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2014 1928 1997 1900 1949
第一组图形（2014、1928、1997）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第二组图形（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3、3、
；其2014、1928、1997；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3、3、
；将其两两分组：2、3；2、3；3、
；后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等于前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加1；故
=4。
因此选择数据1840。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资料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
早在明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生存环境，部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
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
首先是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这么一个机构。
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
从文化方面来说，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迫使他们信仰东正教，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在精神上绝对承受不了。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叫你向东，不能向西，叫你去打仗，你就得上前线。
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
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
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那么这个战争中间，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也很大。
而且这个战争打了21年，土尔扈特每次比如说去上10万人，几乎打仗回来就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说，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土尔扈特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
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
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
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
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
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
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
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
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
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
沙皇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
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
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
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
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
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
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
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
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
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
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
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
最后清政府决定：第一，这件事如果俄国政府要出面交涉，要坚决挡回去；第二，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安置。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
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
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
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
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
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
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
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
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
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 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东归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课题。
中外很多学者，都赞颂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
东归英雄们的史诗将永远被传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