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作一篇关於五四运动的感想
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在花海灿烂夺目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
弹指一挥间，人类已昂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战胜了衰落，走向振兴，挣脱了屈辱，走向奋起，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民族救之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会忘记那举起民族救之旗帜，开创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新纪元的先驱者，不会忘记革命战争的峰火硝烟，更不会忘记，为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地传到我们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靓丽的季节，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字眼，我们要去追回与你同行、释放自己青春的能量。
青，是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春，是季节，是成长的季节，青春就浊出成在成长季节的那片生命的绿色，是阳光下那片灿烂的笑容。
青春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它也许是你人生的一处驿站，不过请记住，即使它象一颗流星，我们也要努力让它成为一次辉煌的闪现，不惧艰难困险，敢于拼搏，志比云天。
中学时代，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得强壮，挫折会使我们变得坚强。
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面对山峰，去欣赏它的风光，面对未来去争创人生的辉煌，这样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青团留下了英勇奋斗的足迹，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世纪，中国共青团，将以新的面貌，面向新世纪，以新的作为开创新的事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继续谱写光辉的篇章。
我们缅怀“五四”先驱们的业绩，回顾中国人民和青年在整个世纪，走过的历程，作为当代青年团员应当秉承民族精神，高举“五四”火炬，肩负时代责任，让我们用知识加汗水，以满腔热情，去开拓、去创造、去拥抱新希望，来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吧。
青春是什么
青春可以是携子之手，浪漫而温馨地漫步于桃红柳绿之中；青春可以是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跳千奇百怪的街舞；青春可以是无休止地泡吧，疯狂地蹦迪，如果还嫌不够刺激的话，那就去蹦极，开飞机。
难道，难道青春仅仅就只剩下这些了吗
青春也可以是潜心于科学研究，十年磨一剑；青春还可以是扎根于边疆，一心谋发展；青春更可以是手擎炸药包炸碉堡时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声。
青春是整个人生旅程中最绚丽的一站，最奇妙的一站，最灿烂的一站。
青春孕育着无穷无尽的能量等着我们去开采，去挖掘，去释放。
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诠释，乃至于实现，而青春正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黄金时期。
青春需要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朋友们，不，战友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在向我们召唤，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我们的身影，前进吧，前进吧，让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点燃创业的梦想。
维新运动的意义与教训
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
戊戌变法的感想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
通过维新派的宣传，维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国人的心态也随之改。
威信变法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维新派揭露帝国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传播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
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起了人们近代的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迅速到来。
总结维新思想的进步作用
冲击了封建思想 促进了西方民主思想传播 有利于中国近代化
高分求一篇关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比较的论文，3000字左右，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
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中国 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 日本 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
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
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
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1995.1〕）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
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
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依田憙家：（，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
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
”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
”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
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依田憙家：]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
[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
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
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
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哲学社会版，1995.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
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
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罗肇前：，史学月刊2001.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
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
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哲学社会版），1995.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
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
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
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
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
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
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
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
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
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
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正式开始改革。
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
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
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
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
[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
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
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
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
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
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
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
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
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
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
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
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
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
[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分析总结两国近代化实践成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第一，腐朽的制度。
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
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
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必定会走上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原因：1 资产阶级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的斗争勇气，采取改良途径，发展资本主义 2 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 3 对列强和封建反动势力又寄予幻想 4 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失败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
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第一，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使得倒幕派的力量能够迅速壮大。
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它的全部领土又被分割为二百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每个藩的领主都拥有独立的而且是世袭的军政实权，因而潜伏着很大的离心力。
由于一些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倒幕派的力量能够迅速壮大。
第二，倒幕派掌握了较大的实权，终于推翻了幕府的统治。
在幕府统治崩溃前，倒幕派已拥有较强的实力，如长州倒幕派已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奇兵队；反幕府的藩主还纷纷结成联盟；倒幕派把新天皇抓在手中。
特别是民心所向，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高涨，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也间接支持了倒幕斗争。
幕府已处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腐朽不堪的严重危机之中，在最后的决战中，不堪一击。
第三，倒幕派建立政权以后，实行了全面、有效的改革措施。
明治政府确立后，逐步进行政权建设，把原来以将军为首的幕府领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改造为以天皇为首、维新派下级武士为核心、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专政的新政权，并通过一系列官制、机构的改革，使这个政权得到巩固和健全。
然后，由这个强有力的新政权来发布命令，逐步进行除旧布新的各项重大改革。
第四，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日本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使它的国内改革能够在较少的外部干涉的情况下顺利实现。
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教案一、目标及要求1、通过对维新运动的讲义让同学更客观认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学会从多种角度考虑问题。
2、在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中总结历史教训，增强历史使命感。
二、教学过程由几张维新运动的图片导入本课，维新运动失败原因的几种不同观点：1、维新变法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中顽固派的利益实际上，维新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
维新派在对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旧体制所进行的改革，触动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根基，遭到了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使变法改革在封建的泥沼中，举步维艰，难以行进。
封建顽固守旧势力这时统统聚集在一起，对维新派的改革屡加抵制和破坏。
结果，光绪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匆忙出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戮。
维新派苦心筹划和设计的一系列关于推行变法、改革国家机构的方案均被吊销。
与此同时，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衙门机构全数恢复。
顽固派迫不及待地复置了“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罢经济特科，废官报局，禁报馆，复八股考试”，接着又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
随着旧机构的恢复，封建的旧官僚们纷纷官复原职。
就这样，维新派最终陷于失败的悲剧。
2、维新变法从资产阶级角度出发，没有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