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古维费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
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
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
”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9〕《释名》也说：“城，盛也。
盛受国都也。
”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
”〔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
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
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
”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
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
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
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
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
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
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
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
《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
”《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
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
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
《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
”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
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
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
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
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
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
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
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
“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
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
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
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
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
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
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
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
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
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
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
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
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
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
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
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
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
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
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
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
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
《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
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
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
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
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
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
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
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
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
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
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
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
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
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
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
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
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
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
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
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
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
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
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
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
《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
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
”所谓“市师”，即“司市”。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
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
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
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
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
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
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
《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
”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
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
”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
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
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
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
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
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
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
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
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
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
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
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
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
《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
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
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
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
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
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
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
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古罗马历史
宋代是我国社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期，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
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
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
”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
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
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
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
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
”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
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
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
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
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
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
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
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
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
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
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
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
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
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
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
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
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
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
”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
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
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
话本、唱本的发展。
《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
《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
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
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
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
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
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
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
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
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
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
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
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
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
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
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
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
……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
”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
”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
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
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
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
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
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
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
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
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
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
……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
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
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
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
”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
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
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
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
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
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
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
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
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
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
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
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
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
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
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
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
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
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
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
”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
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
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
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
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
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
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
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
”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
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
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
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
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
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
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
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
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
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
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
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
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
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
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
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
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
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
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
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
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
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
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
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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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字的由来
从造字法来说，这是个会意字。
从土，从成，成亦声。
城，所以盛民也。
——《说文解字》 城，成也。
一成而不可毀也。
《释名》 金文如下。
小篆开始就和现在的城字基本一样了。
西安有什么特色
1.律师这个职业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这个职业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法律秩序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和远大的前程。
律师作为国家进步的先锋，总是热情地捍卫人类的自由和法律的统治。
对于那些有着敏锐才智、具有从事艰苦工作能力和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律师这个职业有着无限宽广的前景。
这个职业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正确地执行正义与维护法律准则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 --B·马利克 2.律师这个职业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为了完成这一职业的责任，这一职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忘我地投身于他的职责。
律师是有才能者的伟大职业，无论环境的荣衰，还是命运的变迁，都不能阻止这些有才能者前进的步伐。
从事这一职业需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很高的精神能力和广泛的文化。
--基舒·普拉萨德 3.我要对年轻的律师提几句忠告：你可以热血沸腾、激情满腔，但这种激情都要由理性来支配；你应当保持你的独立性的不妥协性，但要有节制，不失礼仪上的谦恭；不要束缚你奔放的情感，但要防止显得虚伪--戈帕尔吉·梅罗特拉 4.一个真正伟大、优秀和成功的律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他必须掌握法律知识，并且是人类行为方面的专家，他必须是口才流利的演说家，机制的策略家、优秀的指挥官，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必须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知识；他必须对人和人的行为方式有一种内在的知识。
--D·N·辛哈 5.我们要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林肯 6.一个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是无辜的。
我恨罪恶，但我从不恨罪人 --丹诺 7.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 8.律师是一个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烦、听起来很阔、做起来很难的职业。
--刘桂明 9.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律师有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有高度责任心，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第二个境界是有社会良心，为弱势群体、为权利被践踏的人伸张正义；第三个境界是有历史使命感，敢于为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挑战权威、挑战体制—江平 10.律师要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四者统一于科学的使命和职业良心与社会正义之中。
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张思之 11.让所有的辩护都通往正义。
--许兰亭 12.律师要始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服务者、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的保障者、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者。
--周永康 13.你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律师，神圣之门、又是。
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
你的格言：在，惟有客观事实才有最高的权威。
--胡乔木 14.律师之门，是神圣之门，是正义之门。
--于宁 15.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
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
--田文昌 16.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天时间也建不起法治的罗马城。
地位与权力终究要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
困境面前，律师要自强不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巩沙 17.律者，“法令”、“约束”也；师者，技长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两字合成为“律师”，即表明：律师乃律己之榜样，律师以擅法为专长，严肃而神圣乃律师职业之道。
--栾少湖 18.法治社会的律师应该是公民私权利的忠实代表，是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是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忠实代表。
律师的执业权利与地位，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最灵敏的晴雨表。
--吕良彪19.没有小案子，只有小律师。
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
--钱列阳20.做有思想的律师，让法治成为信仰。
中国律师应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力量。
--刘辉21.律师别拿自己太当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
-陆咏歌 22.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翟建 23.律师是个良心活。
--段建国24.依法辩曲直，仗义论是非。
上帝想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感恩、敬畏、诚信、睿智、善良、学习、责任、自律。
律师挣人家钱都是乘人之危，人家摊事才找你，所以要讲良心，服好务。
--岳成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爱略特） ●法律是最保险的头盔（爱科克） ●弱者比强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威
厄尔） ●制定法律法令，就是为了不让强者做什么事都横行霸道——（奥维德） ●纲纪废弃之日，便是暴政兴起之时（威
皮物特） ●法律被抹杀便产生专制独裁（英国） ●人们嘴上挂着的法律，其真实含义是财富（爱献生） ●法律源于人的自卫本能（英格索尔） ●人类法律，事物有规律，这是不容忽视的（爱献生） ●法律源于人的自卫本能（英格索尔） ●人类法律，事物有规律，这是不容忽视的（爱献生） ●一切法律都是无用的，因为好人用不着它们，而坏人又不会因为它们而变得规矩起来（德谟耶克斯） ●法律是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托
伍
威尔逊） ●像房子一样，法律和法律都是相互依存的（伯克） ●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伟的大夏，庇护着我们大家；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高尔斯华绥） ●不健全的法律统治时间不会长（英国） ●法律是朝三暮四的（欧洲） ●法律有权打破平静（马格林） ●今天的法律未必明天仍是法律（罗伯顿） ●好法律是由坏风俗创造出来的（马克罗维乌斯） ●风俗可以造就法律，也可以废除法律（塞约翰逊） ●法律因罪恶而发展，并且惩办罪恶（弗洛里奥） ●有多少罪孽就会有多少法律（弥尔顿） ●一个判例造出另一个判例，它们迅速累聚，进而变成法律——（朱尼厄斯）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杰弗逊） ●被败坏的道德践踏了的法律还有何意义
（贺拉斯） ●当友爱蔚然成风的时候，法律也就可以告废除了——（亨布林克洛） ●荣耀所禁止的法律却往往应允（威索林） ●在一千磅法律里，没有一盎司仁爱（英国） ●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托富勒） ●法律如果不讲道理，即使延续时间再长，也还是没有制约力的——（爱科克） ●任何法律的根本；不，不成文法本身就是讲道理……法律，也——即明示道理（爱科克） ●一个国家如果纲纪不正，其国风一定颓败（塞内加） ●一个国家的绝对公理，是受着这个国家的完美的理智法律启发——的（乔特）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宋苏辙） ●以法服人，其外若密，以德实疏；以德结人，其外虽疏，其中——实密（宋吕苏辙） ●用道德的示范来造就一个人，显然比用法律来约束他更有价值——（希腊） ●公正的法律限制不了好的自由，因为好人不会去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弗劳德） ●法律一旦成为人们的需要，人们就不再配享受自由了——（） ●我们像鹰一样，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编织一个笼子，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博莱索） ●不体现民意的法律是绝对行不通的（埃哈伯德） ●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个的法（西塞罗） ●法律总是把全民的安全置于个人的安全之上（西塞罗） ●法律不可能给每个人以方便，如果它有益于全体和大多数人，我们就该满足了（李维） ●人民应该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了城墙而战斗一样——（） ●有两种和平的暴力，那就是法律和礼节（歌德） ●法律地在暴力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西塞罗） ●在暴力的喧嚣声中，法律的声音显得太微弱（马略） ●战鼓一响，法律无声（英国） ●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伯克） ●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
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 ●上帝把法律和公平凑合在一起，可是人类却把它拆开——（查科尔顿） ●法律一多，公正就少（托 富勒） ●极端的法规，就是极端的不公（西塞罗）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 ●谁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谁也都不应该受法律的欺凌，当我们要求人们遵守法律时，无需征得他们的同意（西罗斯福） ●法律在你之上，你切不可愈越（托富勒） ●人人皆受制于法律（比克斯塔夫） ●制定法律的人首先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贝蒂）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王子不在法律之上，而法律却在王子之上（小普林尼） ●法看谁犯，事看谁干 ●任何势力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西塞罗） ●权力和纲纪是不能同存共荣的（恺撒） ●法律的专横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伯克） ●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 ●人们最看重的是特权，哪怕是主持葬礼特权——（詹拉洛威尔） ●法律就像蜘蛛网，只捕捉入网中的小者，而遇到富者和强者就只好听任其把网子扯得粉碎（阿纳卡西斯） ●网儿撒出去，并不是为了捕捉危害我们的鹰和鸢，而是为了抓那些丝毫不妨碍我们的无辜小鸟（忒壬斯） ●法律总是蹂躏赤贫者，而阔人们总是支配法律（哥尔斯密） ●裁决总宣布乌鸦无罪，却判鸽子有罪（玉外纳） ●当权者的观点就是最有力的法律（爱科克） ●最高法院追随当政者（美国） ●君主乃至高无上的法（） ●大贼脱身法，小贼被吊死（英国） ●法律对不够处罚条件的对象是无能为力的（托富勒） ●再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使浪子回头，挥霍者节俭，酒鬼清醒——（塞斯迈尔斯） ●任何法律都有漏洞，就看你能不能找到（法国） ●法律可以揭露罪恶，却不能消除罪恶（弥尔顿） ●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美国废奴运动领袖 菲力普斯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英国政治家伯克 E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
英国作家 达雷尔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法国作家伏尔泰 ●倘若世上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 ●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只有某种神灵，而不是殚精竭虑将神灵揉进宪法，总体上来说，法律就会更好。
美国作家 马克 吐温 ●自然界中没有奖赏和惩罚，只有因果报应。
英国作家 瓦谢尔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英国作家丁尼生 ●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英国诗人 申斯通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古希腊剧作家 ●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布鲁诺（意大利） ●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无拘无束。
——培根（英国）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 列夫 托尔斯泰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
爱生之极，进而爱群。
—— 秋瑾 ●生活就是战斗。
—— 柯罗连科 ●先相信你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 屠格涅夫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孔丘 ●不戚戚于贫*，不汲汲于富贵。
—— 陶渊明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
（美国总统杰斐逊 ） ●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法国法官托克维尔）惩罚是对正义 的伸张。
（英国 奥古斯丁） ●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针对犯罪的法律，而是针对疯狂的法律。
（美国作家 马克
吐温） ●奇特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
一种犯罪越是普通，越是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
（英国作家柯南
道尔爵士 A） ●在个人自己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国法学家 波洛克&nb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英国作家 丁尼生 A） ●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英国诗人申斯通 W）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古希腊剧作家 ）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美国总统 威尔逊 W）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 好的秩序。
（ 古希腊哲学家 ）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
（英国作家 哥尔德斯密斯 ） ●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
（古希腊哲学家） ●自然法即神灵法，只是用来约束每一个个体的法律，我们必须坚定地拒绝遵守。
我们应该坚定地遵守忽视神灵法的规章制度，因为规章制度赋予我们和平、比较好的政府和稳定，因而对我们来说，规章制度比神灵法更好，因为如果我们采用神灵法的话，他会将我们陷入迷惑、无序和无政府状态。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美国废奴运动领袖菲力普斯W）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英国政治家伯克E）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
（英国作家达雷尔L）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法国作家伏尔泰） ●倘若世上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 ●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只有某种神灵，而不是殚精竭虑将神灵揉进宪法，总体上来说，法律就会更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自然界中没有奖赏和惩罚，只有因果报应。
（英国作家瓦谢尔）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英国作家丁尼生） ●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英国诗人申斯通）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古希腊剧作家）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美国总统威尔逊）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古希腊哲学家）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
（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 ●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
（古希腊哲学家）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
（美国总统杰斐逊） ●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法国法官托克维尔） ●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
（英国奥古斯丁） ●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针对犯罪的法律，而是针对疯狂的法律。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奇特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
一种犯罪越是普通，越是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爵士） ●在个人自己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国法学家波洛克） ●自然法即神灵法，只是用来约束每一个个体的法律，我们必须坚定地拒绝遵守。
我们应该坚定地遵守忽视神灵法的规章制度，因为规章制度赋予我们和平、比较好的政府和稳定，因而对我们来说，规章制度比神灵法更好，因为如果我们采用神灵法的话，他会将我们陷入迷惑、无序和无政府状态。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美国废奴运动领袖 菲力普斯 ）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
（英国作家 达雷尔 ） ●倘若世上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
（英国小说家 狄更斯 ） ●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只有某种神灵，而不是殚精竭虑将神灵揉进宪法，总体上来说，法律就会更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自然界中没有奖赏和惩罚，只有因果报应。
（英国作家 瓦谢尔 ）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英国作家 丁尼生 ） ●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英国诗人申斯通 ）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古希腊剧作家 索福克勒斯）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美国总统 威尔逊 W）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 好的秩序。
（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
（美国总统 杰斐逊） ●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法国法官托克维尔 ） ●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
（英国 奥古斯丁） ●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针对犯罪的法律，而是针对疯狂的法律。
（美国作家 马克 吐温） ●奇特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
一种犯罪越是普通，越是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
（英国作家柯南 道尔爵士 A） ●在个人自己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国法学家 波洛克 F）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美国总统 威尔逊 W）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 好的秩序。
（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
（英国作家 哥尔德斯密斯 ） ●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
（美国总统 杰斐逊） ●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法国法官托克维尔 ） ●惩罚是对正义 的伸张。
（英国 奥古斯丁） ●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针对犯罪的法律，而是针对疯狂的法律。
（美国作家 马克 吐温） ●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
一种犯罪越是普通，越是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
（英国作家 柯南道尔爵士 ） ●在个人自己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美国总统 威尔逊 W）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 好的秩序。
（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
（英国作家 哥尔德斯密斯 ） ●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
（美国总统 杰斐逊） ●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法国法官托克维尔 ） ●惩罚是对正义 的伸张。
（英国 奥古斯丁） ●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针对犯罪的法律，而是针对疯狂的法律。
（美国作家 马克 吐温） ●奇特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
一种犯罪越是普通，越是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
（英国作家柯南 道尔爵士 ） ●在个人自己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国法学家 波洛克 ）●自然法即神灵法，只是用来约束每一个个体的法律，我们必须坚定地拒绝遵守。
我们应该坚定地遵守忽视神灵法的规章制度，●因为规章制度赋予我们和平、比较好的政府和稳定，因而对我们来说，规章制度比神灵法更好，因为如果我们采用神灵法的话，他会将我们陷入迷惑、无序和无政府状态。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 参考地址：
请问管仲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
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
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
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
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
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
”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
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
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
第二是便于教育。
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
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
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
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
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
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
一要有“德”。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
”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
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
“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
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
“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
二要有“才”。
“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
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
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
“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
”二是破格录用。
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
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
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
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
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
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
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
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
”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
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
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
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
温柔孝悌，毋骄恃力。
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
”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
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
”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
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
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
“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
“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
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
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
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
“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
涸泽，百而当一。
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
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
”“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
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
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
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
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
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
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
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
”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
”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
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
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
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
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
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
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
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
二是饲养六畜。
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
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
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
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
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
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
三是多种瓜蔬。
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
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
“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
”四是植树造林。
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
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
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
“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
”五是发展渔业。
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
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
“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
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
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
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
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
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
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
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
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
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
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
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
”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
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
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
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
”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
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
”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
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
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
“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
“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
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
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
”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
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
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
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
“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
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
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
“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
“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
”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
“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
”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
“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
”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
“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
”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
“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
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
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
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
“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
”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
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
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
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
《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
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
“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
”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
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
“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
这样，才能国泰民安。
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
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
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
《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
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
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
“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
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
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
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
“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
”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
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1、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
管仲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治理国内的混乱贫穷。
管仲从实际出发，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社会调查，使国情、民情尽在胸中，大胆提出“政不履旧”的观点，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乱世称霸方可自存，欲称霸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的发展，使齐成为大国。
今天，落实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朝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上文所论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内容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统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受到后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及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都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
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注重以人为本，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
坚持“以人为本”，一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
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目标是既要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要摆脱愚昧，实现以民为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现代化。
而实现这些的关键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
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放在主导地位。
三要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
正如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 3、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对道德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如金钱观念、享乐观念、利己观念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由功利性导致的在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位置的颠倒；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和就业岗位的多样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选择面前产生困惑，影响正确、进步道德标准的建立，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良思想、观念和行为，单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决好的，还必须靠教化和德治，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克制这些不良行为和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国和社会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及具体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会非议，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爵禄和财货，只图齐国强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外在体现。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不可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古代，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个体层面上，它常常表现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进取有为、团结友爱、自尊自重、无私奉献等）。
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
社会层面上，它集中体现为“理想社会”，即生机与活力、和谐统一、独立完整、尚德昌盛、绵延永长等。
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