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市开元寺塔作文500字
三苏 指北宋散文家苏他的、苏辙。
苏轼、苏辙是苏洵子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
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
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
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
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
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
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
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
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
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
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
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
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
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
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
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
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
)，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
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
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
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
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
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
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
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
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
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
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
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
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
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
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
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
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
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
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
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
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
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
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
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
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
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
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
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
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
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
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
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
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
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
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
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
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
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
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
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
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
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
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
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
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
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
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
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
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
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
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
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
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
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
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
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
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
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
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
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
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
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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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历代商人最低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开宗明义。
《史记·货殖列传》的这句话，当是晋商乃至一切所谓商帮、商人奔波的核心要义。
当我们回望百年晋商辉煌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咀嚼此话，因为，它是研究商业、商帮行为的核心，一切均会因此而发生，也会由此而运转。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最后成功无比，就认为或者宣称此君一生下来就两眼放光歌声嘹亮，就胸怀拯救世界造福人类的大志。
实际上，若真是如此，那必是怪胎，非妖即怪。
可惜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妖怪是不存在的，只有人装神弄鬼。
只要你我头脑正常，就知道人一生下来第一要务就是活着，然后才去追求活得更好。
其他都是后人的意淫或者粉饰。
好，再来说晋商。
说晋商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 这是山西人的一句口头禅，经常被颇为自豪地引用。
山西人在有麻雀的地方和鸡鸣狗叫的地方干什么
经商
谋利
山西商人的辉煌由此而光耀中国。
让我们拨开历史图册，看看明清时期，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雄居“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其辽阔的势力版图： 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红黄蓝白黑”五宝之一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青海，晋商以西宁为根据地，频繁活动于各州县。
北京，天子脚下京师万户的生计更是几乎全握在山西人手中，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中国境内各地的民间贸易多为晋商垄断。
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六必居”、“都一处”、“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地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也都有山西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晋商鼎盛时期，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经营；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潮帮商人由广州运往南洋的茶，其实也是先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后运到广州，潮帮商人再从他们手里购进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此外，还有平遥李家，祁县乔家、渠家，榆次常家、聂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冀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 晋商遗址如今遍及华夏，以晋商商号命名的古旧街巷也在九州随处可遇。
砖块瓦砾间，百年晋商曾经的辉煌若隐若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
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
从黄土高原上负重而来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凝聚滴撒：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华夏大地寻常百姓口中传诵的谚语阐述着晋商曾经吞吐海内外的辉煌与荣耀：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百年间金钱滚滚，不断地流入山西这块土地上一些屋宇森然的门户，一些家族、商号也因而财大势雄、富可敌国。
如大盛魁一家，雇员有六七千人，南队骆驼可达一万六千到两万峰，拥有的全部资产，据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蒙古乌兰巴托的旧称）铺到北京。
“祖上曾经阔过”不是虚的，曾经的辉煌让我们在21世纪了都叹为观止。
山西人为什么曾经如此队伍庞大气势恢宏非常牛气地以商业的形式纵横华夏
或者说，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
孔祥毅先生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里面分析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发达、商人势众的盛况，提出了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的多种说法以及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之所以在此摘录他的论述与观点，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阐述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这一问题的种种论点。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
“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
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晋商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
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恕不赘述。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晋商的原始资本。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
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
”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
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
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
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
”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
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本的来源。
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晋商和商业资本的来源。
因为明代中后期晋商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
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晋商资本的原始资本吗
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庞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
”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晋商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晋商致富的主要原因。
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
相反却由晋商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
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晋商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 我们可以看出，诸多论点与意见，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诸多说法中并没有一个让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统一认识的论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山西人如此大规模地经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所处位置是比较低贱的。
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总是排在最后一位。
“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
”(《恰青堂诗文集》卷一)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做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
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能幸免。
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没收其田地奴僮。
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
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
唐代政府征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
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
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直到清代，清朝的统治者还说：“……观之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
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从商的。
经商在外，“必适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幸获多资，走马牵车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
中国人做什么，都爱和文化沾亲带故。
其实，细究几千年中国之所以不崇尚商业，实际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
在过去的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制本质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
儒家重视道德，因此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应该是取决于该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
理想的状态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会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领导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
朱子所谓：“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
从理想角度讲，士是读书明理的圣贤之徒，当然道德水平最高。
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唯利是图，当然道德最卑下。
农工两者夹在中间。
其中农民老实本分，故在工人之上。
除过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
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那么，在这种深厚的社会环境背景中，晋商兴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孔祥毅并没有给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罗列、综述了相关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实际是对上述的观点加以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