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法律顾问总结
社区法律顾问总结篇一：最新法律顾问工作总结及建议最新法律顾问工作总结及建议引导语：工作总结就是把一个时间段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查，从而得出引以为戒的经验。
工作总结频道迎合各位朋友的需求，特意提供了最新法律顾问工作总结及建议，希望大家喜欢!辞旧迎新又一年，在贵公司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我们完成了20XX年度的法律顾问工作，在这一年间，贵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防范。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飘然而至，为总结工作，继往开来，更好地为贵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规范管理及风险防范，现将过去一年以来的法律顾问工作从正、反面及建议进行总结如下：一、从我所律师在20XX年11月27日起至20XX年11月26日的顾问服务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并取得的了较好的效果：1、帮助公司整理、制定《公司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公司管理制度》加强了公司的规范化管理;明确了公司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职责，使各部门分工明确，工作职责分明，业务井然有序;积极发挥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全体员工的技术、经营、管理水平;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
2、严格审查、制定公司各类合同，通过拟定《沥青搅拌料加工合同》、《沥青拌合料供料合同》、《机械设备租赁合同》、《路面沥青铺筑工程承包合同》、《土地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和解协议书》、《合伙协议》、《融资
2017麒麟镇一村一法律顾问年度工作总结
麒麟镇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年度工作总结这一年来，在市局的正确领导、统一部署下，在镇政府、村两委的积极配合下，麒麟镇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按照广东省司法厅关于《扎实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通知和普宁市司法局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有序地开展，进一步深化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组织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满足基层组织、群众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实现群众不出村（社区）即可享受到基本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落实措施情况1.2016年9月初，在市局领导的带领下，广东白泽律师事务所的辛先霞律师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杨志群律师来到麒麟司法所，与各村居主任签订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合同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初步建立信任与合作意向，为此后的工作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2.2016年10月，辛先霞律师与麒麟镇政府各位领导进行了良好沟通，表达了做好麒麟镇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热情，镇政府领导表示大力支持，并希望辛律师配合麒麟镇的“教育创强”工作，开展普法讲座活动。
3.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麒麟镇各村挂钩律师按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制度，每月坐班服务，提供法律咨询，咨询内容从外出打工、生意经营到民事纠纷和社会救济等等，让更多的村干部、村民了解法律顾问工作的内容，认识到法
如何做好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几点思考
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进程必然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的步伐。
加强法治建设已成为广大政法部门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治建设的重要职能，在面临着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如何履行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为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当前我们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推进法治建设，就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以及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依法行政中，要知法懂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各项事务，始终做法律实践者的表率。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给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因此，司法行政在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中，要始终把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积极研究和探索出一条普法教育的新路子。
在普法教育的实施上，力求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把普法教育真正纳入经常化轨道，做到年初有计划，月月有安排，年终有考核。
要坚持把自学与培训相结合，把举专家法制讲座与组织集体讨论相结合，把学法与考试相结合，时刻用法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衡量普法教育的效果，使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由过去的软指标变为硬指标，更能适应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同时，还要抓好全民的普法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水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全体公民都学法、懂法、守法了，法治建设的进程就会加快。
司法行政机关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送法进万家活动、举法制讲座和报告会以案释法讲解等方式，深化广大公民的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确保广大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使广大公民都能积极投入到法治建设之中。
二、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法律服务的职能在法治化建设中，如何为各级政府的依法决策及依法行政当好顾问和参谋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司法行政系统内部有一批长期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公证员队伍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成了法律服务的精英骨干。
只有发挥好他们的智囊团、顾问团、参谋团作用，才能充分彰显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功能。
首先，要为政府的依法决策当好顾问和参谋。
司法行政部门必须从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中选出强兵强将，组成一支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最佳的顾问和参谋。
同时，司法行政机关还需要对法律服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参与决策的本领，使法律服务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的决策播种一片绿荫。
其次，搞好依法论证和调查考证工作。
法律顾问队伍要始终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从决策草案的制定、修改、听证到组织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决策调整等诸方面给予法律指导和规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再次，组织精英骨干队伍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
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行政要组织法律顾问团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依法规范和依法监督政府机关的仲裁行为和行政复议工作，在法治建设中真正把政府机关建成法治机关、服务型机关、廉洁高效的便民型机关，为法制化建设树立标杆。
三、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人民调解的职能由于司法行政长期担负着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积累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部门要搞好在矛盾化解工作中的指导、示范作用。
一是要搞好依法调解中的业务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不断上升。
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机关要灵活形式，采取组织现场观摩、查阅调解协议书等方法，认真组织调解人员学习《人民调解工作条例》，使广大调解员熟练掌握调解技能，提高调解素质。
二是做好社会矛盾的调处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在政府机关矛盾的调解中，要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组织骨干小组介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
在调解中，要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和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要规范调解的程序和调解协议书的制作，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要督促履行义务，确保矛盾化解工作真正做到社会满意、群众满意。
三是要着力构建新的社会大调解机制。
当前，社会大调解机制正在各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是法治建设的需要，是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司法行政机关要不断总结经验，挖掘典型，探索社会大调解的新路子，为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化解作出应有贡献。
四、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依法治理的职能司法行政部门长期担任着普法依法治理的职责，履行着一个地区的法治建设职能。
一是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列入普法依法治理的规划来落实，定期组织检查考评、组织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
同时，注意总结经验，挖掘与宣传先进典型。
以普法依法治理的开展，提高社会化法治水平，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是要发挥检查监督的作用。
司法行政要充分发挥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公室的协调作用，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的检查监督，要加强与人大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协调沟通，联合力量对政府机关的依法管理、依法案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对案人员的案情况进行调查和考察，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走访和了解，掌握和了解案人员是否公正案、依法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检查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依法案。
三是要发挥考核考评的作用。
司法行政机关要将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考评的范畴，并根据法治建设的内容，进行细化量化考核，以考核考评推进各部门的依法行政，确保法治建设取得实效，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司法局是做什么的
中国司法局主要工作职责 北京司法局主要工作职责
求一份关于加强我县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议的提案
基层法律服务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宁等地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
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
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
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
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
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
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
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
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
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
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
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
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
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
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
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
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
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
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
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
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
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
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
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
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
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
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
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
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
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
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