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公开课心得体会
无论是谁讲圣经,都有让人受益的地方,但千万不视为唯一标准。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使徒行传 17:10-11 和合本)
陈向明教授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
向明:《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1期;陈向明主编:《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339页。
“中国贫困省基础教育重读、辍学研究”是世界银行在中国资助的扶贫项目中一个技术援助子项目。
此课题涉及中国六个省,作为课题的国家级协调机构,北京大学“重读、辍学课题组”负责课题的总体设计、研究工具的选择和制定以及课题总结报告的撰写。
1995年6月,我们课题组和西北某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到该省河阳县进行了一个预调查。
以下是定性研究部分的一个个案报告。
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儿所指的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定性研究”有所不同。
后者主要依赖于个人的直觉和哲学的思辨,根据个人的主观经验提出一些看法,然后用演绎的方法对自己的思考进行验证。
而前者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这种研究通常以归纳法为主要分析手段,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并通过各种渠道对研究结果进行相关验证。
为了保护被研究者,此报告使用的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虚构的。
文中的“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位中年女研究人员,此次调查的定性研究部分由她主持。
报告使用第一人称是为了再现研究现场,让读者了解在什么样情境下研究者搜集到了现有的材料,从而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还使研究者有机会介绍自己对研究方法的反省,使读者更充分地了解研究的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提出的课题研究对象是中国贫困省中小学生重读、辍学问题,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找到缓解和解决问题的有关对策。
我们此次调查中定性研究部分只放在辍学方面。
对“辍学”这一概念的定义,教育界有不同的理解。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义务教育效益研究》将“所有未完成学制规定年限的教育而中断学习、离开学校的现象统称为‘辍学’”。
然后,他们又将这一大概念的“辍学”中的非因病的休学、退学、办理转学手续后未连续上学、其他未办理任何手续而中断上学等几项统称为“流失”。
[1] 我们此次调查没有对“辍学”做如此包涵型的定义。
我们使用的基本上是上述的大概念。
二、研究背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学龄儿童的教育一直是各界人士密切关注的问题。
虽然国家教委发布的小学辍学率是2.19%,中学辍学率是5.78%,但是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比例只有66.91%。
[2] 此外,以上数字涵盖了全国所有的地区,而辍学现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尤为严重。
教育界人士一般认为,辍学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国家总体人口素质的培养,而且给辍学生本人带来身心上的伤害。
对辍学现象的研究目前在中国教育界尚不多见。
我们见到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定量的方法,对全国部分省和地区的辍学数量、辍学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统计分析。
[3]虽然其中有的调查使用了座谈的形式,其报告名为“案例分析”和“典型调查”,这些报告仍旧使用的是定量研究的框架,从研究者的角度对辍学问题进行了因素分析和预测。
定量的方法对于我们在宏观层面上了解辍学现象很有帮助,可是不能在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此外,由于定量研究不重视研究者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我们从这类报告中看不到研究者的身影以及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省,因此也就无从判断研究的可靠性。
艾一平等人虽然使用了问卷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听不到辍学生的声音。
[4]该调查仍旧着重于从研究者的角度探讨辍学的现状、原因及对策,而没有再现辍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方式。
除此以外,我们见到的对辍学现象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考和呼吁的层次,没有对辍学的具体情况和过程进行探讨。
[5]因此,我们认为对辍学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解释性个案调查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 我们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即: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有可能为研究的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
选择河阳县是由该省教科所决定的,原因是该县是一个贫困县,人均年收入低于省平均数,辍学现象相对其他县应该多一些。
此外,该县离省城较近,便于我们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按时返回。
结果,我们到了河阳县才从县教育局了解到,这里辍学的学生并不多。
虽然该县经济比较落后,但是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人们普遍比较重视教育;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因为经济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没有像其他经济发达地区那样为童工提供打工的机会。
此外,我们到达该县时适逢“双基”验收(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刚过,曾经离开学校的学生也基本返校,我们在县教育局的帮助下四处寻访,最后在四所学校(小学中学各半)找到了六位辍学生,并同时采访了他们的家长、班主任、校长和同学。
此个案的主角王小刚是通过他以前的同学找到的。
他就学时的梨树沟中学校长金柱山,在我们到达河阳县的第二天,从县教育局得知我们将到该校了解辍学情况,便召集老师和学生打听辍学生的去向。
经过多方询问,他了解到从去年起该校共有三名同学辍学。
其中一名外出打工了,另一名走亲戚去了,只有一个叫王小刚的仍旧在村里,便派了一名学生到他家,要他和他的家长次日下午到学校来见我们。
尽管我们向县教育局多次表示希望到王小刚家里去见他们,县里坚持要他们到学校里来见我们,说是“这样更方便一些”(对谁更方便一些
——我们没好意思问)。
(二)收集材料 收集材料的方法采用的是开放式访谈、非正式交谈和现场观察。
访谈的时间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地点是由学校指定的,在学校楼二层一位男老师的宿舍里。
每次访谈时,我都在征求了被访者的同意后用录音机录了音,并同时记下被访者的表情、形体动作、以及自己对对方法的反省。
回到招待所以后我便立即对录音进行逐字逐句的整理,因方言听不懂的地方请省教科所的人员帮忙。
如果谈话是非正式的,不能录音,我便过后在车上、走路时、或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凭记忆尽可能多地将谈话的内容记下来。
我和王小刚本人访谈了两次,和他的母亲、梨树沟中学现任校长金柱山、王小刚在学时的班主任刘东来和校长官于宏各访谈了一次。
我还走访了王小刚的同学马力的家,向他本人及父母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情况。
1995年6月20日上午我们北京大学四名研究人员,加上该省教科所三位科研人员、河阳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工作人员,一行九人开着两部车来到了梨树沟中学。
金校长和其他几位教师已经在会议室里摆上了茶点欢迎我们。
我们首先向金校长介绍了此行的目的,然后了解了学校的基本情况。
10点左右,王小刚和他的母亲来了(他的父亲外出为别人盖房子去了)。
王小刚个子不高,瘦瘦的身躯上挂着一套肥大的西装,脚上蹬着一双厚厚的旅游鞋(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这孩子穿着他爸的西装来了。
后来问他,他说是他自己的,故意做得大一点,可以穿得久一些)。
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比他同龄的孩子更要成熟:长圆的双眼透着精明和一丝忧怨。
当金校长告诉他“北京来的专家们想和你谈谈,了解你的一些情况”时,他立刻回答:“可以,没问题”,可是他带一点漠然的眼神和紧咬着的嘴角告诉我:这是一个精明、倔强,而且有主见的孩子。
我和他的谈话是省教科所研究人员李风陪同,为的是帮助我理解小刚的方言(虽然小刚说他用的是“普通话”,他说的有些话我还是听不懂)。
访谈刚刚开始,县教育局副局长就推门进来,坐在我们旁边,似乎打算旁听下去。
我看见小刚明显地变得紧张起来;他拘束地扭动着身子,面部肌肉紧绷绷的。
我想叫局长出去,可又碍着面子,不好意思马上说。
就说:“对不起,能不能请您出去一下。
人太多了不太方便。
”对谁不太方便
我也没有说。
此后,不时地还有人进来看我们在干什么。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除了有人打搅以外,小刚显得比较冷静,说话很有条理。
他使用的语言也比较正规。
对此我感到很吃惊:我以为辍学的孩子不会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和表达能力——显然,我的起法是不对的。
当天下行我们又访问了他的母亲。
她中等身材,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年纪,一身崭新的衣服和梳得光亮的头发告诉我:她为了到学校来见京城里来的人而着意穿戴了一番。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笑容满面,语速很快,有时不容易听懂,我不得不常常进一步追问。
她似乎对我们来了解儿子的事感到荣幸,不停地说着“谢谢你们关心”之类的话。
和小刚的母亲交谈过以后,我们又采访了梨树沟中学的金校长。
他是一位40多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很疲惫,黝黑的脸上爬着深深的皱纹,眼里布满了血丝。
由于他是在王小刚辍学以后才调到此校,对王小刚的情况一概不知。
他主要谈了一些学校目前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这些困难有可能对学生辍学产生的影响。
在这之后,为了检验从王小刚、他母亲以及金校长处了解到的情况,我们提出采访王小刚在学时的班主任刘东来和校长官于宏。
由于刘老师和官校长都已于去年夏天分别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县里化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他们。
县里说不论是去他们学校还是去他们家里交通都不方便,于是安排他们到梨树沟中学来和我们见面。
6月 22日上午,我们首先面见了刘老师。
他年龄28岁,尚未成婚,敦实的个头,看起来精力旺盛,细眯着的双眼总是带着笑容。
他很健谈,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滔滔不绝,不需要我太多的提问。
他是1993年8月调入梨树沟中学的,1994年7月就调走了。
因此,他只了解他班上去年级辍学的三个同学的情况(从这里我了解到仅他所教的一个班就有三人辍学)。
他所介绍的王小刚辍学的原因和王小刚自己说的很不一样。
这使我感到困惑。
和原校长官于宏的谈话也是在6月22日进行的。
官校长年龄45岁,已有十年当校长的经历。
他说话不紧不慢,显得很沉着。
虽然他去年8月才调到外校去,却对王小刚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对辍学的学生都不太了解,学生主要和班主任联系。
”官校长主要谈了谈中国农村教育中日益恶化的困境及其对孩子辍学的影响。
对金校长、官校长和刘老师,我除了了解他们对辍学情况的介绍和看法以外,还询问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的学习情况以及他们对这些人的期待的看法。
目的是了解他们个人在具体生活中是如何行动的,以避免他们用一些口号似的语言来回答我的问题。
由于从别人那儿了解到有关王小刚辍学的原因和他自己说的有些出入,我请求再次访问王小刚。
6月23日上午,我们又到了梨树沟中学。
由于学校一时找不到王小刚,我不得不在学校里等他。
县里的负责同志强烈要求我中午跟车回县里吃饭,我化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们让我留下来。
在等待时,我和学校的几位老师和管理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从他们那儿我了解到很多关于河阳县学校的情况,特别是教师的现状和想法,进一步验证了金校长、官校长和刘老师谈到的很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和学生辍学之间的关系。
中午,我和校长以及三位教师一起吃午饭。
饭菜很简单:一盘青椒炒茄子、外加汤面。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因为我而特意加菜(我在决定留下来时便将这作为一个“条件”)。
虽然这里的饭菜和县里的相比是天壤之别,我却吃得比在县里更香:因为我有机会独自和学校的人员交谈。
此行所到之处总是有各级“领导”陪同,浩浩荡荡。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能收集到的材料有多少“真实可靠”。
午饭过后,小刚还是没来。
下午三点左右小刚来了,一身泥土,额上淌着汗水,才知他和母亲在田里等待灌水,现在仍旧没有轮到他家。
他是被同学从田里叫来的。
这次他穿着破旧的汗衫和长裤,已经没有了穿西装时的矜持和拘束,看起来比上次小了很多。
我们在第一次谈话的房间里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进一步询问了他辍学的原因和一些细节。
除了某些细节有出入以外,他说的和上次基本相符。
由于他提供的辍学原因和其他人的解释仍旧不一样,我想从更多的途径来进行验证,同时也想亲眼看看村里的具体情况,便提出来去小刚家以及他的同学们家去看看。
金校长坚决不同意,说“村子里不安全,你会迷路的。
”我化了很多口舌,终于说服了金校长。
在金校长忐忑不安的目光陪同下,我和小刚上路了。
刚进村不久,迎面便看到县里来接我的小车。
我赶紧跑过去,请司机等我一会。
然后问小刚能否带我去附近他任何一个同学家。
小刚家在村子西头,太远,已经不可能去了。
我们到达小刚同学马力家时,他正和父母躺在炕上看电视。
见我们来了,马上爬起来穿衣服。
马力看上去很腼腆,看到我脸都红了。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的父母在旁边不时地插话,可惜大部分我都听不懂。
马力的回答从侧面验证了王小刚所说的一些情况。
他父母的意见也反映了部分家长的态度。
我发现这种家访能够提供更为自然真实的情况。
(三)成文 此报告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定性研究常用的五种成文形式[6]。
(1)现实的故事(realist tale),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看问题的观点,从被访者的角度将王小刚辍学的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尽可能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研究结果;(2)坦诚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介绍我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现访谈情境和对话片段;(3)印象的故事(impressionist tale),详细描写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反应和表情动态;(4)批判的故事(critical tale)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对王小刚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探讨;(5)规范的故事(formal tale),尽管我没有试图用研究结果去验证某一外在理论,但我的研究设计和提问的方式反映了我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某种观念。
这一点我在下面的讨论部分将进一步说明。
(四)推广度及其他 定性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样,其研究结果不能像定量研究那样当然地推广到从中抽样的人群。
但是,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有关人群,而是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虽然对王小刚的调查只是一个个案,其真实性只限制于他一人,可是对他辍学情况的深入剖析可以使很多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得到一种认同,他们在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共鸣。
有关此研究的效度检验、伦理道德问题和假设的建立,请见此文最后的讨论部分。
四、研究结果 (一)背景介绍 王小刚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家住河阳县梨树沟。
河阳县地形地貌以山丘为主,梨树沟位于两座大山之间,共有住户300多家。
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生活有所好转,和河阳县其他地方相比仍属中下等。
村子里简陋的土房子拥簇地一起,形成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
中间有一条泥土路穿过,路边可见散乱堆积着的泥土和垃圾。
当我们的汽车从路上驶过时,路边蹲着的老头老太太们都抬起头来看着我们,眼睛里透着好奇的惊讶。
他们的衣服看上去都很陈旧,泛着多次水洗后留下的白色痕迹。
梨树沟中学位于村子的尽东头。
校舍是一栋两层的白色楼房,去年由世界银行贷款加上村民捐款修建而成,代替了以前破旧的危房。
新校舍采光很好,屋子里光明透亮,但构造比较粗糙,墙壁粉刷得不平等,窗户上没有纱窗。
我们采访时虽然天气比较热,但也不能开窗,怕蚊子进来;我们从窗户里看到,有的学生一排排坐在课桌旁看书,有的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声朗读英文,纪律好像很不错。
楼房的北面是一个泥土铺成的大操场,西北角有一小栋破旧平房是教师用餐的地方。
厕所位于校舍的东边,仍是中国农村常用的茅坑: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搭一块木板,坑里蛆虫涌动,臭气扑鼻。
梨树沟中学共有教师八人,其中三人是民办教师。
两名女教师。
老师的平均年龄是30岁。
梨树沟中学共有三个年级,总共三个班,121名学生,其中女生50人。
学生全部住在村里,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学校不必负责他们的住宿。
王小刚家里有五口人。
爸爸是瓦工。
除了为本村盖房修屋以外,还经常外出干活,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妈妈在家务农,并操持家务。
父母都只读到小学毕业。
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姐姐,念到了初中三年级。
她曾打算继续念高中,可是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还是没考上,便放弃了继续学习的念头,现已出嫁到外村。
小刚的妹妹在梨树沟小学念二年级,成绩不错。
王小刚本人于1993年9月入梨树沟中学就读初中一年级。
当时他年仅十三岁。
他的班主任刘东来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语文和政治课。
小刚的功课不太好,尤其是语文和政治成绩比较差。
(二)辍学的过程和原因 进入初中半年以后,1994年初冬的一个清晨,小刚和刘老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促使小刚做出退学的决定。
下面是小刚在我和他的第一次访谈时对这一事件的陈述。
我:“当时因为什么事情不上学了
”他:“因为我们的老师……我的成绩有点不太好,老师打得厉害……就不上了。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有一天早晨早自习的时候,冷得厉害。
我冷得不行,就跑到火炉旁烤火。
老师看见了,说你怎么不好好背书,就打我。
他后来出去了,我还不背。
又去烤火。
他进来打我。
把我叫到办公室又打了。
”我:“怎么打的
”他:“打耳光,打了好几个耳光。
”我:“打哪里
”他:“脸上打。
”我:“你知道他为什么打你吗
”他:“就是因为烤火……因为我不背,跑去烤火。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很生气……当时很气愤……打了我以后很丧气,好几天都很丧气。
过了两三天以后我就不去学校了。
”小刚说在这次挨打以前,他已经被刘老师打过几次,打耳光和屁股,“老师经常在班上说我,经常打。
”此后,他在刘老师上课时便逃课,逃过五、六次。
每次都是偷偷地溜出去,躲在学校大操场的另一边,坐上45分钟,过了这节课再进去。
有时候,同学来找他,但从来没找着过。
“我四处乱转。
”他很害怕刘老师,因为他语文和政治功课不好,背不出来,还会挨打。
“宁愿拿着课本在外头背,也不想去上课,害怕他打我。
”这次因为“打得比较狠”,他在几天以后又有刘老师课的时候便决定不去了。
“我决定不去了。
再去的话,老师还会打我,他打了我,以后还会找我的。
” 这里王小刚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1)他是否真的受到刘老师的体罚;(2)体罚是否是他辍学的主要原因。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访谈王小刚在学时的班主任刘东来时,他谈到了小刚辍学的原因是因为成绩不好,只字未提体罚小刚之事。
末了,我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问他学校是否有老师打学生的事情发生。
他看上去神情有点不安。
“个别也有。
比如学生干了破坏性事情,如用弹子打灯泡,其他学生又包庇犯事的学生,老师调查了很久都查不到,只有用体罚。
”我问他,“怎么打的
”他回答说,“用手打。
”“打哪儿
”“脖子或者屁股,就这么打。
”他用力地把手往下一抹,眯眯眼笑了……。
“你班上有这种情况吗
”他说,“也有打灯泡事件,但我只是教育一下。
”我问:“你有过打学生的事情吗
”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刚毕业教书时也打过,教不会,心情急。
后来就没有打过了。
”他在访谈开始时告诉我他已从事教学九年——很显然,从他的陈述来看,他去年没有打过王小刚。
梨树沟中学原校长官于宏说学校里没有体罚的现象存在,“变相体罚还是有的,比如讽刺挖苦学生。
打是没有了。
初中一般是不打了。
”“为什么初中不打了
”我问。
“因为学生大了。
”他的他在梨树沟中学工作五年来,没有体罚现象,也没有学生反映这个问题。
有关体罚的问题,小刚的母亲所提供的情况与刘老师和官校长所说的不一样。
当我问她是否听小刚说过老师打他一事,她说有,“他和老师关系不好,老师有时候打他,背不会时老师打他。
”但是,“老师不打怎么学得会呢
”她笑着说,“娃娃不好好学,也不能尽怨老师。
”她听说学校里老师打人的现象比较多,主要是年轻老师性子急,对差生恨铁不成刚,不喜欢他们。
当我第一次问王小刚的同学马力是否见过学校老师打人时,他说听说过,但没有亲眼见过。
在我进一步声明我是从北京来的研究人员,不会把他说的话告诉学校以后,他说看见过一次:“(有一个同学)背不出书,(被刘老师)打耳光。
”我问他怕不怕刘老师,他说不怕,因为左老师(“教洋文的老师”)更可怕,背不出书就打,同学们都很怕他。
他的父母在旁边插话:“老师打学生是为了学生好;学生不好好学习,家长管不了,不打怎么办
……这不是真打
”从马力家出来的路上,我问小刚,“开始时马力说没有看见老师打人是为什么
”他说不知道,我说学校的老师都说没有体罚,他仰头望着我说:“可能他们不知道,也可能他们不想告诉你”小刚似乎对自己的看法坚信不移,说起来理直气壮,很难相信他是在撒谎。
从有限的调查材料中,我很难知道王小刚是否真正被刘老师打过,刘老师和官校长的回答是否定的,王小刚、他的母亲和同学的回答却是肯定的。
由于这一问题无法得到答复,对第二个问题(即体罚是不是王小刚辍学的主要原因)就更难回答了。
王小刚本人在两次访谈中都直言不讳,坚持老师打人是他退学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刘老师和官校长对第一个问题持否定态度,我无法问他们第二个问题。
王小刚的母亲虽然说老师打人是她儿子不上学的一个原因,但是她不认为老师打人是一件坏事。
尽管马力说看到了刘老师打人,马力的父母认为老师打人是为学生好,我却没有问他们刘老师打人是不是导致小刚退学的原因(事实上,我也没法这么问)。
我当时想法是:如果我能找到刘老师是否打过学生的旁证,就能知道王小刚辍学的原因。
现在看来,这是不够的。
即使刘老师体罚王小刚是事实,也不能因此而推论出体罚就是真正导致王小刚辍学的原因。
这个吧
三大人种的确存在差异性,为什么西方人就不承认
《玉石VS彩宝-东西统与文化的碰撞》自古,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东西。
人在实现了生存需要之后就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也就是会有一个自我尊重的需求,而珠宝恰好就能很好的表达这种符号性需求。
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点也体现在珠宝首饰上,那么接下来就从不同的几个方面简单地说一说这些差异。
首先是从材质上去区分。
在珠宝的选材上面,中国人比较偏好的是翡翠、和田玉、绿松石和南红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玉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则比较注重表面的东西,喜欢闪亮的、耀眼的、直白的,像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猫眼、海蓝宝,还有最近这些年兴起的坦桑、托帕等等,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的,那就各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材质特别说明一下。
西方人喜爱的钻石是一种单晶体的矿物,它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在地球内部因为高温高压改变了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而用四面体的方式,成品一般是由一颗晶体切割而成的;钻石的珍惜之处不在于这个元素的本身,而在于这个元素重新排列的这种方式。
钻石也是现在人类知道的在自然界中硬度最高的一种物质,如果把钻石和其他珠宝放在一块儿,钻石毫发无损,其他珠宝却会被划伤,这也是钻石的特性。
钻石是一种单一的矿物,它的瑕疵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此GIA曾经给出过四个参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4c,这4c里面有一项就是净度,净度最好的肉眼不能看到,只有十倍放大镜下能够看到的这个净度,作为4c的标准最好的就是无暇,对于钻石瑕疵的评断还有等级划分,在国际上是非常明确、非常细致的。
而东方人喜欢的翡翠跟和田玉,是由数不清的微小的矿物颗粒组成的,属于集合体,对于翡翠和和田玉的具体形成过程就不多讲了,但是它们都是由很多个晶体聚集在一起后形成一大块的一种材料,这就是材料性质上的不一样。
钻石在国际上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标准以便于制定它的价格,但是翡翠并没有,我们讲的是比如说玻璃种、冰种、糯种、豆种等等之类的,但只是一个范围一个区间,目前并没有那么精确的标准。
比如说像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这些,它们的硬度很高但是韧性很差,将钻石切磨成不同的形状,是为了顺应钻石原石的不同特性。
不同的钻石原石,其晶体结构、光学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
钻石的形状设计,首先要根据钻石原石的解理、净度、重量等特性,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解剖钻石原石、处理原石瑕疵,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石的重量。
翡翠虽然没有钻石那么硬,但是翡翠跟和田玉都有非常强的韧性,它们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我们看到过翡翠做的蛋面、手镯、挂件、摆件,但是钻石就只有被切割成一颗一颗的小晶体,几乎就没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东西方文化差异性也体现在珠宝的题材上。
对于珠宝来讲,东方人比较喜爱的是龙凤、灵芝、牡丹等这种很传统的题材;或者是一些具有宗教信仰的观音、佛公、度母之类的;或者是具有吉祥寓意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叶子讲究的是金枝玉叶、一叶成名,豆子寓意平平安安等等。
但是西方在珠宝题材方面会运用一些造型,比如说狮子表示胜利,表现的是勇猛;或者像宝格丽的蛇形手环,它的表现方式更直白,直接用钻石把它镶嵌起来,让你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闪亮非常耀眼,一眼就能发现的一件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手上戴的是一件用钻石做成的饰品。
之所以东西方的宝玉石文化有这么大的差距,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不同。
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高度去考虑问题,跳出现实,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表达,做这种思考的比较多;而西方人比较注重逻辑关系,逻辑的、理性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属于抽象,或者感性的思维,西方是从物质世界的本身去入手,然后去寻求求证问题的本源。
左边的是翡翠,是非常常见的佛公叶子和观音,这些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吉祥的,就是希望我们得到神灵的保佑,希望我们一夜成名;而右侧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黄钻,给人的视觉冲击就是闪,就是一种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自我,就是一种对于个体的直接感觉。
西方人的普遍性格比较独立外向,有的还很强悍,因为我在北美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些文化,基本上就在一个竞争的氛围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中国人的表现就是比较合群,内向温和,大家更愿意和谐相处,而不是针锋相对。
这张图片里的这个手镯是意大利品牌布契拉提的作品,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给意大利皇室制作珠宝首饰的一个家族;而下面的翡翠手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从清朝慈禧太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喜欢翡翠,最喜欢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把它做成手镯戴在手上。
在常规的印象里,钻石是非常坚硬的,很冰冷的一种感觉;翡翠是柔润的,柔美的,羊脂玉也是温润细腻的,这是因为西方人比较讲究原则,而东方人讲人情。
钻石最美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强烈的光线下,从不同的角度,你能看到它产生五颜六色的光彩,这就是西方喜欢的感觉,他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外向性格;而对于翡翠来说,那种具有生命力的绿色就是我们东方内向含蓄的一种性格的体现。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我在2012年某珠宝展拍摄的两件和田玉的作品,一件是观音,还有一件是表达孝顺的一个题材;而下图的祖母绿和红宝石的套链儿就非常的直白,戴在身上你会觉得我就是闪光点,在人群中很轻易就能发现我,这就是我。
我们中国人会把姓放在前面,表示说我们不忘祖宗;外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字放在前面,然后姓放在后面,这也是文化上差异的一个体现。
中国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封建社会。
基本上属于农业文明的一个性格,所以中国人会更注重于理道德,求稳求同,“和为贵,忍为高”是我们的一个处事原则。
而西方基本上属于海洋文明,他们喜欢对外探索,是比较外向的一种文明。
比如哥伦布航海探险发现新大陆;比如后来的工业革命;西方人就是有非常要强的斗争精神和对于自己自身利益的这种维护,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事的原则,我们叫他们工业文明的性格。
这个表现在珠宝上也是一样的,下面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7大家看上面这张红宝石照片,它会出具GIS证书,证书中对它的尺寸、重量、颜色、等级、产地等等都会有详细记录,但是对于翡翠跟和田玉来说,重量的这种衡量标准几乎是没有的。
其实翡翠和钻石彩宝是相通的,可能大家会对我说的这个方式有质疑,那么我们下面就按照钻石的标准来讲一下翡翠。
钻石有颜色、净度、切工和重量四个主要指标,那么如果搬到翡翠上面讲也是一样的。
首先是颜色,钻石的颜色分级是从d开始,然后按照字母往下走,就彩钻来讲有黄钻、蓝钻、粉钻、绿钻;而相对于我们的翡翠就有绿色、黄色、红色、无色、紫色等等,而翡翠的绿色还可以分为阳绿、天蓝的绿,这是大的界限,再细分有帝王绿、翠绿、秧苗绿、苹果绿等等。
其次是净度,钻石的区分有FL、IF、VVS、VS、SL这样的一个净度级别划分,翡翠的话可以有玻璃种、冰种、糯种和豆种。
还有切工,对于钻石彩宝来讲,好的切工会让这颗单晶体的宝石更闪亮,也就是俗称的火光好,这可是一颗单晶体宝石质量参数的重要评价;对于翡翠跟和田玉来说,切工就是各人的雕刻技艺,好的切工就是好的雕工,比如说王朝阳老师、李仁平老师、卢葵老师、刘东老师、王心兰老师、王国庆老师、崔磊老师、樊军民老师、卢沐白老师等等,他们就是好雕工的代表。
再一个就是大小,也就是重量,当然了,大的翡翠蛋面比小的要贵,大的把件比小的把件贵,如果在同样品质的情况下重量大的价值更高,挂件也是这样,我们喜欢厚重的相当于我们喜欢大克拉的钻石。
之前我主要是从事翡翠这块,在2010年之后,我把注意方向挪到了钻石彩宝这一块,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以翡翠、和田玉、绿松、南红这四项为代表的中国玉石文化和以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猫眼为代表的西方宝石文化的差异,怎么样能够把它们两方面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光是设计上的简单结合,还有立足于传统之上的创新,比如说大树珠宝还有王焜老师,他们就做得都非常好,还有王俊懿老师上回讲座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把翡翠玉石和金属这种表达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几张图片是在香港珠宝展上拍的,是大树珠宝和王焜老师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作品。
其实,不管是东方的翡翠也好,和田玉也好,和西方的钻石彩色宝石都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对立与和谐的一种表现,这非常有意思,如果把它们运用得当,会让我们的作品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想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民族都不希望自己的传统文化处于孤芳自赏的尴尬地位,它也需要走出国门,它也想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现在带有中国元素的一些珠宝设计,就有很多很受西方社会高端人群的喜欢。
不同文化的差异,其根源是不同民族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对于审美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个是在社会发展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的,应该算是一种永恒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还有当地的习俗习惯,现在毕竟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包括网络的信息传递是非常快的,整个地球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种族人群之间的交流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了解东方和西方这些不同的文化差异,提高自身的文化适应性,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珠宝上,对于我们这些珠宝人应该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学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将目前单一存在的东方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一种理性的变化,不光是有东方的和谐也有西方的娱乐文化,这种表达方式上的冲撞迸发出的火花可能是相当耀眼的。
现在已经有一些玉雕大师在吸取西方的一些文化、一些元素,把西方雕塑艺术运用到传统的玉雕上。
〈隋书。
经籍志〉译文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我给知心姐姐写一封信(400字
今年是‘知心姐姐“50岁生日,每次提起“知心姐姐”,我就会想起“快乐”这个词,因为她经常帮助我们,给小朋友们排忧解难。
回想起来,我见过“知心姐姐”卢勤老师已经好几次了,几乎每一次,我都对她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一次见到卢勤老师,是在《中国少年报》小灵通记者站组织的一次寒假采访活动中。
起初,我一直以为,“知心姐姐”嘛,自然是一位年轻的大姐姐。
那天,我们在一个会议室听讲座,开始时,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清。
我使出吃奶的劲,总算挤到了第一排。
只见上面站着一位个子不太高的奶奶,穿着红色的上衣,头发花白,不胖也不瘦。
她就是我一直想见的知心姐姐。
挤到了前面,听起来清楚多了,我也认真地边听边记,“知心姐姐”告诉我们:“小记者有五个宝,眼睛、耳朵、嘴巴、大脑和手。
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用我们的耳朵听世界,用我们的嘴巴说世界,用我们的大脑想世界,用我们的手写世界。
”她还告诉我们快乐人生三句话:太好了,我能行,我帮你
初次见面,“知心姐姐”的话就像在我心中放下了一本快乐宝典。
再次见到“知心姐姐”,是在2009年知心姐姐工作部组织的年会上,卢勤老师不顾刚下飞机的疲劳,从机场直接来到会场,和我们一起座谈为小朋友们解决难题的体会,我利用会议间隙采访了几位热心于知心姐姐工作的志愿者,并和卢勤老师合影,卢老师还高兴地为我提了字,这一次,我被评为知心姐姐网年度优秀小记者,也了解了“知心姐姐”不仅是卢勤老师一个人,而是一个是耐心地对待每一个小朋友。
其实,知心姐姐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像她那样,对小朋友们热心、关心、细心、耐心。
这就是我眼中的“知心姐姐”和她的团队,在“知心姐姐”50岁生日之际,我想和全国的小朋友们一起,为她唱响那首熟悉的歌:happy brithday to you为小朋友和家长提供心理帮助的团队。
以后,在“有心让梦想成真”——纪念四川“五·一二”大地震活动中,在寻找“超级丁丁迷”全国总决赛现场,在第六次全国少代会,在知心小记者世博会采访中……每一次参加活动,我都能看到“知心姐姐”的卢勤老师的身影,她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她不急不躁,总
2009年5月到2010年5月的时事政治
国 内 部 分 2009年9月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2009年9月4日,新中国最大规模的海上搜救演习在东海海域成功举行。
2009年9月6日~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近20年来首次访美。
2009年9月8日,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四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截至9月15日8时,抢险人员已发现54名遇难矿工,尚余25人被困井下。
2009年9月10日~12日,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2009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大连举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09年9月1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建设的海南航天发射场在海南省文昌市破土动工。
2009年9月14日,珠海市市长钟世坚宣布,国务院8月14日已正式批复《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2009年9月15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2009年9月19日,“辉煌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隆重开幕。
2009年9月19日,经过多年建设,国内第一个“汽车风洞”——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在同济大学正式落成。
2009年9月20日,首都各界代表900多人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集会,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
2009年9月21日,人民大会堂建成50周年回顾展在北京开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和在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2009年9月28日,经过精心设计修缮一新的北京前门大街正式开市。
2009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英文版创刊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2009年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伟大祖国的这一盛大节日。
2009年10月4日,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9年10月6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因对光纤通讯研究有重大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与美国科学家史密斯和博伊尔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9年10月9日,全球知名媒体共同发起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2009年10月8日,正在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与阿尔贝二世国王夫妇共同出席了在布鲁塞尔美术宫举行的“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开幕式,并一道参观了艺术节首场展览。
2009年10月10日,第二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9年10月11日,刘义权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0周年纪念日。
2009年10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9年10月15日,第106届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展馆正式开幕,将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举办。
2009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隆重开幕。
200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因病于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陈来教授出任首任国学研究院院长,刘东教授任副院长。
200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下午在北京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展,并听取中国科学院自主创新工作汇报。
2009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
2009年11月5日,我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全线贯通。
2009年11月7日,台北中山堂的“国风——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揭开了“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的帷幕。
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标志着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2009年11月11日,纪念“两航”起义6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9年11月12日,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以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为代表的“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和以摄影家罗红为代表的“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等中非人士获奖。
2009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友人白求恩逝世70周年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一文发表70周年。
2009年11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加坡出席2009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2009年11月15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新加坡闭幕。
2009年11月15日,应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乘专机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2009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2009年11月19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举行希望工程20年座谈会。
2009年11月23日,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模范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指挥员蔡一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2009年11月30日,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2009年12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2009年12月4日,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009年12月5日,是第二十四个“国际志愿者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京启动中国贫困儿童关爱计划。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9年12月8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
2009年12月15日,国家副主席在东京日本皇宫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
2009年12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
2009年12月18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在丹麦举行。
2009年12月20日上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2009年12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会见了刚刚就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2009年12月22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中市裕元花园酒店举行两会恢复协商以来的第四次会谈。
2009年12月22日,大唐鲁北生态电厂2×330兆瓦热电联产项目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连续运行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首座2×330兆瓦生态电厂经过4年的建设顺利竣工投产。
2009年12月23日16时50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2009年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历时两年多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结束,查清了我国主要经济总量指标、主要经济结构、能源生产及消耗总量和企业科技活动等基本情况。
2009年12月25日,历经3年多的精心建设,由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世博会永久性建筑、“一轴四馆”中的重要场馆之一——世博中心正式竣工。
2009年12月26日9时,武汉、长沙、广州三地同时首发国产“和谐号”高速列车。
2009年12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独家专访。
2009年12月28日上午,隆重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纪念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
2009年12月29日,“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纪念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400周年”专题报告会在京举行。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2010年1月10日晚,2010沈阳国际冰雪节暨盛京灯会、关东庙会在沈阳棋盘山开幕。
2010年1月11日,200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010年1月13日,沈浩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宣布,据初步测算,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
2010年1月22日,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单体工程、世博会“一轴四馆”永久场馆之一、上海世博会地标性建筑的世博轴工程,正式竣工。
2010年1月27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说,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精神,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2010年1月28日19时20分,全国档案战线的时代楷模、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近60年忠诚而执着、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2010年1月22日至2010年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2010年2月2日,纪念姬鹏飞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0年2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会议,并为首批示范基地授牌。
2010年2月3日上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2010年2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原则,由各省(区、市)分别选择1至2个城市或城区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2010年2月4日,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泰山”搭乘美国联邦快递货运专机启程返回中国。
2010年2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0年2月6日晚,展豪情,民族复兴创伟业;抒壮志,科学发展谱新篇,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0年2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0年2月7日,印度于当日上午10时46分在东部沿海地区成功试射了一枚“烈火”-3中程弹道导弹。
2010年2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出席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双方委员。
201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共同迎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并代表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2010年2月9日下午,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长期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老专家、在华工作的优秀外国专家代表及他们的亲属,并与他们亲切座谈。
2010年2月9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0年2月10日下午,在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国是,畅叙友情,喜迎新春。
2010年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情况汇报。
2010年2月1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亲切看望正在紧张工作的演职人员,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慰问和节日的祝贺。
2010年2月11日下午,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来到国家海洋局,通过视频向远在南极、北极和大洋上执行任务的中国科考队员致以亲切问候,并会见了部分科考队员。
2010年2月12日上午,大地迎春晖,万象始更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0年春节团拜会。
2010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胡锦涛上午在北京出席春节团拜会,下午就飞抵漳州,驱车前往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
2010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从2010年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010年2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福建省龙岩市,亲切看望闽西革命老区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2010年2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2010年2月12日至14日,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百色等地,看望慰问各族群众,共迎虎年春节。
2010年2月12日至15日,从农历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初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福建省漳州、龙岩、厦门等地,同广大干部群众和在闽台湾同胞共度新春佳节。
2010年2月19日,社会各界人士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首批特级教师、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原副校长霍懋征。
201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六,是春运第21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数一举突破600万大关,达到633.1万人,同比增长11.5%,创下历年春运日发送旅客新纪录。
201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审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0年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关于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
2010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10年2月24日,为期三天、共有12项议程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0年2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赞比亚总统班达举行会谈。
2010年2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2010'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010年2月26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四讲专题讲座,题目是《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引领和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
2010年2月2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智利中南部发生里氏8.8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向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向巴切莱特总统、智利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对不幸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2010年2月28日晚,九州喜迎新春,万家共庆团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
国 际 部 分 2009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伦敦举行。
2009年9月7日,新华社报道,8月下旬以来,世界各地报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呈明显上升势头。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高度警惕甲型流感的“第二波”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9月4日表示,甲型H1N1流感已造成全球至少2837人死亡。
2009年9月11日,日本首个太空货运飞船——空间站转运飞行器1号(HTV1)升空。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
我国商务部随即对美方采取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大家有什么好书介绍吗
关于哲学类的。
要看喜欢的是什么方向了,哲学史里,中国哲学可以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由浅入深。
西方哲学可以看一些入门入门,邓晓芒的讲座可以拿来看看,如果有一定基础就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吧。
当代西方哲学,看看北大赵敦华的书,系统浅显。
其他方面,比如美学,平时看看台湾蒋勋的书最近很火,不过中国美学李泽厚应当要看,西方美学可以看彭峰的书,刘东《西方的丑学》也很好看观点很有意思,都不是艰涩的书。
至于其他方向,如果不是专攻很难说有意思,比如马克思哲学,就读大学课本就可以了。
中国当代十大书法名家
十大书法家分别是(按年龄由大到小排列):权希军,欧阳中石,李铎,刘艺,沈鹏,邹德忠,张海,林岫,张飙,张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