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称呼对方的名与字
多闻与所知障要享受佛法的好处， 还是得确确实实的照着佛的遗教，去做实修实证的工夫。
做一分，就有一分体验。
凡人多半眼高手低，能说不能做。
聪明人和知识分子尤其是这样。
这些人读书读得多，有机会认识很多人的思想见解，加上天生聪明，能举一反三，可以说得比别人更好。
但是，检查他们的行为，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他们虽然很肯定宗教对社会人心的教化意义，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信教。
他们觉得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只是一种心理现象。
但是对社会各阶层的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可以抚慰人心、安定社会，所以是很好的教化工具。
而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套足以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不需要宗教的引导与支持。
这种现象可说就是‘所知障’或‘知见障’。
‘所知障’是被自己原来的知识学问蒙蔽，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以这个观念的框架来批评、否定宗教，妨碍了宗教信仰的道德实践和内心的体验。
他们自认为是站在纯客观立场，其实，局内人可能不客观，而局外人不明就理的评论，也未必应能客观。
怕就怕所知不多而自以为无所不知。
不但对他自己形成了障碍，也可能误导他人而成为信仰宗教的障碍。
一般来说，学文科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倾向于无宗教的立场，似乎接受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就容易认为宗教信仰与现实人生并不契合，尤其对于佛教会有若干偏见。
比较起来，学理工科学的的除了坚持唯物 史观的人，反而容易接受宗教；所以，也不可说学问好的人就有所知障，就像许多博览群书的人，依旧会选择一种宗教来作终身的依归。
近年来，像这样的风气，不论在国内或国外，知识分子信佛学佛，已经越来越多了。
《楞严经》里面有一段阿难尊者的自述之词：“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
”阿难是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的一位，但是他发觉自己对佛法只停留在‘了解’的层面，还不能从实际的生活中，真正体验到佛法的妙用。
佛陀时常赞美阿难是多闻第一，所以，多闻也是值得嘉奖的。
但是，多闻还要实践，要经验所知的内容，可是一般的人只停留在‘知’与‘解’的层次，就像考古学者考察古代文物，但不会成为古人。
所以，要享受佛法的好处，还是得确确实实照着佛的遗教，去做实修实证的工夫。
做一分，就有一分体验；不然，在修行的成就上，佛学博士还未必比得上目不识丁的人呢
噶瑪滇真聽列惹薩解释：所知障就是所知的障礙，所知的所知來自學習和習染、來自對世界的執取和分別，這就是所知。
真正修行佛法求開悟，必須放棄一切所學，淨除所知障。
也許你會想，若無這些知識，不懂得分別，如何在現實社會生存
誠然，世俗生活需要知識、常識、學習、分別，要懂得善惡是非。
基於世俗的角度，所知越豐富、越能在現實社會生存。
但若站在出世間角度，所知越多，所知障相對加重。
越不易接納他人，分別心越強。
未見性之前，一般人心量狹小，尤其常偏私袒護親友所為。
譬如自己孩子出狀況，家長的立即反應常是「不可能，我兒子善良又孝順，絕對是人家害他的。
」不是緩頰就是為其開罪。
為求生存，是非善惡都常顛倒了，更何況正確的善惡標準，也是一時之辨，在某種時空條件下所分析判斷的結果。
达真堪布上师的解答：所知障有很多种，主要执着三轮。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三轮。
我们把三轮都视为真有，然后去执着，这就是所知障。
比如说我们吃饭。
吃饭，自己是一个轮，所吃的饭是一个轮，吃饭的过程又是一个轮，这是三轮。
我们把三轮都执为实有，不知道是空性，不知道是如幻如梦。
再比如说我们做功德，做布施，布施者自己，所布施的东西以及布施的过程，做布施的对境，这是三轮。
把三轮都视为真有，不知道都是如幻如梦的。
这个念就叫所知障。
执着法，执着诸法为真有实有，这就是所知障。
我们有两种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
人我执是烦恼障的根本，法我执是所知障的根本。
希热多吉居士的解释：通俗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觉都不相同，因此形成了千差万别的个体和不同的见地。
由于个体的不同，因此每一个人所在和所处的境遇也不同。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理解来看待事物，但是他（她）们的知识、经验和理解往往都带有狭隘性，不能完全的、客观的看待事物，这就是佛教里讲的所知障。
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知障。
“所知障”在梵语里是jn~eya^varan!a，在藏文里是s\\\/es-byah!I sgribs-pa，在佛教中对它的解释一般指：执着于所证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
在《成唯识论》中讲：所知障者，谓执遍计所执实法萨迦耶见而为上首。
见、疑、无明、爱、恚（huì,指恨、怒、愤）、慢等，覆所知境无颠倒性，能障菩提名所知障。
可见“所知障”是与“烦恼障”相对应的。
（注：萨迦耶见认为在五蕴假和合之生命现象之中，内含一常恒不变的生命主体，为五见之一。
其从根本上违背了佛教自作自受的基本原则）通常影响我们对事物有全面认识的有这样几种“烦恼障”：见（认为所见一定是真）、疑（受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疑惑和疑虑）、无明（不通达真理与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理之精神状态）、爱（情感觉受导致各种爱）、恚（指恨、怒、愤）、慢（傲慢）。
因为烦恼障的产生，障碍我们如实知道事物本具的真如法性，造成我们对事物有偏见、断见、歧见、妄见等等的产生，因此形成了我们的“所知障”。
所以所知障又被称作智障、智碍。
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所知障”，这里用唐朝慧忠国师的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
慧忠国师，俗姓冉，越州诸暨(浙江诸暨)人，幼时不会讲话，从未踏越家门前的横桥一步。
十六岁时，家里来了一位禅师，他远远迎面遥向禅师礼拜，双亲及亲友见了这种情形，都为他的举止感到惊讶不已，慧忠当时便乞求出家。
他听闻六祖慧能大师之名，就前往叩谒参学近十一年的岁月。
因此在禅林中，他与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神会、永嘉玄觉等四人，并称为六祖门下五大宗匠，与神会同在北方弘扬六祖禅风，批评当时在南方(江西)阐扬“平常心是道”的马祖道一，驳斥南方禅者不重视经典而随意说法的作风，所以慧忠国师平日特别重视经律论的教学。
其后，慧忠国师游历无数名山大川，例如五岭、罗浮、四明、天目、白崖、紫阁、武当等诸山，或者在松下安居，或者在岩石禅定。
清风朗月，白日江河，皆能身心融为一境。
在参访慧能大师的十一年中间，六十二、三岁左右，中宗嗣圣七年(六九○)时，进入南阳白崖山党子谷(河南南阳)，自此长居于此，四十多年不下山，天下的学者风从而至，超过千人。
太白山人说：“我会识山、识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作文认字，无一不精，并长于算命。
”山人说：“算一算便可知道。
”山人回答：“一字。
”山人回答：“三七是二十一，谁人不知
”（三七可以为加减乘除任一，慧忠国师并无刻意说明用何法，因此各种可能都有，太白山人以己见推测慧忠国师说的是乘法，因此掉入慧忠国师的陷阱）。
以佛教的观点看现在的专家学者，绝大部分人都有所知障。
因为他们可能长于自己的专一学科或领域，但若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来看，以专一学科或领域的专长视角去看这个整体，则必然是不全面和有偏颇的。
因此对于专家的话不能盲目听信，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佛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开视界的工具，这就是佛教的思想。
徐霞客是一个怎样的人?
（1586年－1641年）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
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
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帝。
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
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
十五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
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
家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
他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
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
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
你出外游历去吧
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
怎么能因为我在，就象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
”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
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
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从此，直到五十六岁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徐霞客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
东到浙江的，西到云南的，南到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更可贵的是，在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
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
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
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徐霞客二十八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
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顶有个，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
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
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
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
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
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
徐霞客把断了的带子结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
还有一次，他去考察，途中遇到大雪。
当地人告诉他有些地方积雪有齐腰深，看不到登山的路，无法上去。
徐霞客没有被吓住，他拄了一根铁杖探路，上到，山势越来越陡。
山坡背阴的地方最难攀登，路上结成坚冰，又陡又滑，脚踩上去，就滑下来。
徐霞客就用铁杖在冰上凿坑。
脚踩着坑一步一步地缓慢攀登，终于爬了上去。
山上的僧人看到他都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好几个月了。
他还走过福建的三条险径：大王峰的百丈危梯，白云岩的千仞绝壁和接笋峰的“鸡胸”、“龙脊”。
在他登上大王峰时，已是日头将落，下山寻路不得，他就用手抓住攀悬的荆棘，“乱坠而下”。
他在，从太室绝顶上也是顺着山峡往下悬溜下来的。
徐霞客惊人的游迹，的确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千古奇人。
徐霞客在跋涉一天之后，无论多么疲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他都坚持把自己考察的收获记录下来。
他写下的游记有二百四十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
留下来的经过后人整理成书，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
这部书四十多万字，是把科学和文学溶合在一起的一大“奇书”。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
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
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
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
“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
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
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
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
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
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
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
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
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
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
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
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
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
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
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
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
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
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
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
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
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
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
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
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
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
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
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厦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年，视徐霞客为游圣，步徐霞客足迹，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已成为中国旅游界的崭新时尚。
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
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
徐霞客的旅游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8岁以前的纪游准备阶段。
重点放在研读祖国的地理文化遗产，并凭兴趣游览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第二阶段为28岁（1613）至48岁（1633）的纪游前段，历时20年，游览了浙、闽、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华山、恒山诸名山。
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
第三阶段为51岁（1636）至54岁（1639）为纪游后段，历时4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9卷游记。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9个省、市、自治区。
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
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55岁（1640）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
56岁（1641）正月病逝于家中。
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广泛流传。
他以目验的事实，修正了许多古代地志沿误之处，破除了若干迷信臆说。
他从朴素的科学方法出发，阐明了地下水压力原理，得出河流流速与流程成反比的分析，观察到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生态的影响。
特别是他实地勘查了100多个石灰岩溶洞，正确指出岩溶地貌的成因和特征。
这一发现，早于欧洲人约两个世纪。
他用日记体写的记游散文，运用了丰富的描绘手段。
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
梁祝故里在哪里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
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
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
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
梁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目前有关梁祝的主要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 (1)据魏晋史学家考证，“梁祝”故事发源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马乡镇，故里遗址现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
(2)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有一立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墓碑,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直到1995年才被发掘出来。
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唯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
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
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
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
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3)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长路晓农则认为，从历史记载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记载最早在宜兴。
江苏学术界、史志界、旅游界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冯梦龙的传奇小说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证据显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宜兴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麻承照说，根据他对《鄞州县志》的研究，梁山伯应是鄞州人，祝英台应是上虞人。
(5)其实，“梁祝”的故事在宁波与汝南有着不同的版本。
汝南传说：在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却未能看出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被许配马家。
梁山伯求婚不成，一病不起，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知后，身穿孝服出嫁，轿子经过梁山伯坟时，下轿拜祭撞死在柳树前。
宁波传说：梁山伯是晋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廉的好官，由于得罪了权贵，被残害致死，老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
而祝英台是明代来自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杀害。
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就把两个人合葬在一起，结“阴婚”。
两个传说分别在两地找到了考古证据。
在汝南县，至今留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分列于马庄乡古官道两侧，出土的墓墙证明两座均为晋代墓。
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订婚，二人不可能合葬，这种分葬墓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
而在宁波，至今留有梁祝二人合葬墓。
(6)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
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
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
山伯，字处仁。
祝先归。
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
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
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
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
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 (7)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宁波)知府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文中说梁山伯生于公元352年农历三月初一，死于373年农历八月十六，终年21岁，未曾婚配；祝英台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庙(又名“义忠王庙”)修建于397年。
如记载可靠，“梁祝传说”当产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这20多年内，完全形成则在宋代到清末。
此后比较重要的文献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后者出现了化蝶的结局。
(8)1997年7月，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一座晋代墓葬，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认为是可信的实物资料。
(9)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创作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曾根据民间传说，考证出10处起源地：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
(10)有关梁祝的古迹，目前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
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说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