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写一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放开明主题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的作文。
不少500字
国家开放大学入学心会通家开放大学入学使我们了解了国家开放大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习方式，学习方法和技巧，以自学为主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之一，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在线学习的魅力，它的方便、快捷、灵活是其它教学模式无可比拟的，也正因如此，才让我有可能边工作，边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了工作水平，也通过工作巩固了学习效果。
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还学到许多专业之外的知识，让我更深层次的了解了知识之外的知识。
即重温了历史，又展望了未来。
在学习的过程中：第一，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因为明确的学习目标是顺利完成全部课程的前提。
从目前社会大环境看，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知识的有效期在不断缩短。
有的人往往会因为知识有限和社会变化太快而被淘汰。
这就给了我们继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己提出了必然的要求。
所以，加强学习成为我们生存发展和应对竞争的有效手段。
用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并争取能够学以致用。
所以我学习的目标很明确，提高水平，学到知识，更好的应用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
第二，要尽快适应在线学习的方法，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更加坚定了在线学习的重要性。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工作、生活、学习之间的矛盾。
工学矛盾是每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电大学员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如何能够较好的处理工学矛盾，在高标
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成就
最近，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到目前为止，大致可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
前30年(1949－1978)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30年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
当前社会上出现一些错误观点，全面看高后30年而贬低甚至否定前30年，也有人用前30年好的一面来否定后30年。
如何正确对待这两个30年，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重大成绩，后3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问题亦引人注目。
后30年是在前30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是探索、铺垫与继承、发展的关系。
一、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重大成绩，全盘否定前30年的历史是极端错误的前30年，新中国在经历长期战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期间，先是经历了三年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经历了大跃进、，随后又遭受前苏联逼债和，特别是发生了“”，前30年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贬低甚至否定前3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绩。
(一)贬低甚至彻底否定前30年的历史，是极其错误的观点当前，不少人在贬低甚至彻底否定前30年的历史。
如果说敌对势力持这种观点是别有用心，那么，一些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盲目作“自我否定式”的反思，甚至比敌对势力走得更远，那将非常危险。
贬低和否定前30年的种种错误观点，异曲同工。
有的是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进行否定，有的是全面否定前30年的历史，对的缔造者进行肆无忌惮的诋毁，有的是借肯定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从深度和广度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而达到对全面否定之目的。
贬低和否定前30年的历史，大有形成一股思潮之势，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清醒地认清这股错误思潮的极端危害性。
因此，在庆祝成立63周年前夕，非常有必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给予坚决批驳，还历史一个公正的答案，让人们清醒地、正确地看待这30年的历史，既要反思这一时期的失误，更要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历史功绩(二)等开国元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前30年真如那股错误思潮所散布的那样一团黑暗、一无是处吗?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能力，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
第一，半年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三年恢复国民经济，被世人叹为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后，仅用短短半年时间，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解决了旧中国多少年来无法解决的金融物价问题;仅用三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
建国后到1952年底，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及长期战争破坏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全国确立，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仅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引导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这是实行全面和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
到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都要靠进口。
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到1975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
即使“文革”期间，工业总产值也有大幅增长，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
从1952年至召开前，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在1979年以前大部分投产。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至逝世时的1976年，中国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绩。
前30年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穿越于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地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成兰新线)。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1949年后所建;仅淮河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
这些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的从容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文化教育事业成绩斐然。
“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而且教育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注重素质教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龄儿童教育负担很轻，升学率在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高的。
这都表明了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的贡献和教育的高度平民化色彩。
第六，建立了规模庞大、涉及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
保守估计，前30年建立的三千多所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从全球范围看，也只有美国和前苏联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
没有这些科研机构，新中国要建起较高素质的民用和军事工业，根本不可想象。
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七，创建了覆盖面广、方便群众、适应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为保障人民的健康，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
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
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65岁，女人69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
这表明，时代的中国政府及其执政体制，并非像西方宣传的是不人道的，相反，人道主义色彩浓重，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政府都会考虑。
第八，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了较大提高。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对1950－1980年社会主义阵营(苏东和中国8国)和资本主义阵营(16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作的比较，中国的表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间，GNP年平均增长6．44%，在进行比较的24个国家中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长4．18%，次于日本、希腊、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居第5位。
这个事实说明，前30年绩效很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经过30年的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断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好转。
更值得一提的是，前30年的这些成绩是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
以上表明，前30年成绩巨大，不容否定。
(三)前30年既然是探索时期，出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是在经济衰败、人民困苦、百废待兴，并遭到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封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搞建设，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其困难可想而知，建设探索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亦在情理之中。
然而，等开国元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精神，硬是把一个破败不堪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充分肯定前30年，并不否定这30年探索中出现的错误。
如何看待前30年的错误?笔者以为根本问题在于指导思想上过于强调“政治挂帅”，过于强调主观力量的强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作用。
主要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急于求成。
过渡时期原定为十五年左右，后来缩短到了四年。
“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等过“左”口号，一大二公不切实际的做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炼钢铁”、“土法上马”等不讲科学的经济建设思维和方法，造成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折腾;二是注重国家发展，忽略人民生活，造成国家进步快，人民生活水平上升速度比较缓慢;三是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制约了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等。
究其根本，在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还有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失误。
正因为前30年探索中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要改革。
而改革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改革来推动新中国继续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正因为前30年被封锁，所以要开放;而开放是利用世界人民所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来加快我们的发展。
所以，肯定前30年的探索和成绩、正视前30年的错误，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二、后30年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问题亦引人注目，回避这30年存在的问题，同样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从那时起，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新诗篇，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功。
总的来说，成功完善了前30年发展中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对外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教育、文化产业大发展，国家在外交、国防、军队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两岸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等等。
这些都为我们国家实现今后的发展目标，奠定了雄厚基础。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人能否定得了。
有的人企图用前30年好的方面，来否定后30年的改革开放，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但是，我们充分肯定后30年，并非说后30年没有问题。
如果说只有成绩，没有问题，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不符合后30年的真实情况。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后30年，“因为改革开放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度中进行的，是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又是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生剧烈变动的环境下推进的。
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时间，势必会给改革开放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
这30年间，有成就，也有问题;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那么，怎样来看待后30年存在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从宏观角度概括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总体来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落后;资源开发步伐加快，生态保护相对缺失。
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分配不公，差别过大。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巨大差别?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吗?不是的。
反思我们十二大以来的分配理论，应该是正确的。
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等等，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在实践操作中，把握分配话语权的阶层过于注重自身阶层利益，造成分配上的不公。
其实，公民对于合理合法的劳动所得，并没有不满，不满的在于社会上的不少收入为不合理不合法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这必然诱发大量社会矛盾，甚至趋向激化。
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合理调整分配中的不规范行为，调节过大的收入差别，真正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分配政策，切实解决当前贫富悬殊问题，以引导社会走向公平，稳定社会情绪。
第二，制度缺失，有规无矩。
曾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各项制度正在不断完备。
笔者这里讲的制度缺失，并非是没有制度，而是指有制度不按制度办事。
现在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地制定和充实，有些制度正在日益发挥作用。
一些公开透明办事的制度，如公选领导干部，公开录取公务员等，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但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难免出现混沌状态，造成有制度不按制度办事。
制度缺失，必然带来社会管理混乱，让人无所适从。
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并使之有效，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基础。
第三，基础削弱，潜伏危险。
笔者以为，当前的严重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削弱、城市贫民阶层涌现。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吸走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千千万万农民进城打工，造就城市繁荣、工业崛起的同时，是农民弃田而去，出现农田荒芜、农村萧条的景象。
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又出现了一代“城市贫民”，他们工作不稳定，生活质量低劣，子女入学困难，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步伐，妥善处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夯实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社会基础。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还出现诸如诚信水平下滑、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不能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忽略它，也不能过于夸大而否定改革。
客观公正看待、逐步在改革过程中完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态度。
三、新中国的两个30年是探索、铺垫与继承、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也是探索新中国60年历史的重要内容。
笔者以为，新中国的两个30年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是探索、铺垫与继承、发展的关系。
(一)后30年是对前30年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否定改革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
国家体制没变，依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依然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领导力量没变，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导思想没有变，还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
这都说明，改革开放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原有的基础，也不是照搬别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其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
前30年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的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后30年，是以、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为代表，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无论从质和量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30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所以，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阶段，都是新中国整体发展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经历。
任何采取历史取消主义或美化主义的极端态度，全面肯定或片面否定其中一个历史阶段，或者把这两个30年的历史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
一味否定前30年历史，割断前后两个30年历史的关系，必然造成严重的恶果，是极端危险的。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两个30年之间的必然联系。
(二)的成绩，离不开前30年打下的坚实基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纪念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可见，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
没有前30年成就的基础，就不会有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
正确看待前30年的历史，客观地评价这30年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所奠定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反映论。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离不开建国后30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时代的基础建设，有的到现在还在发挥着重大作用。
那时，真正制约了生产力释放的，是对人的主动性的约束，这一点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可以看出。
前后两个30年的发展环境完全不同，前30年被发达资本主义所包围以自身力量从非常落后的阶段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艰难起步快速发展;后30年则在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再充分吸纳发达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迅速发展。
两者发展的起点、条件完全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前30年以艰苦的努力、斗争甚至牺牲，才换来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发展环境。
一句话，没有前30年的奋斗与成功，没有前30年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哪来的后30年改革开放?(三)改革开放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教训，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前30年，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特殊时期，是在经济基础极度薄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帝国主义严厉封锁、建设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这就决定了必须用政治手段来号召人们，用精神力量来鼓舞人们，所以那时成为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必然造成人们的思想禁锢。
诚然，如果那个时代既能利用政治的手段，又能利用经济的规律，也许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会更顺利些。
但要求新中国一成立，各项政策就非常成熟，那是不现实的，要求新中国一成立就采用现在的各种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前30年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珍惜。
经过30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规律，充分认识到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于是，我们党吸取前30年的经验教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领导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人们从思想上言论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有了很大的自由度。
这就为人们开发智力提供了可能，为人们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和时空里创造财富松了绑。
整个社会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局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史是相互联系的，大体呈现阶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趋势实事求是地看，60多年虽有失误、有挫折，但经济建设基本上呈现阶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无论期间发生了什么，每一个十年比上一个十年都会有一个较大的进步，这是新中国60多年发展的基本趋势。
这从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受到。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家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所以新中国60多年中最后20年的发展从条件上来说是最有利的，呈现出双赢选择时机，必然出现双向良性合作，并带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是连贯发展的，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互相依存的历史，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比前30年发展更快，发展更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多年历史，是辉煌的历史，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面对新中国两个30年的成就与问题，我们进行深刻的总结与反思极为必要。
只有充分肯定两个30年的成绩，才能鼓舞人民的斗志，积聚继续前进的力量;只有反思两个30年的问题，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少受挫折，少走弯路。
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反思，都应该建立在理性、客观和公正的基础之上，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行政浪费、环境污染、分配制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反思，应该立足于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反思问题既不能成为否定前30年成绩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否定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理由。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我们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加快步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
（作者系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南昌大学兼职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取得的成就?
伴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举国上下重新瞩目入世的影响与对策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想法。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等等。
另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
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
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理论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史的考察上，只有深刻把握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开展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研究”臻于全面。
而后一种角度恰恰是现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一些论著只停留在思想史的考察之上，过于侧重学术性，影响了经济思想研究服务于指导实践的功能的发挥。
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应避免只承担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作法，注意就理论现状部分做出自己的研讨，也就是说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特点、重点问题、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向等作出分析和概括。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有益于促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入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围绕对外开放战略、引进外国资金与先进技术、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特区与区域开放、“三资”企业及其管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决策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许多指导我国正确实行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其中同样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有关理论和思想。
但是目前还缺少较为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过程的著作，并且在经济学界近些年全面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时又存在对此方面注重不够的情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推进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需要。
（注：笔者近几年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总结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若干著作和一些研究跨入新世纪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感到一些论著在作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同时却对总结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经验方面注意不够。
例如在《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中选择了15个重要理论专题，却没有对外开放方面的题目。
在《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精选（1978－1998）》（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中选了14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也没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对外开放的。
在《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中，共选录160多篇论文， 只有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方面的文章。
在《跨世纪的预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中，有65位经济学学者透析中国经济走势，只有5 篇文章从局部的角度思考了经济开放涉及的问题。
这种情况固然与我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存在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着力探讨有直接关系，但却与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支撑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地位不很相称。
此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等。
）因此，对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其间的规律性认识，从发展现状的角度概括其特点并找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无疑会促进此理论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使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入。
2.有益于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一是可以帮助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研究经济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但很长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这一块内容。
在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
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
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 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
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
〔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 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代理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此外，由于经济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经济开放理论的系统研究还会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3.有益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
基于跨世纪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也不能简单依据我国原有的理论认识来办事，而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探索有效指导实践的新理论。
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
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对外开放实践的历史经验，努力揭示这一理论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的现状，找出其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之处，正可以推动这一理论朝着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的方向前进，这将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工具和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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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仅供参考： 一、改革的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2004年在全国进行了颇有声势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35家试点单位中，属于新闻出版系统的有21家，其中有4家党报集团(大众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4家经营性报社(中国经济网、今晚报、中国证券报、电脑报)。
党报集团的改革主要以机制创新、增强活力为主，进行企业、事业两分开的试点，即将党报的主业部分(采编)与经营分开，也就是把报纸的广告、发行、印刷等经营业务从主体业务中剥离出来，组建为企业。
经营性报社的改革主要以体制创新为主，进行从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转变的改革。
期刊业的改革没有纳入全国的试点，但广东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对家庭期刊集团进行了改革试点，“家庭期刊集团整体改革方案”经广东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目前正在有步骤地组织实施。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推进报刊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以北青传媒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为标志，我国报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对我国报业的改革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北青传媒有限公司由中国经济网社控股87．9％，去年12月在香港H股上市，一举成功，成为内地传媒业海外公开上市“第一股”。
电脑报社与香港巨商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合资成立“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公司”，TOM集团支付2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占有这家合资公司49％的股份。
这是继《计算机世界报》后25年来经政府部门批准的国内首例报社合资项目。
三、跨地区、跨媒体合作办报做了新的尝试。
继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与中国经营报报业集团合作主办《新华网》、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与法制日报社合作主办《世界报》后，去年又批准了上海文广集团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中国经济网社在上海合作主办《中国网》、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报业集团与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合作主办《每日经济新闻》。
虽然跨地区、跨媒体合作办报目前尚处在试验阶段，这种合作形式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也还有待完善，但从报业发展的规律来看，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对于建立全国统一的报业市场体系，实现优势互补，都有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2004年是我国报刊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是完全有根据的。
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但整个发展态势是健康的、平衡的、有序的，既没有因改革而失控，也没有因怕出问题而停止不前。
去年我到各地走访了一些报刊社和试点单位，我总体感觉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改革愿望强烈，发展信心十足，反映出一种上下齐心协力谋改革、促发展的新气象。
记者：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提出，要围绕“一条主线”、把握“三个坚持”、突出“四个更加注重”。
您认为报刊管理部门应如何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强化监管，为报刊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石峰：面对新的改革发展形势，作为管理部门，我们的压力很大，既要推动行业的改革，又面临管理工作自身的改革，而且如果管理工作、管理部门不改革，就很难推动行业的改革，这给我们管理部门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破解这个课题，很现实，又很紧迫。
为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闻出版总署正在努力实现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行为的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管理理念上，由监督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管理中增强服务意识。
如去年记者证的换发，我们建立了中国记者网，可在网上申报办理、网上查询，在提供服务中加强了管理，把整个管理工作纳入到现代化管理轨道。
又如我们拟推出《报业年度发展报告》，为各报社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再如我们委托中国经营报社组织召开报业竞争力年会，既对报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又为各报社之间的研讨交流搭建了舞台。
二是在管理职能上，从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
目前新闻出版部门还有较多的审批事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经过清理，新闻出版总署的69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取消了28项，保留了36项，向省级新闻出版局下放5项，报刊变更刊期的审批就已经委托省级新闻出版局执行。
应当说审批也是一种监管，该做的审批事项还要把好关，但是审批不能代替监管，行政机关要从注重审批向注重社会监管、市场监管转变，为行业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这两年来我们加强了报刊的审读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打招呼、作处理。
又如我们加强了对违规出版活动的查处力度，规范出版行为，优化市场环境等。
三是在管理行为上，由凭主观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管理者对被管理者都是我定规则你执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管理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一切。
今天不同了，定规则要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部门不经授权，不能任意设定行政许可。
管理部门不能再说什么就是什么，对被管理者的处罚要合法，要讲程序，要进行听证，允许申辩。
所以，管理者自己要重新定位，摆正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说应该是平等的，依法行政的要求使管理者面临许多新的考验。
记者：你在今年初的“报刊改革研讨会”上强调“报刊业改革正处于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如何理解“重要而关键”的内涵? 石峰：我们整个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报刊业也同样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报刊业改革。
这里指的大环境包括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建立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共识，等等。
应当承认，相对于我们国家改革发展进程，报刊业的改革发展相对滞后，这是因为报刊业有其特殊性，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但是，报刊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必须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可以有特殊性，但不可以有例外。
其实，报刊业的改革一直在推进，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报刊业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
二、报刊业改革的方针政策逐步完善。
改革要有相关的政策支撑和引导。
这些年来，中央连续颁发有关文件，报刊业改革的方针方向已经很明确，政策措施逐步到位，改革思路愈来愈清晰，为报刊业的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如中央把文化事业划分成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部分，实行分类指导，这就打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结”，为经营性报刊的转制提供了理论、政策依据。
又如改革过程中对人员的分流安置等，也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为改革铺轨架桥，减轻了报刊社的改革成本。
三、社会和业界对报刊业改革的承受能力增强了。
在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中，认为报刊是宣传思想文化的阵地，总担心面向市场、转制、融资等项改革必然会影响舆论导向。
也有的长期“铁饭碗”拿惯了，改革会影响既得利益。
还有的单位历史包袱沉重，改革迈不开步子。
现在情况不同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对业界和社会公众来说，这是对文化产业包括报刊业性质认识的一个巨大飞跃，报刊业要作为产业来发展，唯有改革才有出路。
业界和公众对报刊业的改革有了一种内在动力，有了一种期待，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这是推动报刊业改革的极好时机。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报刊业的改革是个有力的推动。
目前，我国人均消费报刊的水平还很低，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不相称，搞得不好会形成“拖后腿”的局面。
这不是危言耸听，根据有关部门对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刊的人均消费指数没有达到设定的指标。
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着”报刊业改革发展。
仅仅这些情况就足以说明，我国报刊业已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大力推进改革发展。
记者：2005年报刊改革发展的主要思路是什么?报刊管理有哪些新举措?要达到什么主要的目标? 石峰：根据整个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2005年报刊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思路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保证正确导向为根本，以促进发展为目的。
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现先进文化建设要求的、符合我国报刊业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据此，2005年推进报刊业改革发展的主要举措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认真总结改革试点单位经验，巩固和推广试点工作成果。
如上所述，去年报刊业的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和突破，十分可贵。
但这些经验要全面推广，需要进行总结和提高，有的还需要完善，有的目前个别试点可取，在面上推广还不行。
因此，我们将召开若干专题研讨会、现场交流会等，把试点单位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共享改革成果。
二是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报刊事业单位的改革。
在相关政策完备的前提下，首先要推动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重点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条件的还要进一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对党报党刊和社会公益性较强的报刊，由国家主办，实行新的事业体制。
所谓新的事业体制，就是要改变国家投入的方式，实行灵活的事业体制，养事不养人，以提高投入的效益。
改革的重点足在科学划分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的前提下，实行宣传和经营两分开，把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等业务和其他经营性产业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搞好经营，为壮大主业服务。
同时要继续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为此，将出台《深化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已组建的党报集团要深化改革，重点是剥离集团控股的企业，理顺管理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抓好经营，壮大实力。
三是探索和实行报刊退出机制。
我国报刊业缺乏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报刊业健康发展的痼疾，成为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只生不死，可以说对任何事物都是违背生存规律的。
我们曾尝试实行期刊试办期制度，但是由于体制问题，由于没有建立报刊质量指标体系，难以真正实行。
这一步跨不出去，报刊业的改革发展没有希望。
今年我们准备下大力量建立报刊质量评价体系，各方面的要求都要具体化、量化。
有的省近年来试行报刊质量末位淘汰制，取得了一些效果，我们支持这种尝试。
四是合理规划报刊业发展的结构布局。
现在大家都认为报刊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但怎么不合理，怎样才算合理，谁都说不清楚。
而且实施《行政许可法》以后，申请人申办报刊，批准或不批准的依据是什么? 《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新办报刊“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规划都没有凭什么审批?但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论证，不但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有政策措施、目标任务、指标体系等，要用数据说话。
我们认为这是项基础性工作，要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工作来做。
此外，今年还有几项工作要做，一是要尽快完成报刊出版数据库建设。
这是实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二是规范报刊市场秩序。
现在报刊发行成本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了报刊社的效益。
我调研时了解到，有的报社一年光花在发行促销上的资金就是上千万元，那么全国是个多大的数字?我们初步计划联合有关部门重拳出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纪律的手段，共同规范市场秩序，优化竞争环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三是修订报纸和期刊的两个管理规定。
这两个管理规定都已经实施十几年了，一直没有修订，我们本来想等到改革相对到位再修订，但现在看来是等不及了，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管理工作需要，我们要求今年上半年修订完成。
四是要对高校学报进行一次调研。
高校学报约占刊物总量的三分之一，数量很大，但总体质量不高，面向市场的很少。
教育部正在对学报实施“名刊工程”，我们大力支持。
我们准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高校的学报进行整顿。
五是建立新闻采编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
出版专业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以来，效果很好，对提高出版队伍素质起到了很大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与人事部沟通，争取尽快确立和实施新闻采编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
六是实行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
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国新出版物数据调查中心”，正在制定报刊发行量认证规则和办法，先对报刊发行量试行认证。
此举对规范报刊业的发展、建立诚信机制将起到积极作用。
七是建立新的期刊物流配送体系。
我国期刊的市场规模在1985年就达到了25亿册，到现在20年间，一直在25—30亿册之间徘徊，其中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覆盖率不够，我们的物流配送体系不行。
我们正在与国铁传媒公司接触，探讨建立新的期刊物流配送体系的可能性。
最近计划开一个研讨会，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争取尽快建立一个全新的期刊物流体系。
由此可见，我们今年的工作任务很重。
记者：您认为报刊业改革面临哪些问题? 石峰：突出的问题是转制以后如何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如何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应当承认，企业经营的指导原则与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原则存在矛盾的一面，传媒业有自身特点，转制以后两个效益的矛盾、党管媒体的问题会尖锐起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是说改为企业就一定会出现导向问题，但可能性和几率可能会高一些，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改革的成本。
人员分流，富余人员安置，离退休人员待遇都需要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一些历史包袱较重的老的报刊社，这是个难题。
解决这个问题，在发达地区可能好办些，不发达地区怎么办?在全面推开时，改革成本的负担问题是很复杂的。
记者：您曾经强调报刊业改革的三个层面：即管理体制的改革、报刊社经营机制的改革和报刊社内部用人制度的改革。
您认为这三者的关系应如何处理? 石峰：我认为这三个层面的改革不是并列的，而是一种梯形构架，相对而言，体制是宏观，机制是中观，用人制度是微观。
体制改革是根本，抓住体制问题才抓住了“牛鼻子”。
机制是体制的体现，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机制，体制适应市场经济，机制才能适应市场经济。
用人制度是为体制机制服务的，体制机制变了，用人制度才能变。
现在看来，难度还是在管理体制改革上。
记者：目前跨媒体、跨地区经营引人注目，对此总署有什么政策要求? 石峰：目前经批准实行跨地区合作经营的报社就是前面提到的4家，还处于实验阶段，在操作层面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管理体制问题。
如果跨地区合作经营以后削弱了对媒体的有效监管，这种形式就值得研究。
我认为报刊跨地区经营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现在这几家的形式还比较单一。
由于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目前还不宜全面铺开。
无论何种形式，跨地区经营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就是属地管理的原则。
报刊跨媒体经营目前已经很普遍了，但效果并不明显。
主要问题是，跨媒体经营的动力是市场的还是行政的。
不是市场行为的选择，而是靠行政推动，走起来会很困难，不见得能做强做大。
只有按市场要求，采用经济手段，才会有生命力。
记者：前一阶段报刊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任务是否已基本完成?2005年在报刊治理方面有何新举措? 石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报刊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所谓“阶段性”，就是说治理整顿的任务不是全部完成了，只是阶段性成果，而且这个成果还有待巩固。
目前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县级被停掉的报纸，有的还在千方百计地变相出版，而且解决起来很难，要加大解决力度。
二是党报党刊的发行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地市级党报的发行问题。
党报党刊作为党的宣传主阵地，需要在基层有一定的发行量，党的声音下不去，就与报刊治理整顿的目的相悖了。
但老百姓认为用行政手段征订就是摊派。
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正在做专题调研。
我认为，党报党刊要改进宣传报道工作，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办成老百姓爱看的报刊，这应该是根本出路。
记者：根据我国入世承诺，出版物的分销市场将全面放开，您对外资进入报刊零售，批发业的前景和可能的影响如何评价? 石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进入报刊的分销领域也是报刊业改革发展的需要，总体上说，是有利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报刊业缺少竞争，外资进入可促进行业竞争，同时为我们构建报刊市场体系提供资金和先进的管理。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报刊的分销市场毕竟是一个宣传思想阵地，外资进入以后，实际上也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渠道。
况且市场对生产的反作用也不能忽视，搞不好，报刊分销市场也会影响报刊出版环节。
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主导权，在对待外资问题上，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怎样写心得体会
益智课堂与思考力培养研讨会学习心得体会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虽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收获颇大，感想也颇多。
对小学的数学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出发点，对我以后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启发。
我是一名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在忙于传授知识的时候，可能就忽视了孩子们能力的培养。
有了这次的学习，让我停下了脚步，思考我也应该让我的孩子们，也在游戏间学习，获得能力的提高。
小游戏大智慧这个活动，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我就此次学习培训的经历，简要地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一、学习培训的经历回顾这次观摩了六节数学课，也聆听了这五位教师的设计思路，以及他们团队对课的解说，同时专家对他们的课进行了点评。
我的回顾：第一节课《七巧板的奥秘》，授课教师王庆伟。
从七巧板的历史引入，古代根据人的多少，对桌子进行拼摆，学生使用的桌子正是七巧板的拼摆，巧妙的从过去转化到现在，同时也告诉我们七巧板对我们的未来也会有影响。
每一个环节王老师都巧妙的选用了一个成语，每个成语都告诉我们了，这一环节要干什么。
从形影不离到如影随形再到形由心生，从简到难、从部分到整体、从布置任务到创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边动手操作边叙述过程，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动手操作能力、语音表达能力、思考力。
有一处情景我记忆的特别深，在形影不离这个环节中第四位孩子和其他孩子的拼摆方式，当着个男孩拿出不同板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孩子拼错了，可是当他完成这个小猫的图案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