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与背叛的观后感
电影观后感“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会洒下同情的热泪。
”这是我在整个影片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另我最为感动的一句话。
1927年在武汉诞生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的光辉起点和伟大开端。
、等10位中央监察委员，其中有8人先后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为清除党内腐败、维护的纯洁、保证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共享。
1927年，可谓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发动“七一五”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大势的屠杀，甚至下达指示“另可错杀一千，也决不可放过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面对右翼势力的“糖衣炮弹”和严刑拷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能够活命，不惜充当的“走狗”，出卖革命同胞。
他们这些人是可耻的，是令人唾弃的。
但同时，也有一部分革命先烈不畏强权，不怕煎熬，英勇的牺牲了。
他们是可敬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经过这两次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但留下来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心中始终相信“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坚信事物发展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得出了“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中共共产党必须自己掌握武装力量。
有些人，死去了但却永远活着；有些人，活着但却是死的。
那些为了革命英勇牺牲的人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
那些为了一己苟且生存的人，虽然一时活着，但在人们心中他是死的。
因为他们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作为的我，应该牢记这一段历史，时刻警醒自己，向那些革命先烈学习，心中始终保持者对党的忠诚。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忠于党，忠于国家。
我要中共一大、二大、三大的详情
一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改兴业路76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
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
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
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
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
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
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
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
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
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
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
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
“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
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二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最高纲领，即“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
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把会议的精神带回了国内。
“二大”正是党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召开的。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
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这个纲领作为党的最高纲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确定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党的第一个纲领对此没有给予解决。
鉴于党的“一大”曾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只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进行讨论。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施存统作了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为候补委员。
陈独秀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
党的“二大”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
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正面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从而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它说明，只有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瞿秋白、 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共产党对这一策略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
在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并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
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及当地的革命运动。
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与其联合，共同进行斗争。
马林并为此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
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
而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则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但反对加入国民党。
党的“二大”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
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能得到孙中山的同意。
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于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问题。
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作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进一步作了肯定。
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
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将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
马林、陈独秀等人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
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谭平山、罗章龙、朱少连、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邓培、徐梅坤、张连光为候补委员。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从哪儿吸取的经验教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从多次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一著名论断是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
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
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 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