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读后感
中国考古概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
产生于的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相比照。
1898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首次发现了有字甲骨文；1900年在甘肃省敦煌石窟发现了储存有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并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1926年由李济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该团先后在新疆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1928年董作宾前往河南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
1929年由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随后出土的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文化遗存得以确认。
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主持，又在周口店发现了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
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加了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梁思永后又主持进行了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
他还参加了殷墟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了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巨大收获。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除在燕下都遗址进行的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
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
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进行了发掘，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1944年，夏鼐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发掘了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
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发表出版了众多考古学著作。
中国考古学的完善与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并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
随后，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
各大行政区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大学等学校还创办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
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50～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趋完善，并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余处，发掘过的有400多处。
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
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且与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袭发展关系。
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久远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
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仅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一地。
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
此外，这一时期发掘的较重要的遗址还有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台西遗址、丘湾社祀遗址、苏埠屯商墓等处。
对整个殷商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
50年代通过在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
7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洛阳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
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
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它重要建筑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
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
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考古学理论著作、刊物等的繁盛。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
70年代以来，各地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问一些关于考古学的问题。
望各位学考古的前辈能说说心得体验
哈哈，是有点发笑，你还太小了，现在开始就行了，不用太着急决定。
痛苦不是连续的，但是寂寞肯定会陪伴终生的。
田野考古和西域等边疆考古吉大是翘楚，秦汉、西夏啊特别是如果你想挖个乾陵啥的，那就西北大吧，虽然在某些地区它是二本。
如果你打算考北大考古系的话呢，恭喜你，你还是有机会给你妈妈买农场的。
北大同仁们有很多出国了就没回来，至于在不在做考古……老实说，即使在美国人类学也不是什么吃香的专业。
你在国内发展的话倒也不至于平房都买不起，但是就不要奢望在北京买房子了。
啰嗦了一堆，希望对你有帮助。
本人选修课考古，需写一篇关于考古的论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们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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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啦。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
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
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
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
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
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
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
《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
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
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
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
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
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
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
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
《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
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
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
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
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
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
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
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
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
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
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
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
”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
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
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
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
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
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
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
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
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
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
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
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
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
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
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
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
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
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
《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
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考古纪实类书籍的读书笔记写法。
第二本是各省考古工作的小总结，年代也比较久远，如今意义不大第一本是综述性的著作，是许多高校考古专业研究生招生必读书目，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你了解上个世纪我国已经有的考古发现，对我国的考古发现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大致了解，这本书比较成体系，对于学习者有一定意义总之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第一本比较适合学习者，就内容全面性来说也是第一本更全面，比第二本厚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