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文化作文300字
一个月前，翻中那厚厚一沓古田80周年报道策划，细数着似识的那几个字眼—红四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九月来信”，我反复尝试着拾起曾经在历史书和政治书中读到的关于那个年代的讲述。
然而那些残缺、破碎的记忆，终究难以在我脑中织起出一段完整的历史片段。
那段峥嵘岁月虽风云变幻莫测，但却承载着厚重的精神积淀。
12月初，陈孜主任带着我，来到了闽西这片充盈着英雄传奇的红土地，重新追寻当年革命先驱们在这里留下的红色足迹。
参加工作这几年，闽西龙岩也拜访过多次，而到上杭古田却是头回登门，瞻仰过古田会议会址，再参观了古田会议纪念馆，总算对那段历史有了一个感性认识，脑海中原先残缺的记忆也被逐渐串接了起来。
晚上回到驻地，请来“谷歌”、“百度”二位弟兄共同梳理白日里的所见所闻。
可随着信息的聚集和材料的整合，加上专家、杂家们的各持己见，电脑屏幕上的采访提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可怕的聚变，洋洋洒洒上万字的历史讲述像蠕虫一般在我的视网膜和大脑皮层上挣扎扭动，好端端的几条新闻策划，怎么就被我折腾成了“史诗”。
然而该系列每条新闻预定的长度只有三分钟。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被许多个疑问纠缠着——红四军为什么来到闽西
从红四军的第一次党代会到第九次党代会，从撤销军委到恢复军委，从撤销的前委职务到请回到部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不是在古田而是在新泉所作
在离开红四军的日子里，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和有关，而如果能解开这些问题的因果，也许创作思路也就能豁然开朗，也许，在闽西曾经去过的地方，我都该去看看……追寻着伟人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泉、长汀、才溪等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寻访中陈孜教给了我一种“化整为零零上加零”的工作思路。
每到一处，除了解以及红四军当时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之外，还要结合曾经在此处留下的重要著作，进行写作背景的分析研究，甚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在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点滴的细节，都可能为整篇报道增添魅力。
于是，老人、专家、导游，甚至是依稀留在老房子墙上的标语，都无一能幸免于我们的造访。
随着采访的深入，原先的一个个疑问也迎刃而解。
在新泉，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军事、政治矛盾；从老人的讲述中得知当时战争情况的复杂，在新泉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后的被迫转移；在长汀和才溪，从的两部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才溪乡调查》中透露出当时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梳理素材，整个系列报道中用于搭建历史框架的材料已一一具备，古田会议的深远意义，远不在于古田镇上那小小的廖氏宗祠内，而是从1928年4月红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到1929年12月第七次党代会这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在红四军内部发生的曲折反复的争论以及最终确立的正确原则，这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和发生在身上的故事，构成了系列报道第一集的主线；同时，在闽西期间深入田间地头、乡间农舍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让第二集要表达的主题浮出水面。
在闽西的这次红色之旅，为正式拍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发生在80年前的那段历史不再久远和陌生。
现在系列报道已经圆满完成制作并且播出了，每一集都承载着浓重的历史分量和不朽的革命精神。
而这次采访对于我来说也超越了一般的主题性报道或一套命题作文，它更像是一次时空穿梭的体验，以至于把自己置身于历史洪流中的我，至今也无法自拔。
近日，参加“红色寻访”活动的同学发起了“百名寻访同学进百个团支部上百堂党课”活动，通过组 织开展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团支部学习活动，将自己在寻访过程中的所思所悟传递给更多同学。
目前已有60多名寻访学生走进各个团支部。
讲台上，浙大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研究生罗刚满怀激情，与同学们分享着他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感悟。
“一大的召开就像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重新探寻中共一大的历史，我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伟大。
” 讲台上3位同学真切地将自己的寻访感受与大家分享。
电气工程学院08级本科生白杨赞，来自一个“党员之家”，寒假时，他们一家3名党员走访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
“作为一名党员，面对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前的党旗，我反思自己的生活学习。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入党，我说，我想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人。
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很多以前无法体会到的感受，在那一刻都涌现出来，我为自己是一名党员感到自豪。
”白杨赞激动地说。
今年寒假，跨越南北5000公里，从家乡黑龙江来到深圳，浙大工科信息大类大一的学生徐磊追寻着深圳的发展步伐，感悟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徐磊动情地说：“我们年轻党员肩负开拓未来的重任，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新老传承的使命。
关于红色文化800字作文
●时下的红色文化出百花齐放的态方兴未艾的红游的兴起，繁花似锦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红的火暴场景等，令人目不暇接。
●从精神需求效应看，“红色文化热”的兴起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
人们羡慕那些有理想、有信仰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
●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
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革命旧址、遗物展现的震撼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最佳教材。
●从江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看，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人们探寻那段激情燃烧岁月提供了最佳场地。
江西，犹如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无数革命先辈和英烈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后人永远值得寻访缅怀的地方。
●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还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红色文化具有历史印证价值功能，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的真谛，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文明传承价值功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并使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具有政治教育价值功能，是开展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载体，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功能，把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和古迹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又有利于把红色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
红色，是中国人喜爱的颜色，更是共产党人钟情的色彩。
马克思早年曾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明确回答为“红色”。
红色，象征着革命和胜利，寄托着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人民军队的军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均为标有不同图案的红旗。
红色传递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崇拜和一种信仰。
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与灵魂。
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其精神文化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物质文化则包括反映革命史实的遗址、实物、纪念地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
红色文化对激励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当历史车轮驶进21世纪，“红色文化热”再度兴起，红色旅游、红色经典、红歌会等含有革命年代独特内涵的红色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
当代人为何对那久远的“红色年代”充满向往之情
弘扬红色文化的价值何在
值得我们去探究。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