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南翎绍雄老师,他应该是个心理学家,他来过我们学校讲过感恩厉志教育会,把我们和家长哭个半死
南老师真的很厉害 他也来我们中学演讲了 全校来的家长和同学们几乎都哭了 我们还看见校长还有一些领导眼睛都湿了 真的很佩服他 他说的那一个个故事即使有些我都听过 但还是忍不住想哭 很感动
历史名人的资料
算命人经典台词很多，但最主要的、常用的棱两可的说词迷信者用自己的心理去号入座”。
先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套牢你。
人经历命运，有共性与个性的方方面面，10%的“准”与90%的准确，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迷信者心理：信字当先，只要猜到与自己有一点所搭界的事，就是认为是“准”。
算命人只要再猜些共性的“准”，就信服了。
人们就认为，陌生人能知道自己的遇事，就是“准”了。
比如愁眉苦脸的人来算命，只说此人有难，就准了10%以上，其实，猜一个人有事无事，在30%以下，稍有一些社会经历的人都会“观颜察色”说出一二的。
模棱两可，让算者自己对号入座：比如算命人算有几个子女说：“本命有三子女，一个在树上挂着”。
这一模棱两可的话。
在被算的人有1——4个子女内，都是准的。
你看，若算者说只有一个孩子。
“一个挂着”嘛，本命有，但两个没着落啦；若说是二个孩子；也对，“一个挂着”，只生了两个嘛；若有三个孩子；对了，本命有三个啊；你要说有四个孩子。
就是啊，本命只是三个，但还有一个是挂着的，也生下了。
。
。
有这么大的“机动”孩子，谁猜不准呢
况且，现在共性只生一个，特殊二个。
。
。
有时间可以再看下面的例子：某人问卦，传说有一高人善周易，即前往求卦，二者对答 某人：福寿
高人：叶落归根，人总是要死的某人：感情
高人：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某人：功名
高人：富贵如烟云，得其时而用之。
某人很生气：你不是很会算卦吗
拿这些来敷衍我。
高人：算卦只是雕虫小技。
卦者云，疑而不决者问卜。
知天命，守大道的人，没有疑惑，不用算卦。
你问父母福寿，身为子女，当于高堂前供奉尽孝，在一天侍奉一天，方尽孝道。
你问夫妻感情，糟糠之妻不下堂，如果二人相敬如宾，自然夫妇和顺。
你问前程功名，若一得一失不坦然，功利欲望日增，对你有害无益。
高人最后说，人都想趋吉避凶，但所谓祸福相依，不经历磨难，难成大器。
福祚过多，亦是灾祸。
希望你能懂得大道。
知天命者，无须算命。
从前有个会算命的道士，自称能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一天，有三个进京赶考的秀才跑来问他：“我们此番能考中几人
”道士闭上眼睛掐指一算，便伸出一个指头来。
三个秀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道士说：“天机不可泄漏!”再问，他死也不开口了。
秀才们走后，小道士问：“师傅，你刚才伸出一个指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道士看看旁边没有人，轻声说：“他们一共三人，如果一个人考中，这指头就表示考中一人；如果两个人考中，就表示落榜一人；要是三人都考中，就表示一齐考中；要是三个都没考中，就表示一个也不中。
”小道士听后，哈哈大笑：“天机原来如此，的确不可泄漏!” 同字不同命 古代有个某甲，父母亲帮他选定一门亲事，但是他想知道这门亲事是不是吉利，所以上街去找了个测字先生问问。
某甲：我想问下，父母订的这门亲事吉不吉利。
测字先生：（拿出字匣）你抽一个字吧
某甲：（在字匣里摸了半天）就这个。
拿出来一看，某甲差点没昏倒，怎么是个”死”字… 某甲：你不用说了，钱给你。
测字先生：别急别急，你抽到的这个字是大吉大利的啊~ 某甲（很怀疑）：你说说看，这个字已经这么明白了，要怎么解释成吉利的
测字先生：这个字把它拆成上下两半，上面是个”一”，下面像不像一个”夗”字
某甲：（点头）是有点像。
测字先生：”夗”字下面加上个”鸟”，变成一个”鸳”字，而你又是问婚姻的事情，所以这个字叫作”一床锦被盖鸳鸯”。
某甲：好像有道理的说~呵呵~（放下钱欢天喜地走人） 某甲前脚离开，有个某乙后脚进门。
某乙：我也要问，我快要成亲的这个婚姻好不好。
测字先生：（把刚才的”死”字放回字匣，摇一摇）你抽一个字吧
某乙：（在字匣里摸了半天）就这个。
拿出来一看，又是个”死”字，某乙心想测字先生刚才说是”一床锦被盖\\\\鸳鸯”，那应该没问题。
某乙：我知道，”一床锦被盖鸳鸯”是吧
你不用说了，钱给你。
测字先生：不对不对，你抽到的这个字要叫作”棒打鸳鸯两分离”~ 某乙（傻了眼）：为什么
同样一个”死”字，刚才你明明对那个人说”一床锦被盖鸳鸯”，怎么到我变成”棒打鸳鸯两分离”
测字先生：谁叫刚才那位在抽字的时候，外头有两个人抬着一床锦被路过；你在抽字的时候，外头又有两个人抬着一根大木头路过。
锦被，是喜事用的，大木，是丧事用的（ps：古代的”大木”，指的是”寿木”，也就是棺材…），所以你们虽然抽到同一个字，但是结果不同。
某乙：（黑线地放下钱走人） 算命 有一个书生要进京赶考，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考上，於是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一算，算命先生在算之前，他和算命先生说：「我最近常做三个奇怪的梦，不知道代表什麼
」算命的一听，就叫他说出来听听，於是他说： 1、我梦见我在下著大雨的时候穿著簑衣却还举著一把雨伞
算命的一听，马上摇一摇头说：「不好呦
你下雨天已经穿著簑衣，还拿著一把伞，代表“多此一举嘛”
没关系，第二个梦是什麼
」 2、我梦见我在我家屋顶上种著稻子算命的听了，又摇了头，说：「嗳
屋顶不是种稻子的地方嘛，代表你“不会种”〔中〕呀
没关系，再听听你第三个梦好了
」 3、我梦见我和我一个暗恋已久的表妹两人裸睡在床上，却是背对背靠著
算命的听了，叹了口气说：「你还是不要应考好了，这时候你“该上不上”，代表你“不会上嘛”，你还是再等下 一次考试吧
书生听了，很郁闷的走回家，刚好遇见那位暗恋许久的表妹，表妹看他心情不好，就问他发生了什麼事，书生就把他去算命结果算命的说他考运不好的事说出来，表妹听了，就和书生说：「不然你告诉我你的梦，我来解释看看
」 於是书生说了第一个梦，表妹听了，说：「很好啊
穿簑衣还举一把伞，代表“高举”嘛
」 书生说了第二个梦，表妹也高兴的说：「这也不错
高的地方种稻代表“高种〔中〕啊
」 书生扭扭捏捏的说了第三个梦给表妹听了之後，表妹也很不好意思，但她还是说：「不错呀
这也是好预兆
这代表“该翻身了
”」 从前，在某个市集里住着一位算命仙。
他家门口挂了一个招牌写着： “神机妙算，一回一千元
如果算得不准，保证退钱” 商人们看了，都争相来算命。
第一个来算命的是卖碗的商人。
算命仙收了一千元后，假装念了一些咒语，说： ‘啊哈
如果碰到从东方来的人，你就会赚到钱。
’ 商人想到今天会赚钱，就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之后又有卖麦芽糖的商人、卖糕饼的商人与卖肉的商人前来算命，算命仙都对他们依样画葫芦，假装念了一些咒语，然后说： ‘啊哈
如果碰到从东方来的人，你就会赚到钱。
’ 当天晚上，卖碗商高兴的跑来找算命仙。
“真是谢谢您，我真的碰到来自东方的人，结果赚了很多钱，您真是太准了。
” 算命仙笑着说： ‘那是当然的，以后欢迎再来算命啊。
’ 当卖碗商回去后，麦芽糖商人气呼呼地找来了。
“根本就不准嘛
我今天遇到从东方来的人，却一毛钱也没赚到
” 算命仙摸着下巴说： ‘那就奇怪了，不过既然不准，钱就还给你吧。
’ 当麦芽糖商人回去后，糕饼商人也怒气冲天的跑进来。
“今天我都没赚到钱，把我的钱还给我
” 算命仙停顿了一下，问说： ‘那么，是否有碰到来自东方的人呢
’ 糕饼商搔着头说： “没有耶，只碰到来自南方的人。
” ‘那就对啦，我是说你如果碰到从东方来的人就会赚钱，可没说碰到从南方来的人会赚钱啊。
’ 糕饼商听这话似乎有理，就回去了。
最后卖肉的商人也来了。
“今天我的确是赚到了钱，但不是碰到来自东方的人，而是来自北方的人。
所以你算错了吧
” 算命仙露出一付不可理喻的表情说： ‘嘿，这位兄弟，我是说你如果碰到从东方来的人就会赚钱，何时说你碰到从北方来的人就不会赚钱啊
我可没这么说喔。
’ 卖肉商人觉得有理，点点头回去了。
当所有商人回去后，算命仙露出笑容： ‘赚钱真是简单啊
四个人来算命都给一样的答案，竟然有三个是准确的，足足赚了三千啊。
嘻嘻嘻
’ 有一年的冬天，大约是在晚上六点左右，邵康节先生听到有人敲门，首先敲了一下，接着又连续敲了五声。
那个人说要借东西。
邵康节请他不要讲出所借物品的名称，叫他的儿子先卜卦推算看看对方是借什么东西。
结果他儿子说：「那先生所借的东西，有木质也有金属，而且木质部份较长，金属部份较短。
我猜大概是借锄头吧
」邵康节说：「东西的质料你算对了，可是名称不对。
这么晚了，借锄头有什么用处，应该借斧头才对
」...... 其实，宇宙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预兆，只是一般人不明白预兆的意义，所以无法事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精通易数命理的人，心中特别宁静或有智慧的圣贤就可以预知某一种现象（预兆）所发生的意义和影响。
一个人心灵越宁静、智慧越高，他的预知能力也就越强、越精确。
概述50-6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
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
第一次文代会存在的局限：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做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做法，因此对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
建国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二、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编导孙瑜根据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改编而成的，影片摄制于1948年，建国后剧本做了修改重新拍摄，1950年底在全国上映。
影片描写武训为了让穷苦的孩子也能念书，忍受屈辱行乞40余年，兴办三所义学，从而歌颂了武训精神，肯定了武训所走的道路。
影片放映之初获得一片赞美之声。
不久，对《武训传》的宣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文艺界严重的思想混乱,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
“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2、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等同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后经修改，于1952年以《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还将新写的论文辑成《红楼梦简论》出版。
对《红楼梦》的版本、作者和文学上的承继关系进行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与美学观点，对《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批评、阐释，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
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受到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的文章受到了的重视。
指出，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
的意见改变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使之发展成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1902-198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
原名张光人，湖北蓟春县人，他的文艺思想极为复杂，其核心在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精神奴役的创伤”，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是当时属于正常的理论论争。
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胡风发表了对文艺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受到文艺界部分同志的批评。
1953年《文艺报》先后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对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展开批判，胡风不服，于1954年向党中央递交了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了林、何等人对他的批评，同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受到的首肯，然而时至1955年1月，《人民日报》开始看在批判胡风观点的文章，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的批判。
5月《人民日报》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
胡风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
1980年9月，胡风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政治上得到平反。
1988年6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复查，撤销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提法。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
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
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毛主席亲自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
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三、“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右斗争扩大化1、“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内容的核心是：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
随后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各阶层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整风运动的动员和开展使人们畅所欲言，作家们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新中国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2、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6月，经知识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
“双百”方针的提出所带来的令人欣喜的活跃局面很快发生了逆转，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许多文学作品和争鸣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连同冯雪峰、丁玲等在内的一大批评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并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
文艺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然否定了贯彻“双百”方针、批判教条主义的积极成果，使“左”的思潮进一步蔓延，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与“左”倾思潮的泛滥1、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作物，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我国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与此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周扬、夏衍、邵荃麟等文艺工作负责人在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生机。
1961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
同年6月，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会上，周恩来做了重要讲话。
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与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陈毅也到会讲了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
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社论指出文艺的服务对象，应由为工农兵服务，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
同年8月，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举行。
着重研讨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这几次会议和社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前一阶段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文艺创作方面有的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表现普通人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
2、“左”倾思潮的泛滥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某些新局面，很快又被“左”倾思潮的升级淹没。
由于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致使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从1962年到1965年，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利用对文艺形势的错误判断，策划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批判，其中影响最为恶劣、规模最大的是1965年11月开始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一、“文艺黑线专政论” 为了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林彪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林彪、江青一伙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洗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其次是把大批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三、大兴文字狱，文艺工作者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流放监禁，致使冯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汉、赵树理、闻、杨朔、海默等数百名文艺家被迫害而死。
蒙受冤假错案劫难的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强行解散全国文联、作协及其各地分会。
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
各种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活动。
二、帮派文艺江青攫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改革的成果，又炮制了京剧《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封为“革命样板戏”。
炮制了小说《虹南作战史》《初春的早晨》和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反击》《春苗》《决裂》等，作为向老一辈革命家发起进攻的武器，这些所谓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与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结合的产物。
江青一伙根据他们的创作经验总结出一套理论纲领，即“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
进步文艺 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
长篇小说又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中短篇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话剧《万水千山》、湘剧《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电影《创业》《海霞》等。
一类是地下文学。
小说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诗歌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舒婷的《春夜》《船》，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
天安门诗歌推动地下文学进入可歌可泣的高潮，谱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挽歌与战歌。
文学批评的方式有哪些?
(一)审美体验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
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
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
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
脂砚斋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
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
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
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
”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二)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光对待作品。
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
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
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
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
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
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
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
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
”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
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
《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
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
”香菱基本上还停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
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
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
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
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
‘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死寂’。
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数控车间年终总结,给个
答：在逐步殖民地化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逐渐地向工业文明转化，传统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正在向着现代转变。
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呼唤着文学的变革，也必然孕育着文学的变革。
晚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以及物质形态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对清政府内部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
1860年之后，清政府在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影响倡导下，开始了以“自强”、“求富”（富国强兵）为目的 ，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心的运动 ，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了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不仅在当时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策略使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文化机制的变化。
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 ，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 ，在民国初年更有着巨大的发展。
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
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
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 8 传统的“读书”人。
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
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
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悄悄地孕育着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接受方式的变更。
二、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
答：三次文艺批判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初衷就在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规范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讲话》精神的共和国文学范式。
对于不服从这种规范、有碍于共和国文学范式建立的胡风等人，最后当然只能采取政治的方式加以迅速解决。
因此，了解三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理论分歧，基本上可以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一些主要规范；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基本上也可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主要运作方式。
1、历史的修辞与经典的阐释 在建国初期三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首先牵涉的是如何阐释历史和怎样阐释历史的问题。
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过往经验，不断借鉴过往经验的过程，因此，历史一直被当作客观的存在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拜。
在中国，历史描述的权利更是受到历代当政者和历代文人的重视 。
因为对历史的不同阐释，当政者和阐释者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较量。
作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为有过二十八年奋斗历史的执政党的领袖，首先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完全有利于共和国、有利于共产党历史的阐释规范，想进行的是引导作家把这种规范运用到描述历史、虚构历史中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证明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的法则，同时也证明共和国诞生的合法性。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批判始终是围绕制定的中心问题展开。
批判者首先认为，《武训传》宣扬和歌颂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他们也承认《武训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反映了旧社会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
但他们同时认为，影片着力宣扬不识字只能沉沦地狱， 念书才可以升入天堂的思想， 是对历史的歪曲。
《武训传》这样的历史阐释则完全是一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
不难看出，在建国初期的这场批判运动中，“农民”和“革命”这两个关键词浮出了地表，农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被赋予无可辩驳的历史合法性，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则可能被冠以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帽子而受批判。
这样，历史描述或历史阐释“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根本问题也就基本解决。
在后来三十年左右有关历史阐释的文学活动中， 这些规范也就成为创作的指导思想， 成为批评的衡量标准。
如果说发动《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终极目的是“革命”历史的阐释问题，那么，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
发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但牵涉到的则是阐释文学经典的合法性问题，是如何通过经典的阐释去规范当下文学创作的问题。
在这场运动中，被作为“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标本就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后得出的结论。
“自序传”说起自于胡适， 他的 《红楼梦考证》的基本结论就是：“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它的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
俞平伯最初的看法与胡适一样，后来对“自序传”有所怀疑甚至反对，但最终未提出新的看法，他的许多基本观点仍建立在“自序传”的基础上。
在“自传”的基础上，俞平伯还提出了一些与作品思想倾向有关的见解。
他总之，作为一部名著，在认识它时主要应该肯定的是其总体的思想倾向。
俞平伯还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
俞平伯的观点调和了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抹煞了两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从而也就抹杀了《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
对钗黛二人的褒贬，本来也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批判者一味强调《红楼梦》的倾向性和战斗性，其政治导向也是较为明显的。
后来，这种简单的、或者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直影响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的批判还包括对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
虽然李希凡、蓝翎以及一些批判者都肯定俞平伯在《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方面的贡献，但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还是否定了胡适、俞平伯讲究实证的研究方法。
俞平伯的一些考证的确流于繁琐，有的也的确属于枝节问题，但批判者却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以考证代替科学的分析，以考证学代替文艺学，没有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对《红楼梦》 9 作出应有的评价。
就学术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过分地强调或故意地贬低某种方法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的精神。
从发动者的政治意图看，对考证学的贬低是为了肃清胡适派的影响，为了贬低胡适研究的价值；对文艺学的肯定，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际则是为了确立主流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为了把主流观念贯彻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贯彻到整个意识形态中去。
这种单以某种理论代替具体考证研究的结果，是后来以论代史的盛行，是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逐步消失，以及服务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