“打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杜航伟的总结，运输、建筑、商品批发、娱乐业、餐饮业以及矿产等行业，是它们的主营阵地。
在上海，运输业、娱乐和餐饮业，是受黑 社会危害的前三行业。
上海社科院《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涉黑行业中，餐饮业占5.6%，娱乐业为1.1%，而运输业达到72.2%。
运输业成为部分地区黑 社会的主营产业，有某些制度缺陷的原因。
以超载为例，它对道路、桥梁甚至司机的交通运输安全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但在各地的现实中，却是不超载无法保本，于是相关交通管理和稽查部门除了罚款之外，公权力还延伸至这些过往车辆的“保护费”——这项“需求”，催生了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大量涉入。
不过，这七大行业也有高下之分，运输业其实已经是涉黑组织发展到中期阶段才接触的。
这种阶段的划分来自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将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表现为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
这个时候的组织，以抢劫、杀人、敲诈勒索等简单粗暴形式直接掠夺钱财，完成原始财富积累。
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大量暴力事件而催生了80年代“严打”的原因，文革后发展起来的黑 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
中级阶段，组织的核心人员往往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身份出现——以合法的公司的外衣，行垄断、非法控制某些行业（包括非法行业）之实，是这些组织的典型特征。
此阶段的行业包括可能潜藏色情、赌博、毒品等高利润违法行为的娱乐业，以及餐饮、运输和建筑业——在这些人口密集、进入门槛低，但同时存在竞争激烈的领域里，真刀实枪进入的黑 社会组织，无疑更容易垄断市场。
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倒下的“黑老大”之一黎强，便曾控制了当地的民营“7字头”公交，这个系统的公交车被报道无论上路还是靠站都违章，在与国有公交对抗的过程中，曾有人将国有公交车轮胎的气都放了，造成交通堵塞。
而直到后来重庆市政府被迫在民怨中将其收编，媒体披露，该公司当时“与政府谈判的态度非常强硬”。
最后一个阶段为高级阶段，武和平分析认为，此时的黑 社会往往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此时的“黑老大”会涉足矿产和房地产行业。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国法院网“涉黑大案”栏目中，刊载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披露的涉黑大案，在《法制晚报》的统计里，这些过去一年的40个大案中，其核心人员踏入政界的比例达到18%，而他们的集团有56%涉足矿业，46%涉足房地产工程（他们不止从事一种行业）。
矿业和房地产是政治资源密集的行业。
据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分析，比如房地产领域，拿不到地是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之一，而有政治资本的黑 社会组织却能凭借“保护伞”和“影子政府”获得土地审批。
新华社的报道称，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时任县长不同意。
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
”不久，这位县长被调离小金县，随后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有对黑 社会的特殊“需求”。
武伯欣分析，在这个容易遇到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棘手纠纷的行业，有黑 社会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往往占据上风——利用恐吓、逼迫、暴力的手段强迫居民搬迁。
在刘汉所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中，曾有当地被拆迁的居民被持枪的工作人员威胁。
【黑 社会中的“官”与“匪”】按武和平三个阶段的划分，刘汉集团已达到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阶段。
刘汉被逮捕前是四川省政协两届常委，而在《湖北日报》的报道里，刘被称为（广汉的）“第二组织部长”，因为想被提拔，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
但目前司法文件披露的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大多数尚未达到建立如此“影子政府”的阶段。
重庆曾在2009年发生了席卷全市的“打黑风暴”，但据重庆市高级法院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当地只有54%“涉黑”组织有“保护伞”；而在上海社科院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里，当地的黑 社会并没有出现官员庇护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有没有“保护伞”，是司法机关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重要考量点。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界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涉黑，都会将这个组织是否有来自政界的“保护伞”作为不可或缺的依据。
如果有“保护伞”，就涉黑，反之就不是。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清晰认定，是否有“保护伞”并不能作为判定涉黑的必要条件。
但这种对黑 社会的认知惯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2010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法庭上，有一场官司的辩护律师就曾为被告是否有“资格”成为黑 社会，当庭激辩。
辩方认为，被告人充其量只是拉帮结伙为非作歹，没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充当“保护伞”，称不上是黑 社会，“恶势力”可能更准确。
实际上，黑 社会的“保护伞”，也罩得很低。
一份对北京的调查——《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分析，那些起到“保护伞”作用的官员，都来自县处级及以下级别。
在北京大学对一个具有袍哥文化的某市54个黑 社会犯罪组织、593名组织成员的调查中，有“保护伞”的黑 社会占44.4%；“保护伞”的级别，处级以下占50%，处级与厅级各占1\\\/4。
而在上述统计之中，公安部门是被涉黑力量渗透最多的系统。
在重庆发布的官方打黑白皮书中，“保护伞”来自公安系统的比例达到70%。
最高检主管的正义网报道说，重庆曾有民谣，“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
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落马的“最大的保护伞”，是前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他之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但同时，制度的缺失在这个领域也凸显出来。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郑州曾出现一个黑 帮，名为“治安管理委员会”，他们接受当地街道的委托代管社会治安工作，而通过打砸抢收取的保护费，则部分作为他们对这种“授权”的费用返还给街道。
对这一现象，“有需求就有市场，黑 帮来做最合适”，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黄芸曾如此分析。
【大陆“黑 帮”吸收成员的标准】但话说回来，这些控制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的黑 社会组织人员，几乎都身处“裂缝”之中。
在一个社会发展中，某些人群难以从主流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可能转而移至地下。
比如说，随着第一产业占GDP总量的份额下降、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一旦不能得到合理分流安置，将可能为黑 社会犯罪组织提供潜在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在针对各地的黑 社会调查报告中，农民与无业人员占了多数。
北京的数据是61%，广东则为82.3%。
再举一例。
山东曾有一个由农民创办的黑 社会组织，名为“中华民族救国会”，它招募成员的标准是——“有过违法或有专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
而当这些“裂缝”中的人进入一个组织之后，便在这个能迅速找到存在的机构里，在其管理及分工之中互相学习和影响。
这个过程又进一步促进这些机构的组织化。
与国外的黑 社会类似，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结构也不一样。
黑龙江大学一篇论文《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的统计结果认为，黑龙江70%的大陆黑 社会组织都是“金字塔”型。
即团伙内部主要分三层：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黑 社会活动）、指挥层和行动层。
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规律是，具有违法犯罪记录越多的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往往越高。
比如说，在《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统计中，涉黑组织的骨干成员中80%以上是“两劳”人员或受过违法处理的人员，而在一般成员中，“两劳”人员约占23%。
但与境外严格的分级制度甚至明确晋升渠道的组织架构不同，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样态显得简单而薄弱。
比如徐州某个组织要求出动时必须统一着装，统一戴白色手套，统一出发，这些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简单模仿影视作品中“黑 帮”形象。
而近年来陕西西安查获的最大涉黑组织，其“帮规”赫然写着要讲求“四防”——防公安、防媒体、防火、防煤气。
新疆严打这么厉害，内地是啥情况
新疆严打,很容易让人再次联想到上世纪中国内地开展的严打活动。
“严打”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词汇,指一连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
尽管从上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