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两弹一星读后感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真相——两弹元勋的故事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
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
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
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
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
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六：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 镜头七：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台湾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八：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九：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
又数年，两弹解密，中央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镜头十：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一：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三：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灵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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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
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
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
我做的，我知道。
”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
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
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
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
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
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
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
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
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
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
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
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
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
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
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将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80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
50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
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
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
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
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得
邓稼先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 同时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名字，美国人杨振宁，他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又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 两弹元勋——邓稼先
两弹一星事迹
12月15日，“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
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弹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
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
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 赫鲁晓夫知道的意思后，也笑了。
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
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
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
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
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
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
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坚决反对。
他直接写报告给，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
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
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
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
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
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
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
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
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
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
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
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
”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
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横空出世里面主要人物的原形是谁
1.怎样使经济利益与国防利益统一起来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的决定和导向下，必然刺激市场主体自发地去追求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用较小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多的产出，力求获得超出平均利润之上的自身利润，这种内驱力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但市场经济自身也有其弱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市场不能自发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国防建设领域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例如，军工生产改变了过去统得过死的单纯计划体制，军工企业走向市场，这固然给国防经济带来了活力，但由于企业的经济利益与军品生产所要求的国防利益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军工产品的生产利润偏低，在市场的驱动下，许多军工企业对军品生产缺少积极性，出现重民轻军、本末倒置的现象。
又如，一些重大国防科研项目需要集中全国的科研和技术力量进行协作攻关。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的是全国一盘棋，攻关大会战，有设备出设备，有技术出技术，不讲代价，不讲条件。
在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防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由于大量科研单位和军工企业逐步转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协作就有许许多多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
出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在技术上也可能互相封锁。
再如，为了巩固国防，确保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就必须把国防意识贯穿于我们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在一切重大项目的建设中，都要统筹考虑国防的需要，力求实现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的统一，做到平战结合，军民两用。
这样，就需要在工程建设中追加部分的投入。
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就往往看重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使一些已经建成的项目和在建项目不能发挥应有的国防效能，甚至留下重大的隐患。
更有一些单位和个人见利忘义，破坏和侵占重要的国防设施。
这些现象都应引起重视。
2.物质利益观念的强化对国防建设所需要的献身精神形成了冲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物质利益观念大大增强了，物质利益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主要的显性因素。
这固然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体现社会进步的方面，但它对于人们无私奉献精神的冲击也是不容回避的。
国防建设是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是最需要献身精神的事业。
特别是作为国防力量主体的军队，更以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为其主要的职业特征，军人平时要在艰苦的环境里卫国戍边，战时要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冲锋陷阵，需要做出种种牺牲，付出种种代价，许多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但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军人的经济待遇比较低，存在着种种后顾之忧。
军人的付出与得到的回报之间有失衡的现象，与社会上的一些高收入人群更有明显的反差，这就造成了军营对青年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减弱，不能够吸引和保留最优秀的人才；青年应征入伍的热情下降，进而兵员素质下降；部队干部战士不安心，见异思迁等等。
3.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面临着不少新情况。
国防动员包括武装力量及为战争服务的人员的动员、经济和科技动员、政治动员等等，涉及国家和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关键是形成一种与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情相适应的快速高效的动员体制。
国防动员体制是国家为实现平战转换，尽快地把战争潜力转化为应付和赢得战争能力所建立的体系制度，它包括在各行、各业、各个环节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手段，及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计划规定、法规制度等等。
中国过去的国防动员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国防动员的方式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方式已经不完全适应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和整个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主体趋于多元，无论是武装力量的扩编、民用产品的转产、交通运输力量的征用、人民防空的组织，还是其他财力、物力的动员等等，较之过去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必须探索并努力形成一套新的快速有效的动员形式和程序。
毫无疑义，国防动员作为国家由平时转入战时的非常行为，必须带有强制性和不可抗拒的权威性。
但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也应该兼顾到不同利益主体自身的利益，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凝聚强大的赢得战争的力量。
要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对各种利益主体及个人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
与国防动员领域的情况相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人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人员流动性的增大，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出现了经费难筹措、人员难集中、活动难开展的情况，个别地方民兵训练甚至出现了召之不来，来之要钱，钱少不干的现象。
这些都需要结合新情况，探索新的路子加以解决。
4.新的社会环境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管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实行对外开放，窗户打开了，现代文明的清新之风扑面而来，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文化也难免乘虚而人。
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市场自身也有弱点，对社会风气的某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酒绿灯红现象，固然是经济文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但往往进步与落后相伴，健康与腐朽共生。
一些场所在貌似现代、高雅的幌子下往往成了藏污纳垢之地，成为滋生腐朽现象的温床，丑恶和罪恶的渊薮。
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反映到部队中来，一些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例如，在一些发达地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军营四周到处是高档饭店、歌舞厅、夜总会、咖啡屋、酒吧、桑拿、发廊以及其他高消费的场所，这些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与管理教育带来许多新问题。
近年来，一些官兵被腐朽思想文化腐蚀，追求享乐、金钱，走上犯罪道路的不乏其例。
军营内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也使部分官兵不安心，不愿意过相对艰苦、单调的军营生活，不愿意受部队各种严格纪律的约束，它对官兵尽心尽职搞好国防建设产生离心作用。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中国国防建设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
国防现代化需要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支持，国防现代化水平只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
国家坚持，这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强盛的大局。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
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带全局性的基本关系。
正确处理这个关系，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经济实力还不强，必须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
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也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中，要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
（张万年第172页）和平时期国防建设 国防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保障和支柱，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商讨新中国建国纲领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强大国防的号召，并由此拉开了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序幕。
此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国防事业倾注了心血。
国家有今天，人民有今天，中华民族有今天，与国防的巩固和日益强大有着密切关系。
分析总结国防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科学的态度、更加稳健的步伐去建设更加强大的国防，不无助益。
1、国防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只有巩固和强大。
国家才能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益。
国防，是国家为保证国家利益不受外界侵犯而采取的一切防卫措施的总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的利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存即安全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而这种安全与发展权益的获得与保障，则是与国防的强大与巩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旧中国有国无防、国门洞开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应当永远汲取的教训的话，那么，建国之初我们即依靠军事、国防力量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和捣乱，为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与和平建设发展环境的实践，则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创了新纪元。
新中国是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巩固和发展的。
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旧势力不甘心它们的失败，仍依靠其残余的军事势力和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多种手段进行顽抗；国际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看到中国脱离殖民体系而独立，更害怕它走向繁荣富强。
它们在外交上、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特别是在1950年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东北边境。
面对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党和政府做出了建设强大国防保卫新生政权的英明决策。
在一文中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存在，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和保卫人民的利益，是使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前提。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举行的国庆一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强调：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设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
因此，在百废待兴、国家经济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仍然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去。
一方面迅速建组建了海、空军两个新的军种和装甲兵、铁道兵、防化兵、工程兵等新的兵种，使军队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一方面迅速建立和发展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为国防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依靠这支不断强大起来的国防力量，我们很快剿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力量，稳定了社会秩序，并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迫使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军事强国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这就不但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建设的环境，而且使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得不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
当时，新中国赢得了与自身经济实力不甚相称的崇高，体验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力量，主要有赖于国防事业的巩固和强大。
2、国防作为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防务体系，只有着重加强常备军建设，国家安全才有可靠保障。
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弱，从总体上说，取决于由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及人口地理诸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
但在所有这些要素中，属于支柱地位的是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的主体又是常备军。
其他各种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作用于常备军建设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国防力。
作为我国常备军的人民解放军及武警现役部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重大使命。
我们党是靠武装斗争，靠人民军队才建立了新中国的，因此对常备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早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著名论断。
1949年3月他在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又提出了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在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关怀下，我军的武器装备不断改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
之初，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之后，这一认识更加成为党和军队的共识。
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方针，指出这既是应付侵略战争的客观要求，也是军队建设走向高级阶段的必由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并发展了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发出了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号召，使现代化这个中心在军队建设中重新确立起来。
我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只有不断加强现代化建设，提高现代条件下的防卫能力和作战能力，才能不辱使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国防作为尖端科学技术的集萃地，只有使国防科技跻身于强国之林，才能树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形象。
国防事业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的头等大事，因而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最新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国防斗争，甚至直接产生于军事、国防领域。
国防科技的进步成为国防力量强大的关键环节。
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当今世界，国防力量的竞争集中表现为国防科技的竞争。
在国际上只有成为国防科技强国才能确立起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不断提高，也是与国防科技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初，指出：为了保卫祖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技术装备是远远不够了，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必须尽快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尚处于困难时期，党和国家还是把发展国防科技、国防工业作为的重点之一。
在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又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更高目标，指挥我国国防科研向高科技领域进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9年6月，我国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开始上马，到1964年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年之后又爆炸了氢弹。
在1964年第一枚近程导弹试验成功之后，在1966年、1969年又相继发射了中程和中远程地地导弹。
1970年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国防科技获得了新的发展。
1980年我国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射远程火箭，准确命中目标。
1981年我国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
1982年又成功地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火箭。
进入90年代，我国运载火箭发射技术打人了国际市场。
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具有一定的核反击自卫能力，成为世界上五个独立地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当前，我国国防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与美俄等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在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地位还不相称。
要缩小这种差距，树立起应有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加快国防科技现代化的步伐，在国防科技上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4、国防作为全民的国防，只有调动亿万群众关心和参与国防事业的积极性，国家安全才有牢固的根基。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国防也必须是全民的国防。
只有把人民战争思想贯彻运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国防上来，形成一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在国防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机制，才能使国防建设获得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
后，以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建立全民国防体系问题极为重视，逐步形成了体现人民性、群众性和整体性特征的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保障措施。
经过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国防机制。
坚持和发展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加强常备军建设的同时，重视加强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建设。
第一届全国政协制定的具有宪法作用的中就明确规定了。
1951年5月中央军委专门发出了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指出民兵和自卫队应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支柱。
1955年颁布的，确立了预备役建设的法律地位，随即中央军委发布了组织预备役师的命令，并突出抓了预备役部队的质量提高和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特别是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有了根本性的加强。
近年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在配合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执行保卫边防、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后盾和助手作用，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突击队的作用。
5、国防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服务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需要，才能永葆生机和提高效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
国防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经济基础服务主要表现在，当外敌或国内敌对势力以武力破坏或改变国家经济基础时，用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来维护和保卫它；而国家处在和平建设时期，则主要表现为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创造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
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这一思想我们党在1953年结束后就明确提出来了，稍后在《论十大关系》中做了全面的阐述，指出：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费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
根据这个思想，我军军费开支由抗美援朝时占国家财政支出52.9%降到50年代末的17.95%。
同时采取了军队精简整编等一系列正确措施。
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上偏重于国防，军队数量膨胀，国防工程遍地开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正确贯彻了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在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下行动的思想，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大力开发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从而为新时期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
同时，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有新的发展。
强调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并不是说可以放松国防建设或降低国防建设的标准，而是求得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国防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中就包括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而这只有在国防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因此，在50年代就提出两手抓，即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思想。
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若干问题的指不中进一步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是不可动摇的，但也必须重视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忽视国防建设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从国家四化建设是一个整体的高度出发，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
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
强调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国防现代化。
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往往是以力量上特别是军事力量上的某种平衡均势为前提的。
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两极对抗，减少了世界大战爆的危险，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我国周边的不稳定因素也并未消。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我国国防力量的加强对国际局势特别是亚地区的稳定，对国家的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国防纳入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统筹兼顾，协调展，使国防建设永葆生机和高效运转。
（姚有志《世纪论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国防现代化 当代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样包括国防力量的竞争。
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综合国力竞争，集中体现着当代条件下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
国强要以国富作基础，但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一个国家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也难以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甚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制于人。
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社会性质，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地位及国家利益目标不尽相同，但都在致力于增强包括国防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以谋求新世纪的战略主动。
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中国现阶段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关键是要把经济发展起来。
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大局问题。
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国防建设的根基就有崩溃的危险。
因此，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行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同时，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国防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
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伟大事业。
可以断定，今日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要想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就是一句空话。
正如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文选》，第3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离开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的可靠保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迫切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兴起。
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渐进的过程。
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改善、军事理论的创新，还是部队官兵的训练、后备力量的组织和动员等等，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其根本利益的驱动下，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的宝贵机遇，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不断加强国防建设，抢占新世纪的军事制高点。
超级大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仍然保持并继续加强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需的扩张型军事力量，保持高强度的军事投入，以维护其军事上的超强地位。
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大国，在积极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以便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
即使一些并不富裕的中、小国家，在积聚国防力量方面也不敢稍有懈怠，把增强国防实力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争得相应的地位。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防建设还存在着国防现代化水平与高技术战争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还难以满足国防建设的客观需求。
如果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建设可以自我保障，自我发展；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了，国防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甚至认为反正大战打不起来，国防建设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等思想，都是十分有害的。
不仅会导致国防建设停滞不前，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而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