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人民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心得体会
人民调解解民难，平安和谐记心间，行政司法齐努力，纠纷化解尽开颜。
2014法庭庭审观后感2000字
法庭庭审观后感 就像曾经说过那样完全只对法律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一样，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除了认真研究理论知识，还应当注重对于法律的实践，通过观看此次法庭审判，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和肃穆与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和一个法律人肩负的责任。
为加强对民事诉讼程序的掌握，遂观看了此次的民事诉讼法庭。
参加完法庭后了解了民诉程序的大体流程，对案件的印象更加深刻，从这次法庭中，我也切实的明白了法庭的审判程序，让书本上的间接印象转换成了直观印象，这对于我的专业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同时，从此次实践中我也认识到了证据的重要性。
故有以下感想：模拟法庭中的法庭审判程序分成了开庭、、和审判四个阶段。
本次法庭开庭时，书记员先查点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的到庭情况并请入席，随后宣读审判纪律。
接着全体起立，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入庭，坐下后，带被告入庭，由审判长宣布开庭。
开庭前书记员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案情，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整个案件。
书记员宣读法庭程序后，法官和审判员相继入庭以及查明当事人及其他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等。
阶段，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控诉被告人的罪行，要求法院予以公平公正的刑罚。
对于公诉人起诉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有异议，表现出好的反对态度。
接下来由公诉人当庭举证，证据确实不真实并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人及辩护人都有异议。
公证人一一举证完毕之后，被告人并无新的证据要提交法庭，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二是举证和质证。
在这个法庭中，当事人双方 通过举证、质证，力求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更大的权利。
这个阶段是最能体现辩护双方的储备及观察力，作为一名律师要先会听，才知道怎么辩。
进入下一个阶段，即阶段。
首先也是由公诉人发表意见。
被告人自行辩护，辩护人发表意见，公诉人再进行答辩。
阶段，法庭辩论是当事人及其在合议庭的主持下，根据法庭调查阶段查明的事实和证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相互进行言词辩驳的诉讼活动。
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案件评议和宣告判决，这是的最后阶段，是合议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和政策，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做出判决并宣告判决结果，从而解决当事人之间民事争议的阶段。
此阶段，由被告人就本案的事实、证据、罪行有无及轻重，对犯罪的认识及对定罪量刑方面的要求作简要的发言。
最后经审判员对事实进行认定，鉴于控辩双方相应意见，予以调解。
到此，这个案件就这样完结了。
程序法不同于实体法，因此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庭的侧重点也在于弄清整个程序，通过这次法庭，了解了民诉程序的实际操作，用法庭的形式把枯燥的程序法学习生动形象化，让我们在练习中学习，记忆。
其中在这次法庭审判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官与律师。
众所周知由于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应当忠实地体现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中的特殊的角色职能，这种角色职能要求法官应在“第三方”的角色定位上，在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恪守中立，并始终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保持中立，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
因此，法官的职责在于居中裁判，使一切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得到与他人相同的法律对待，真正做到同事同处、同过同裁、同罪同罚，以实现最终的司法公正。
作为一个法官，我认为衡量其是否完成了司法公正的使命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各种案件，而法官要想完成司法公正的使命，就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所以我要认真学习，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通过观看此案的审理，我也深感的重要意义，它不但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彰显司法的进步，同时体会到只有当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审判结果才能更加公正、公开、公平，才能收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丰收。
今天的社会是法律统治的世界，是法治社会。
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昭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社会时，必须把法律奉为治国之法宝或自由的保障，崇法必须也必将会成为国家或公民的一种精神和信念；没有这样的信仰，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崇法，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
故拥有崇尚法律的精神和信念是法官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其次，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优良的法律职业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也是必备的素质。
专业知识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起码要求，是职业能力的基础，在具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后，所需要做的便是把这知识融入实践中，法律实践经验是一个人理解案件事实真相、掌握案件事实的实质以及找到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的必要条件。
而对于律师来说，就需要更多的知识补充，专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我要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辩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拥有好的辩才，才能把自己的想法、逻辑与思路传达给法官，让法官明白自己的想法，从而为己方证据更大的胜局。
另外，拥有好的辩才我认为还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让自己在法庭上更加才思敏捷，有利于自己的发挥。
当然，律师还要培养自己的调取证据、分析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在法庭审判中，证据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律师要从各方面去调查取证，并通过法律分析和逻辑分析充分运用证据，尽量避免、减少不利证据的负面影响，强调有利证据的正面作用，来促使案件审理向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努力。
我一直的梦想是加入这个职业群体，但此时不得不说有些茫然和无所适从，这可能也是自己必须要经历和面对的，这是我职业的必修课。
因为你要记住：律师不仅要帮当事人打赢官司，而且还要赢的漂亮、精彩
即使这个高度离现在的自己还非常的遥远，但你应该时刻准备迎战这一光辉的顶点
这是一次情、理、法相结合的庭审，庭审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和正义。
从这次观看法庭审理中，我也了解到了我与一个职业法律人之间的差距，这更激励了我努力学习的信念，我会朝着一个职业法律人的目标而努力。
争取在实践中来完善我的理论知识，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来保障社会的法律秩序能更加地公平公正，让人们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学习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感受800字
所谓职业，就是同人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
指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定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即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等方面的行为标准和要求。
职德不仅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而且是本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
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是一般社会道德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一般道德原则和规范的重要补充。
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相互融合、相互统一，一方面，各种职业道德都程度不同地包含有某些一般社会道德的因素，体现着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另一 方面，某些职业道德尤其是与广大社会成员有直接接触的职业的道德要求，也会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遵守的一般社会道德。
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实践紧密相联的。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们，由于有着共同的劳动方式，经受着共同的职业训练，进行着共同的职业实践，因而往往具有共同的职业兴趣、爱好、习惯和心理传统，结成某种特殊的关系，形成特殊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纪律，从而产生该职业 所特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
职业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人们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而且对于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习俗和道德传统都有重大的影响。
首先，在内容方面，职业道德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
它不是一般地反映社会道德和阶级道德的要求，而是要反映职业、行业至产业特殊利益的要求；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往往表现为某一职业特有的道德传统和道德习惯，表现为从事某一职业的人们所特有道德心理和道德品质。
甚至造成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在道德品貌上的差异。
内容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职业道德往往表现为世代相袭的职业传统，使人们形成比较稳定的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养成比较特殊的职业品质和职业风格。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职业活动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职业道德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由于职业分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各种职业活动在总的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职业道德在内容上必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其次，在表现形式方面：职业道德往往比较具体、灵活、多样。
它总是从本职业的交流活动的实际出发，采用制度、守则、公约、承诺、誓言、条例，以至标语口号之类的形式，这些灵活的形式既易于为从业人员所接受和实行，而且易于形成一种职业的道德习惯。
形式上的多样性。
与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活相联系，各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形式也丰富多样。
各个行业为了较好地规范和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都往往从本行业的活动、要求以及交往的内容和方式出发，根据本行业的客观环境、职业特点及从业人员的接受能力，采用一些简便易行的、能为本行业人员所接受的形式如规章制度、工作守则、服务公约、条例、誓词、须知、保证等，来体现职业道德的要求，把职业道德规范具体化和条理化，这样既易记易懂，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又易于实践，有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促使他们改进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再次，从调节的范围来看，职业道德一方面是用来调节从业人员内部关系，加强职业、行业内部人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它也是用来调节从业人员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用来塑造本职业从业人员的形象。
职业道德除具有道德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社会道德的特点：第一，范围上的特殊性。
各种行业的职业道德都只能约束本行业的从业人员，而往往不适用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都只能在本行业的特定范围内起作用，一旦越出自身的行业范围，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最后，从产生的效果来看，职业道德既能使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的“职业化”，又使个人道德品质“成熟化”。
职业道德虽然是在特定的职业生活中形成的，但它决不是离开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而独立存在的道德类型。
在阶级社会里，职业道德始终是在阶级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下存在和发展的；职业道德和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种形式的职业道德，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的要求。
同样，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在很大范围上都是通过具体的职业道德形式表现出来的。
同时，职业道德主要表现在实际从事一定职业的成人的意识和行为中，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成熟的阶段。
职业道德与各种职业要求和职业生活结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比较稳定的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在学校生活阶段和少年生活阶段所形成的品行，影响道德主体的道德风貌。
职业道德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职业道德是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各行各业的分工协作关系，对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进程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职业道德则对各行各业中严密而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具有特殊的作用。
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是忠于职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当各类从业人员把相应的职业道德要求转变为自己的职业道德信念和责任感，形成高度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时，他们就能够正确地处理个人、职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成员普遍地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觉悟，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必然会对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
其次，职业道德是形成和改造社会风尚的重要因素。
社会风尚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系的综合反映，由于每一行业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各行各业的人际关系和人员品德状况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俗，职业道德对就社会风尚具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每个社会从业人员都能自觉地遵守和履行职业道德，必然有利于促进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发展；反之，则将导致不良社会风尚的产生和蔓延。
再次，职业道德能够促进劳动者的自我完善。
每个人的大部分社会活动都在职业生活中实现，其社会贡献也主要通过本职工作表现出来：而个人的知识素养、劳动技能和道德品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通过职业实践活动来达到。
职业道德是人们职业生活的指南，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深刻而经常的影响，它能够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是非和善恶观念，确立具体的生活理想和奋斗目标，选择具体的生活道路，形成具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养成具体的道德品质。
在职业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学习和锻炼，不仅可以改变人们走向职业生活之前所形成的不良观念，而且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积极成果。
职业道德对于从业者自我完善的重要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或劳动中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其崭新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区别于已往任何一种类型的职业道德。
（1）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除原始社会外，已往社会里的职业道德都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制度下职业关系的反映，有自私自利的特点，以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某些旧的社会分工和旧职业，也消除了旧社会职业之间及职业内部的尖锐对立，形成了职业之间的相互协助和同一职业内从业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职业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利益与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这就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根本原则必然是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活动目的是一致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职业活动都以个人利益和职业集体利益为目的，各种职业道德都不能很好地调解职业或行业内外的关系，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活动的目的不一致使得私有制社会的职业道德往往具有虚伪性。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个人、职业集体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人们从事职业活动既符合个人利益，又是为了他人、集体和社会，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要求与人们从业活动的目的从根本是一致的，从而克服了以往职业道德中的虚伪性。
（3）社会主义 职业道德不能自发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根本目标在于谋求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人们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局限性，往往只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本职业集体的利益出发对待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必须对他们进行科学理论的灌输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教育，以使他们自觉地进行锻炼和修养，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
每个从业人员，不论是从事哪种职业，在职业活动中都要遵守道德。
如教师要遵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
医生要遵守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而军人一样有自己的职业道德。
就像人们常说，某人有“军人作风”、“ 工人性格”、“农民意识”、“干部派头”、“学生味”、“学究气”、“商人习气”。
这些都可以归结到职业道德中来。
从七十年前，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歌。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军人精神。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可以讲，它是一种另类的职业道德。
每次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悟长征精神，同时，思考在自己的岗位中需要哪些职业素质，然后去学习使他得到提高。
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
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
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
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
步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从焦裕禄、孔繁森、到时代英雄任常霞。
还有抗洪战线上的无数无名的战士、平凡岗位中的广大官兵，他们都在用军人精神来向士人展示。
轻歌曼舞的欢乐，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都没有迫使他们放弃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艰苦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可曾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
我们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甘于奉献的精神。
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从容地藐视困难、顽强地面对困难、乐观地克服困难，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风貌，激发创新能力，燃烧创业的激情，焕发无坚不摧的力量。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人生走向辉煌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
作为有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作为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深知自身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在自己素质提高，加强法制观念，才能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将是一项艰巨而任重道远的事情，相信自己可以坚持
关于扫黑除恶被谈话人表态承诺
学习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心得体会 \ 扫黑除恶意义重大，务必高度重视。
一些黑恶势力长期霸据一方，为非作恶，广大群众深受其害，一些黑恶势力甚至以腐化党政机关干部为手段，寻求保护伞，谋取暴利。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尤其是作为吴学占等人涉黑专案组的一员，深切体会到黑社会的猖獗狂妄、敛财无度，体会到群众受到欺压时的委曲求全、有苦难言。
有人可能会说黑恶势力与我何干，但人毕竟不是独处的，有与其他人交集的可能，你可以保证你不会成为黑恶势力，但你绝对不敢保证你不会成为黑恶势力的受害者。
扫黑除恶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有清明的政治生态，保证我们有安居乐业的生活，甚至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因此，作为纪检一员，必须自觉置身大局，将扫黑除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 扫黑除恶迫在眉睫，务必重拳出击。
黑恶势力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在实际办理涉黑案件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比如有些轻微刑事案件，因嫌疑人是涉黑人员，通过恐吓等方式找被害人调解，找证人做假证言，案件证据得不到手机固定，使得案件无法进展，黑恶势力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意妄为；有些黑恶势力有保护伞的，攫取暴利，操控重要领域，打击黑恶势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重大。
虽然扫黑除恶困难重重，但作为侦查监督干警，必须坚定信念，对审查逮捕的涉黑案件，自觉屏蔽阻力，审查证据，及时督促侦查人员补充完善证据，为后续的诉讼程序夯实基础；在审查其他类型案件时，要注重审查是否存在涉黑涉恶情形，是否存在“保护伞”问题，对涉及犯罪的，坚决监督立案，对苗头性问题，及早扼杀，确保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 扫黑除恶任重道远，务必一以贯之。
黑恶势力都有滋生、成长、壮大的过程，黑恶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
作为纪检人员，我们除自身要学习扫黑除恶的相关知识外，还要注重结合案例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懂得用法治的武器抵制黑恶势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只有人人都是扫黑除恶的斗士，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根除黑恶势力滋生成长的土壤。
\ 扫黑除恶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作为纪检人员，必须坚定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决心，立足于自身工作岗位，办好每一个案件，不放过任何一股恶势力，为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求法院旁听感想
每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一研究对象是由本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
同样，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写作也具有其特殊性，同学们只有紧紧把握它的特点，灵活运用写作方法，使用规范的语言，才能写好民事诉讼法学的论文。
一、民事诉讼论文的写作 (一)民事诉讼论文题目的确定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如价值论、目的论、诉权论、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等；(2)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和具体理论，如当事人、管辖、举证责任、审前准备程序、简易程序、再审程序、执行等；(3)民事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如民事诉讼与仲裁、公证、调解、和解的关系。
由于文章的篇幅有限，选题切忌过大过空。
论文的写作毕竟不是教科书，要求面面俱到。
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掌握的资料等因素来确定论题。
论文是对自己观点的一种陈述，所以要言之有物，在某一方面要着重一点论述开去，这样才能获得一篇有深度、有力度的优秀论文。
在浩瀚的法律知识中只要选取其中的一朵浪花就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如有关执行方面的论文就可以有很多的写法，比如：完善我国强制执行法的探讨；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执行难的原因和对策等等。
下面推荐一些常见的民事诉讼法学的论题，以供学生参考和借鉴：(1)基本理论的探讨，如诉讼公正与效率的探讨，法官独立审判的理性思考，论司法公正，诉权之保护，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2)具体制度和具体理论的探讨，如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基本问题，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论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关系，我国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3)对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如论仲裁与诉讼，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二)民事诉讼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针对同学在民诉论文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期望在以后的论文写作中能够有所帮助。
1．文不对题。
有些同学虽然选择了一个小题目进行论述，但是却要面面俱到，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却仅占一小部分，或者干脆没有论述自己的观点。
这样显然离题了。
例如题目是“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构想”的论文，有些同学论述的小标题如下： (1)法院调解的定义；(2)法院调解的性质；(3)法院调解的特征；(4)法院调解的优势。
对于阐述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论文，上述论述显然有些离题太远，应该适当介绍后，分清主次，重点阐述文章观点，采用下列下标题进行论述，主题更加突出：(1)法院调解制度概述；(2)国内外相关制度的比较；(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4)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需要明确的是，论文与教科书不同：首先，教科书的对象是学生，而且大部分是对某一问题一无所知的学生，因此对问题的阐述需要一层一层的面面俱到。
论文的读者是对某一问题的基本内容有一定了解的人，此时作者的任务并不是在普法，讲基本的理论，而是要深入到的某一问题的探讨中去。
其次，从方法上来说，教科书以阐述为主，因为教科书的主要目标是将问题解释清楚；而论文则应以论证为主，作者要发现问题，并以论据来论证作者的观点。
2．在文中经常采用第一人称或者加入谦虚的话及加入让老师指正的话语。
有的学生在论述自己观点前总是加上“由于自己水平或者篇幅有限??”或者“下面，我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之类的赘话。
其实直接阐述就行，需要指明是作者的看法时，可以用“笔者认为”的说法，但不能滥用。
有的同学在文中加入谦虚或者请老师指正的话，如“本人功底浅显，请老师不吝赐教”等等，这种话语不应在民诉论文的正式写作中出现，需要类似的沟通的话可以另外附上字条。
3．直接引用法规的简称。
有的同学在第一次引用法规时就用简称，这样不规范。
应当在第一次引用时用全称，然后注明以后的简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在此以后再出现该法时就可以用《民诉法》这一简称了。
4．民诉论文的写作方法运用不当。
有的同学在论述时不能很好地运用论文的写作方法，造成论文就像课堂笔记或者论文提纲。
论文的写作应该有理有据，不能像光有骨头没有血肉的大纲。
举例：一位同学在其论述执行一文时，其中一个小标题是这样阐述的： -“(一)执行的定义、性质与特征1．执行的定义(一句话)。
2．执行的性质(一句话)。
3．执行的特征。
” 正确的论述应为：“关于执行权的性质，学者们各有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有的认为??笔者认为??理由如下??”。
5．不注明引用文章的出处。
注明出处的作用有二：一是版权问题，否则无异于将他人的智力成果据为己有；二是可以使文章更加具有权威性。
在民诉论文中注明参考文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阅读了大量的文章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的，同时也可使文章的论据更加真实。
6．局限于论文标题，就事论事。
同学们在论文写作中还容易局限于论题的字眼，就事论事。
例如，题目是“执行难的原因和对策”的论文，有的同学认为题目就是原因和对策两方面，结果在论文中就写了这两个方面。
这种写法忽略了论文写作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提出问题；第二层，分析问题，主要是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出症结或弊端；第三层，解决问题，也就是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改革和完善的建议、得出文章的结论等等。
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对于此篇论文来说，作者首先应该对执行难进行概述，然后再论述原因和对策，这样才称得上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民诉法学论文。
7．没有灵活掌握民诉论文的写作方法。
大多数同学在选定论文题目后，不知道如何展开论述，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同学在论文写作中甚至迷失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也就是说，一味的陷入材料的堆积中，找不到论文写作的重点了。
针对民诉法学的特殊性，下面就推荐几种在民诉法学论文中经常运用的写作方法。
(1)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
民事诉讼法是民事程序法，它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十分密切。
民事诉讼法是保障民事实体法顺利实施的工具，而民事实体法中包含许多民事程序法的规定。
同学在论述一个民事诉讼法学的论题时，就可以把程序法和实体法结合起来考虑，一方面可以使论文更有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论文更有生命力，富有实践指导意义。
(2)比较的方法。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对民事诉讼法的研究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片面的强调国情差异而不予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是不合时宜的；片面的强调外国的优势而忽视本国的国情也是行不通的。
比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中外历史上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较；二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其他各国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较。
比较的内容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一是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其中以法国、德国为重点；二是与英美法系国家比较，以英国、美国为重点；三是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比较，苏联是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比较不是泛泛的进行资料堆积，而是要选取对阐述观点有用的资料进行比较，为后面论述自己的观点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可以顺利的推导出文章的结论。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民事诉讼法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民事诉讼法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法律，这就决定了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法学。
“纯理论、纯抽象意义的问题考察，终归还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照应。
因此，失去了在现实，尤其是在法律操作层面上的生动活泼，由此也影响了程序法的应有魅力。
今后的新学问必须彻底否认抽象论的意义，将基础立在具体性之上，并导入更为经验主义的手法开始这样的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产生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关系，新型的民事、经济纠纷也在不断涌现。
由此产生的诸多诉讼实践问题都是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对象。
同学们可以以此作为论文写作的突破点和重点。
比如，现有的民事审判程序是否已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哪些方面尚需进一步改革，民事诉讼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等等。
例如，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现存的实际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对一般民事活动行使监督权的问题就突显出来。
笔者可以通过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探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出改革建议。
这样写出来的论文就会有理有据，既有理论深度，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4)思路开阔，触类旁通。
现代社会中，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传统学科的分割界即将消除，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将会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
了解边缘学科的知识，可以使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
例如，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中就引入了经济学中的概念——效益，并且已经得到了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同；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理的相对性原理。
二、民事诉讼论文的答辩 民诉论文答辩阶段也是让许多同学摸不着头脑的事情。
因为平时接触的少，所以对民诉论文答辩不知道如何准备，造成了答辩时心理紧张，影响了民诉论文的成绩。
下面我就着重论述一下同学们应该怎样有效的准备和应对民诉论文答辩。
(一)民事诉讼论文答辩的准备 民诉论文答辩是对学生的论文进行的一种口头测试方法，所以学生对答辩的准备就首先应该以论文为根本。
熟悉自己的文章，对于文章的整体结构，文章的主要内容都要了然于胸。
但是不要死记硬背，而是应该真正掌握自己论述的内容，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然后，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涉猎相关的知识，拓宽视野。
例如，对于探讨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论文，就需要掌握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现状，存在哪些弊端，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由于民事再审是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再次进行审理，所以相关问题有既判力，民事程序的安定，法院的权威性等等。
(二)民事诉讼论文答辩的进行 1．答辩老师针对民诉论文经常会提问如下一些问题，“请简述你文章的主要内容”，“请简要回答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针对你文章的某一部分进行提问，但都是以学生的民诉论文为依据发问的。
2．同学在答辩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1)言谈举止要大方自然，努力控制自己的紧张心情。
对待答辩老师要有礼貌。
答辩其实就是向老师做的一个口头的论文报告，所以只要自然的把自己的观点、理解表达出来就行。
(2)回答答辩老师提问一定要有针对性，简明扼要。
因为每个学生的答辩时间最多十分钟左右，而答辩老师最少三个人一组进行提问，所以同学的回答只要把民诉论文大的纲要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就行。
回答切忌罗嗦，生硬的背诵。
答辩进行中，学生可以拿着自己的民诉论文或者准备的相关草稿。
这样也是为了使学生更加自然表达自己的观点。
(3)对于老师提问的和民诉论文相关的问题，学生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怎么办?建议采取如下办法应对。
首先应该沉着、冷静。
老师的提问肯定是从民诉论文引申出来的，所以尽快找到民诉论文的知识点。
其次，心里要明白老师提问的目的可能是看看你的知识面，要听听你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最后，大胆的说出自己的看法，礼貌地和老师进行探讨。
许多法律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所以千万别紧张，沉着应对，一定会取得不错的答辩成绩。
总之，一篇优秀的民诉论文应该结构完整，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还要有规范的注释和形式。
同时在答辩中学生要言之有物，条理清楚。
道德与法治的作文600
> 字体 大 中 小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
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
[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还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
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
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
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
[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
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
[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
[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
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
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
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
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
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
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
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
[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
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
”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
”[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
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
[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
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
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
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
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
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
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
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
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
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
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
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
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
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
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
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
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
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
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
……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
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
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
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
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
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
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
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
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
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
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
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
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
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
”[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
[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
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
”[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
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
”[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
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
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
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
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
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
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1] 参见《法制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3版“3.15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